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致而较全面展示故宫博物院里文物修复师们日常工作方式、生存状态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是第一部。这部纪录片与此前那些以故宫为题材的影视作品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将重点放在故宫博物院的一个特定部门——文保科学技术部,聚焦于它的内部运用,而不是讲述文物古迹的来龙去脉。

因此,《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核心角色是各个门类藏品的文物修复师们。第一集讲述了青铜器、宫廷钟表和陶瓷的修复故事,第二集是木器、漆器、百宝镶嵌、织绣的修复故事,第三集为书画的修复、临摹和摹印。该片被认为是第一次完整呈现世界级的中国文物修复过程和技术,展现文物的原始状态和收藏状态;第一次近距离展现文物修复专家的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第一次完整梳理中国文物修复的历史源流;第一次通过对文物修复领域“庙堂”与“江湖”互动,展现传统中国四大阶层“士农工商”中唯一传承有序的“工”的阶层的传承密码,以及他们的信仰与变革。

显然,如果没有来自故宫博物院方面的大力支持,这部纪录片根本没有拍摄以及播出的可能。片中的文物修复师全部是真人出镜而非演员。片子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他们日常工作的“现场感”,镜头里有人物出现的所有场景,看起来都充满了真实而温馨的气息。显然,文保科学技术部对于《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一拍摄项目的全力支持,是为了帮助制作方以积极的视角描绘、呈现故宫博物院,以此打消观众们以往对该机构运作的有效性与必要性之疑虑,展示“文物医生”这一行业人才缺口的现状,并为故宫博物院2016年底将要挂牌的“文物医院”造势。^[7]例如,片中给出的数字是:故宫钟表1 000多件,一个人一生都修复不完,钟表组只有他们俩——王津及其徒弟亓昊楠。

片子在B站上热播以后,每集吸引的弹幕条数堪称数以万计,内容主要集中于三块:表白对师傅们(尤其王师傅)的崇拜;表示对文物修复行业之从业兴趣;表达对“文物医生”收入水平的关心。

根据澎湃新闻网给出的最新数据,全国馆藏文物3 000万件(套),半数以上需要修复。按照目前全国文化遗产行业从业人员约11万人估算,即便全员上岗,每人年均修复50件计,至少需要150年才能完成。且行业内存在学历层次整体偏低、专业技术力量不足、专业知识更新缓慢、队伍素养和业务能力亟待提高等现象。

2017年3月1日,中国高校首家“文物保护与修复学院”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成立。据悉,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相关专业(油画保护与修复、陶瓷保护与修复、纸本保护与修复)自2008年起在美术学院开办,已招收过9届学生。根据国家文物保护与修复人才的发展需要,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在原有3个修复专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文物保护与修复学院”,在这一专业领域启动本科层面的人才培养。2017年计划面向全国招生45人,报考者超过400人。^[8]

《我在故宫修文物》对于文物修复师直观的描绘,除了能够促使部分观众考虑在相关领域谋求一份工作,同时也激发更多人的使命感,乃至以志愿者方式加入工作队伍中。2018年6月9日,首批故宫文物医院志愿者正式上岗。25名志愿者从871份简历中遴选而出,中青年女性居多,以教师、高校硕、博士为主,还有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主持人等职业。他们接受过文物修复专家的岗前培训,向观众介绍文物医院和文物修复知识。“故宫文物医院是目前世界技术力量最强、专业设备最多、修复人员最多的博物馆文物修复机构,希望能将故宫186万件文物以更好的面貌呈现给观众。”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9](www.daowen.com)

除了实现招募和提升士气等目的,《我在故宫修文物》还帮助观众间接获得了一些国际化的文物保护与管理理念,包括:公众应该获得对文物修复过程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同时,片子适当地普及了与文物修复相关的必要科学知识,让观众了解到文物修复不仅依靠传统工艺和经验,也离不开现代科技。例如:陶瓷组的王五胜最近在修复唐三彩,这项工作对人能力的要求非常高:要培养审美、有物理化学基础、熟悉各朝代陶瓷器和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三集版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后来经过重新剪辑,于2016年12月16日进入中国院线公映。电影版并未打算刻意隐匿制作方的相关信息,包括:由杭州潜影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及故宫博物院出品,猫眼、B站、微鲸、广州弘图光合联合出品,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联合制作,侯孝贤御用剪辑师廖庆松作为剪辑指导,著名音乐人姚谦、音乐制作人刘胡轶、歌手陈粒、音乐家黄裕翔参与电影音乐制作。

作为一部非虚构的纪录片电影,制片方主动公开上述信息,似乎并无不妥。但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如果未来故宫博物院方面在宣传方面增加投入、拟在更大范围地深度介入虚构类的影视作品如电视剧的创作,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参与较为合适?

美国中情局(FBI)以往的做法或有一定借鉴意义。自从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出现在电影中开始,中情局一直以来都以一种消极的视角被描述。好莱坞对它的形象刻画通常有以下关键词:流氓组织、无能、好大喜功、缺乏监督。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情局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后,开始主动介入、参与好莱坞影片创作,以求塑造自己在国内的形象。中情局主动提供创作素材、顾问乃至拍摄地点。如1998年6月,中情局甚至允许《特务威龙》的工作人员在其旧的总部大厅、一层走廊后门现场拍摄12小时以上,提供将近60名中情局雇员自愿担任影片的临时演员。因惮于被美国观众质疑违反公共宣传法精神及条文——该法禁止政府从事自夸的、吹捧的和隐蔽的信息传递。如果政府对影视剧本施加的影响被公众知晓的话,会导致公众对恶意宣传的抨击。因此,中情局以微妙的方式来处理与好莱坞的关系:“中情局的官员几乎从未得到鸣谢,无论是在剧集的片尾滚动字幕中还是在互联网电影数据库(Internet Movie Database)中。在电影里,中情局或它的技术顾问之一有时会被鸣谢甚至在DVD 特辑中出现,但即使在这里,鸣谢也只是在片尾以小字号出现或者有关此人的职位不完全准确。”^[10]

而中情局的做法,在美国学者当中也颇有争议。学者特里西娅·詹金斯认为:“如果中情局由于不喜欢电影制作人对它的描述而拒绝给他们提供帮助和资源,那么中情局就像许多其他政府机构一样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11]

事实上,无论在哪个国家,恐怕不会有任何机构希望得到负面描写。那么,较之于喋喋不休争论那些带有“公家”性质的机构是否应当介入宣传工作,或许,正在崛起的影视产业应当以何种方式去刻画以往较难被普通观众所了解的行业与部门之形象,或更有讨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