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经典里,我们常常可见关于“君子固穷”的表述,以及支持该论点的各种案例。这些理论与实例似乎在暗示:“安贫乐道”成了君子独善其身的一种美德。以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文物为题材的作品,其主要作用除了展示文化的魅力、艺术作品的内涵之外,还有一个用处,则是“想要教育和告知公众这些从业人员过着清贫而知足常乐的生活”。

那么,目前我国文物医生的收入究竟在什么水平,这个问题也是B站上很多观众在观看《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了不起的匠人们》(2016)、《如果国宝会说话》(2018)等纪录片时发弹幕较为集中关注的问题。

在2015年开展的文博系统首次关于全国文物修复人员的调研中,^[12]参与调查的533家文博单位中,92%的单位认为文物修复人员配备不足,参与调查的2 207人,近5年人均每年修复馆藏文物约15件。由于我国文博系统目前职称系列单一,全国范围内通用的写论文、考英语等评价方法对于文物修复技能人才来说比较困难。2015年全国文物修复人员现状调查中,文物修复人员在编比例仅为43.17%,部分省份不足15%,半数以上人员没有职称,很多获得职称资格的人也因为没有聘用指标而无法兑现待遇。绝大多数的文物修复人员既没有相对稳定的岗位,也没有职业发展空间。该调查还表明,文物修复人员人均薪酬2 900元/月,江苏最高,4 750元/月,北京为3 600元/月,其他各省份均不足3 000元/月。这意味着文物修复人员整体薪酬与当地经济、文物保护技术发达程度相关性低,而与行业性质相关度高。调查中32.38%的修复人员反映工作繁重,根据计算分析结果,这部分人员工作量与收入成反比。计算结果同时反映单纯文物修复人员平均收入与其他人员收入差距为18.4%。

面对这些残酷现实,有关部门的应对政策是有步骤地实施人才培养方案。2011年教育部批准成立文物保护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该机构完成确立了文物保护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及秘书处工作细则,完成公布新一轮(2015—2019)文保行指委组成人员名单。“至此文博行业对相关职业教育的研究、咨询、指导、服务工作将迈入工作规范、建制完善的新阶段。文物修复技能人才的培养规划、课程设置、师资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实习就业引导也必将开启新的时代。”^[13]

在参照上述背景后,我们再来回顾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医生。“1950年,故宫博物院组建了文物修复工厂,着手对文物进行有效的保护。1988年,修复厂扩建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部。如今,‘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是整个故宫博物院办公区域中唯一设置了门禁装置的地方。”^[14]

《我在故宫修文物》里的文物医生显然是“体制内”医生,任职于故宫博物院的文保科技部,是有编制的。纪录片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他们的工资待遇,但是,却隐晦曲折地传递信息:他们至少不穷——年轻的一批文物医生来自清华美院、中央美院等高校,拥有硕士学历——这些信息表明故宫博物院正在招募新一代高智商的爱国者,同时,它也在努力为员工提高待遇、改善工作环境,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并让观众确信故宫博物院拥有能应对新时代文物保护与修复挑战的文化人才。

纪录片里年轻的文物医生们的形象,尤其女性,帮助故宫博物院长期以来与作为一个“男性老学究”的影视形象拉开了距离。年轻的面孔有助于强调文物修复领域的从业者正在变化的特征。女文物修复师在工作时,被要求不施粉黛,不用香水,以免损伤文物。在镜头里的她,平常触摸的是故宫价值连城的国宝,而休息方式则是夕阳西下、故宫游客散去后,在空无一人的太和殿前广场骑自行车。这些镜头赋予文物修复师们所从事的行业具有吸引力的光鲜一面——因而应该会有助于向那些对该领域感兴趣的观众开展初期的招聘工作,虽然利用纪录片来实现招募目的可能并非制作团队拍摄该片的初衷。

但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是,在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对于文物医生需求的紧迫性正在上升,原因有三:

第一,自工业革命发生以来,人类所生产的物质财富总量迅速增长,然而在全球经济实现腾飞的同时,人类的行为也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全球的大气污染情况日益严重,短短的几十年间,空气对大型室外的古建筑和石雕金属艺术品的污染和腐蚀程度,甚至超过过去的几百年。(www.daowen.com)

第二,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近几十年来,出土文物大量增加,由于部分文物埋藏环境的恶劣,文物出土后面临巨大的环境突变(例如西安兵马俑),因此,靠祖辈匠人通过师徒口口相传、面授机宜途径传承下来的传统手工艺和经验来修复文物的方式,已远远不能满足文物保存的要求。

第三,由于最近几百年来全球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现代化学、物理、生物等方面知识的爆炸式增长与传播,使人们对自然现象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而研究腐蚀降解机理,找出病根,限制或根除病源,则成为当今文物保护专家的主要任务。例如,成立于1981年的欧洲文化收藏组织(ECCO),^[15]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文物保护领域非常有影响的非营利性组织,其目标是促进思想和信息的协作与交流。ECCO 由来自22个欧洲国家的61名成员组成。ECCO 会议每年举行一次,根据2015年该组织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机构章程修订本,ECCO 的使命包括:

1.支持欧洲微生物收集的利益(包括微生物、病毒、植物、动物和人类细胞,以及可复制的部分这些如基因组、质粒、c DNAs)。^[16]

2.支持文化收集用户(私人和公共)。

3.支持相关的科学技术标准的提高。

实际上,文物获得现代意义上真正的“科学保护”历史并不算长,这段历程与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1795年,德国分析化学家Martin Heinrich Klaproth教授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文物分析的论文,证明51枚古希腊古罗马硬币质地为青铜。可惜当时这项工作的意义没有被人们所意识到,因此学界并没有广泛开展对文物的科学研究。^[17]19世纪中叶,少量科学家才开始进入文物的科学保护领域,而此前人们对文物的保护大都是经验式的,包括1859年Herbst用明矾保护饱水木器。值得一提的是,1888年,德国皇家博物馆Rathgen·F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化学保护科学实验室,由于没有从根本上了解文物本身的性质和腐变的机理,长时间保护工作的进展不大,也未充分得到社会的重视和投入,个别案例更缺乏科学的针对性措施。

根据中国曾经的馆藏文物腐蚀调查,超过50%的馆藏文物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蚀损害。近2 000万件馆藏文物亟待修复,而人员短缺的局面已如利剑高悬。因此,以《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代表的纪录片,至少实现了“三赢”局面:提升了文物从业者士气,激发部分观众的爱国情绪,甚至激发了影视从业者更多的灵感及创作意愿,包括《了不起的匠人》奋起直追连续拍了三季,《如果国宝会说话》自2018年上线以后,也持续更新中,从这些意义上看,这部纪录片塑造的文物医生形象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