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占世界人口22%的中国1978年外贸额不足世界外贸额的1%,比韩国和台湾的外贸额少”。^[2]

仅仅过了10余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10余年即取得显著成绩,中国经济开始起飞。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的繁荣和富裕也吸引了一批充满野心的中国人。“如果你爱他,那么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那么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是《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经典台词。但纽约既非天堂也非地狱,对华人而言,那里是战场。几乎所有关于海外华人的影视作品,展示的都是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曲折过程。事实上,这是第一代移民必须付出的代价,没有地域之别。200多年前欧洲清教徒到达遥远的美洲大陆,所经历过物质与精神上的匮乏与痛苦,与1993年华人在纽约亲历的疼痛感,或许在同一个量级。

因此,假如对于一部作品及其人物给予简单的“好”与“坏”这样的价值判断,未必能有助于加深我们认识中国商人形象。

今天我们很难言之凿凿地断言,中国的商人诞生于哪一年,他们怎样获得原始的启动资本。历史上,中国社会对小额经营资金借贷一直有需求,民间借贷极为常见。早在1072年,王安石创立了市易法,政府所设市易务,给大量商人发放贷款,将民间借贷行为升级为官方化运作,利率为半年一成、一年两成,利率之低在当时罕见,这种做法当时在全球范围内也堪称前卫。这对民间信贷从业者打击沉重,他们极力反对。后来支持王安石的宋神宗驾崩、守旧派掌权,市易法全面被废除。“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反而再也看不到类似的进步性政策。”^[3]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化转型进入加速期,“出国”与“经商”是典型的两大社会现象。“从1991年的统计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人数不及储蓄人口5%的‘个体户’,却占有中国大陆储蓄存款总额26%。”^[4]

而较早一批把“出国”与“经商”糅合起来的作品,较少聚焦于海外华商的资金筹措方式,也无意于反映他们对成功的理解,更看重的是刻画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焦虑与失落感,以及历经奋斗取得成功的戏剧性。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反映海外华人的文艺作品,如《我的财富在澳洲》《日本留学一千天》《上海人在东京》《我在美国当律师》等,及时迎合中国人迫切渴望了解域外生活各种信息之需求。较之于学术著作的艰涩,小说、影视的可看性更强,自然有更广泛的受众。

《北京人在纽约》在开头几集里,一直在描述主人公于现实与理想落差下的身份焦虑,以各种典型细节,展开细致的人物形象刻画。北京某乐团的大提琴手王起明(姜文饰)与妻子郭燕(严晓频饰)来到神往很久的美国以后,王起明始终没有机会进入纽约任何一家乐团,只能在中餐馆里洗碗、端盘子。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第5集,王起明的妻子郭燕已经在一家服装厂做得风生水起,和美籍老板到一家中餐厅吃饭时,意外邂逅在那里端盘子送菜的王起明。因缘际会,王起明后来成为经营服装厂的商人,并在短短几年内积累了可观财富。但他同样也发现,在美国其实得失难计,女儿不能理解的是:妈妈这么好,爸爸为何会爱上其他女人,而妻子郭燕则选择与王起明生意上的最大竞争对手David在一起。

《北京人在纽约》播出10年后,2003年,中国出口服装价值519.16亿美元,占全球服装出口总额的1/5以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出口国。客户以欧美国家为主。然而中国却迟迟没有诞生世界级的品牌。当然,对于1993年的王起明而言,这显然不是他当时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他考虑的是产量、产品的性价比、市场份额,以及利润的最大化。(www.daowen.com)

今天,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王起明的美国工厂能够撑上20年,至2013年时,如果做到相当的规模,他有没有可能打造出一个在美国有影响力的服装品牌? 如果他的企业具备了相当的条件,他是否会选择像耐克一样,把设计总部放在美国,生产则找中国或孟加拉代工? 世界上第二大服装出口国孟加拉拥有5 000多家服装工厂,这是出口促进局(EPB)公布的数据。在2013—2014财年的前11个月,孟加拉国成衣的出口额达到221.78亿美元。“中国工厂”的优势正在缩小。

《北京人在纽约》显然不打算做成视频版的“生意教科书”。当时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拍摄此剧,以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向中国银行贷款150万美元,本息要偿还160万美元。“一家大银行给一个小单位贷款拍片,这在双方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都未曾有过。当然‘中心’承担了巨大风险,但如果不担这个风险,四平八稳走路,《北》剧根本就拍不成。”^[5]

对于出品方而言,在巨大的资金压力面前,他们所能够做的,就是把故事讲好,塑造的人物要有性格魅力,覆盖尽可能广泛的收视群体,尽快带动“粉丝”,带动可能的商业价值。

该剧播出后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本文不再赘述。值得关注的是,以王起明为代表的这批知识分子出国以后,他们在现实与理想落差下的身份焦虑感为何成为剧情最大的看点。

王起明会拉大提琴,演奏技巧达到能在北京乐团工作的程度,这意味着他受过严格的精英教育。剧中没有强调他掌握这门技艺总共花了多长时间。但我们可以参照20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的履历:她5岁开始学琴,16岁开始演奏家的职业生涯,后来被确诊为罕见的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年仅28岁即黯然离开舞台。

王起明受过的精英教育背后还隐藏着中国自古流传下来的精神传统,即“劳心者治人”——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把体力劳动看作禁区。中国古代的官吏不打算获取技术知识,更不需要知道机械手艺,只安于遵循官僚体系要求的那一套升迁流程就好。文人得以进入官僚体系,这本身就意味着漫长的训练和经济投入,通常要经历25年的严格教育,不事劳动生产,苦读儒家经典,能说会写。通常,经历层层选拔以后终于脱颖而出的人,大约已35岁。进入官僚体系以后的知识分子,通常自发地认同并维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套社会通行的价值体系。“劳心者治人”这一观念的影响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哪怕是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也并未彻底消失。以王起明为代表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经历也意味着:他们可能完全不具备帮助他们从事一般职业的其他实际的知识与技能,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更糟糕的是,这批在改革开放不久即出国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也还缺乏充分的准备,很多人并不具备与资本主义国家接轨的价值观,对于现代化的商业制度、契约精神也一无所知。

因此,怀着知识优越感的知识分子出国后,举目无亲,语言不通,缺乏进入他们原先所处社会阶层的通道,连生存都成了问题。在国内惜手如命的演奏家不得不在餐馆洗碗谋生,脸上怀着不加掩饰的怨气和怀才不遇的神气。呈现在电视屏幕上的姜文(饰演王起明),穿着国内带来的高档羊毛呢大衣还舍不得脱下,却不得不换上餐厅的红色工作服去接受端盘洗碗的任务。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所形成的冲突本身就有了莫名的喜剧感。但事实上,这种冲突可能未必能够引起美国观众同样的惊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