受过商业文明熏陶的美国作家斯蒂芬·金(1947—)在《写作这回事》^[6]里曾谈及虽然受过本科教育,但是他从小怀揣的文学梦实现成本是昂贵的。在美国,几乎没人能在很年轻时随随便便即可通过写作名利双收。他年轻时为了谋生,从事各种工作,白天在汽车修理站上班,晚上写小说是家常便饭;后来还在洗衣店工作过。无独有偶,美国另一位著名作家雷蒙德·卡佛^[7]也有过类似经历。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回顾过100年前即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高中教育:“一般来说,高中的学习可以满足人们的多种目标。可以通过家政课训练女孩子成为家庭主妇或者至少学会做饭;可以通过复式记账法培训帮助人们进入商业领域;也可以给未来的企业家、接待人员及组织者发挥才智的空间。”^[8]

总的来说,美国的教育体系在中学阶段就已经有意识地给予青年人适当的职业培训,帮助他们习得除了从事学术生涯以外的适当的职业技能,以备生存之需。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将兼职打工视为生活的必然,较少有“屈才”“怀才不遇”之屈辱感。而他们对艺术领域的追求,反倒成为他们认真打工的动力,以期早日获得财务自由,可以进行较长时间心无旁骛的艺术创作。以2017年在美国获得27项年度图书大奖的《小小小小的火》^[9]为例。该作品以民族志的形式记录了一名美国独立艺术家米娅的生存状态。米娅自1981年从纽约美术学院辍学后,为了坚守对摄影的爱好并保持艺术家的独立性,一直没有从事任何稳定的专职工作,也不会出于经济目的去接一些商业色彩浓厚的项目。因此,在离开大学20年的时间里,她主要经济来源是在餐厅、超市、加油站等处做临时工,甚至做过驻家保姆。她动手能力很强,工作效率高,胜任各种蓝领工作。运气好时,她的摄影作品在拍卖会上拍出较高价格,她则可以用1年的时间专事创作而不必打工。小说无意于赘述她为了讨生活而吃过的那些苦,对她的工作细节几乎都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并没有花笔墨去刻画她在身份认同方面的心理失落感。在她看来,这是她选择的生活方式,她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是心甘情愿的。米娅绝不会像王起明这样的知识分子那样念念不忘自己是知识阶层、是“上等人”、是不应该从事所谓“不体面的工作”。米娅没钱租房子时,甚至就和女儿睡在自己买的二手车后座上过夜。米娅从来不曾自怨自艾,反而很享受经常搬家的生活状态,并认为与不同的社群打交道,往往可以获得很多创作灵感。《小小小小的火》作者伍绮诗是华裔作家,在美国成长,毕业于哈佛大学。从她的成长经历和写作姿态来看,她其实骨子里已经认同美国的这套较为务实、通用的教育体系,所以她笔下的美国艺术家米娅,虽然跟曹桂林笔下的王起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美国,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对“成功”的理解也很不一样。

成长于中国的王起明到了美国以后,始终对成功充满渴望,这是他选择经商的重要动机。毕竟,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里,衡量一名受过精英教育的知识分子“成功”与否的标准很简单: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这些标准都是外化的、可见的。至于拥有这些东西的人他内心是否快乐,并不在该价值体系的考量范围之内。而王起明显然内心里是认同这套价值体系并自发遵守它。

但王起明出国以前的教育背景,意味着他未曾习得除了艺术以外的其他生存技能,以及经商所需的知识储备与契约精神。初到美国,当面临残酷的生存问题时,他的焦虑是必然的。最初,他趾高气扬到中餐厅找亲戚介绍的老板阿春,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可能要从事体面的工作,待发现阿春只给他安排洗碗的活时,那种恼羞成怒的表现也是合理的——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以往的王起明没有经历过完全按市场规则运作的求职、应聘,所以到了美国,以为亲戚介绍的“熟人”理应也按国内的那套游戏规则操作。但阿春已然是一个美国化的商人,她录用员工的标准是他的实际技能、能够创造的价值。因此阿春一看到王起明,直截了当告诉他,她的餐厅里不打算安排音乐家演奏,倒是需要洗碗工。

这是王起明在美国切身感受到的第二次文化冲突。第一次文化冲突来自住宿:在北京他的生活体面,“黄金屋”虽然谈不上,但住宿条件绝对不差。在他的生活阅历中,大概无法想象住地下室是什么情形。然而初到纽约,他和妻子被姨妈从机场接走后,几乎没机会去认认亲戚的门,就直接被带到一个乱七八糟的地下室安居,姨妈扔下500美元,并告知他们以后要还她这笔钱,所以必须尽快找到工作解决吃饭和房租问题——显然,中国乡土观念里走访亲戚要互相亲切寒暄、请客吃饭乃至留宿的那套法则,在纽约是失效的。

王起明的经历,或可视为中国传统礼俗社会与美国法理社会的文化冲突。“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项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10]

中国是农耕国家,几千年发展出来的农业文明对民族性格的塑造是深刻的,乡土中国给王起明打上的精神烙印几乎是潜移默化的。而美国是历史短暂的移民国家,来自全球各地的移民基于生存需求,探索出了最有效率的现代法理社会运作模式,“契约”替代了“熟人”与“亲戚”。

但王起明初到美国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知识结构与背景暂时无法帮助他去理解、消化与乡土中国截然不同的这套人际交往法则。王起明立刻向郭燕抱怨姨妈冷酷市侩,倒是妻子郭燕一下子明白过来,说穿了事情的本质:明明就是北京的穷亲戚跑到纽约来投奔同胞,还自以为是走亲戚。其实按美国的规矩,姨妈并没有帮助他们的义务,帮你是情分,不帮是本分。人家肯帮忙安排住宿、介绍工作并借钱给他们,已经很仗义了。

王起明和郭燕到美国后,还学到了很多与国内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找工作不是靠熟人,而是看招聘广告。做生意、拿下订单,不是靠关系,而是凭产品成本优势、所提供服务的性价比。这些美国学生在高中阶段就已习得的常识,却成了中年人王起明、郭燕一点一滴慢慢了解、掌握的新知识。而这些新知识,可以想见,对于1993年大量尚未有机会走出国门、了解海外世界的中国观众而言,也都堪称新鲜的知识。因此,电视里的王起明和郭燕因为文化冲突导致在美国碰到的一次又一次钉子,成了该剧的重要看点。(www.daowen.com)

2002年,《北京人在纽约》播出10年后,以海尔集团发展历程为故事原型的《首席执行官》上映。较之于《北京人在纽约》聚焦于人物在遭遇文化冲突过程中的焦虑、不安与纠结的情感状态,《首席执行官》的叙事重点悄然转移到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形象的塑造上。电影里的“首席执行官”名叫凌敏,显然是以海尔的CEO 张瑞敏为角色原型。但凌敏不是电影要刻画的重点。《首席执行官》较集中地反映了海尔集团的国际化进程,以及在国际贸易规则中赢得客户,乃至对手尊重的经历。虽然该片拍摄于2002年,故事讲述方式也中规中矩,但电影可贵之处在于,它用各种细节表现出海尔集团在融入海外商业文明过程中的快速反应机制以及对契约精神的尊重。这种意识,甚至较之于后来以新东方集团为故事蓝本的《中国合伙人》(2013)要更为超前,更具国际化视野。

此外,电影不遗余力呈现了海尔集团极具创新性的快速反应机制和“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工作境界。纵观整部影片,有3个片段非常成功地展示了海尔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水平:海尔美国公司的迈克对凌敏说,在美国,冷柜的销量非常好,但是有一个用户难题——传统的冷柜比较深,拿东西尤其是翻找下面的东西时非常不方便。他问凌敏能不能对现有的冷柜进行改良,从上面可以掀盖,下面能够有个抽屉,让用户不必探身取物。为了这样一个建议,海尔的设计制作人员连夜生产了一台样机,并且命名为“迈克冷柜”。在第二天的早晨,当迈克看到这台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冷柜时,他也被深深震撼,他说:“17个小时之前我的一个念头,已经变成一个产品展现在我的眼前了,我简直难以相信,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神速的反应。”如今这款冷柜已经畅销美国市场。

另有一个片段,是海尔产品第一次打入巴黎市场时,法国一著名连锁店的总裁需要海尔提供6种款式的样机,他问海尔的女经理:“开发一种新产品,欧洲要两年左右,韩国、日本要一年左右,你们海尔需要多少时间?”女经理的回答令他非常惊讶,“海尔只需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的时间,海尔为他提供了25款风格各异的样机。

还有一个片段,就是当客户随意地与太太念叨着他们需要一个酒柜的时候,海尔的设计师记下了他们的酒柜设计要求,并且连夜为他制作出来了。当看到这个酒柜时,他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拥抱了这群年轻的海尔人。

虽然海尔在国际市场上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品牌,但是这个品牌所具有的创新速度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2002年《首席执行官》上映后,海尔集团又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其过程堪称比戏剧更具戏剧性。

首先是企业内部办学。海尔大学(Haier University)始建于1999年12月26日。经过10余年的办学摸索,海尔大学如今已经开发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创业型员工培养模式。海尔持续的模式创新,效果正在逐步释放。2016年,近60万人通过在线和移动课堂进行学习,海尔大学一年培养的学员人数比在中国排名前10位的大学学生人数还要多。

此外,海尔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积极关注和认可,其中包括美国哈佛商学院在内^[11]的著名管理院校。1998年,林恩·潘恩教授实地调研后撰写《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案例进入哈佛案例库。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以一种商业思想的方式为世界所关注。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1998年3月25日以第一个登上哈佛讲堂的中国企业家身份开讲。此外,海尔模式已在日本、俄罗斯、澳洲等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实践和验证。2015年5月,丹尼斯·坎贝尔教授的《海尔:与用户零距离》案例研究入选哈佛大讲堂。

证据在数字中。除了专利和产品之外,海尔打造出的新型组织和学习模型还带来了许多其他性能指标。“企业家+”训练营有助于成功将热水器模型引入市场,业务团队在产品发布后1个月内实现累计收入151万美元。迄今为止,海尔大学已经建立了260个学习社区,并开发了2 500多个在线微课程。超过80万人登录了基于云的学习平台。与传统的课堂和其他线下培训相比,海尔大学通过使用新技术实现了约1 000万元(150万美元)的成本节约。

截至2016年底,海尔创业集团共有4 316个创业孵化资源和1 333个合作风险投资机构,风险投资基金规模超过120亿元(18亿美元)。海尔提供160多万个就业岗位,其中100个微型企业的年收入超过1亿元(1 510万美元)。此外,52家微型企业引入风险投资,18 家微型企业的评估价值超过1 亿元(1 510万美元),部分微型企业的价值超过20亿元(3.023亿美元)。^[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