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曾经是一个神秘而带有禁忌感的存在。它另有一个名字:紫禁城。紫禁城的肇建始于1407年,花费14年建成。同一时期的欧洲,圣女贞德还只是个扎着小辫的小姑娘,君士坦丁堡还是罗马帝国的基督教首都,而在冰岛,人们还在用晒干的鱼换钱。

紫禁城建成之后的近500年里,普通老百姓被禁足、不得入内。

今天,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那里只是一个可供拍照留念的景点。而这个“景点”可供普通游客购票参观的历史并不长。“紫禁城”,顾名思义,普通老百姓无缘一睹尊容。150年前,芬兰摄影家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开始了摄影生涯中至关重要的几年——他于1867年移居香港,随后进入中国大陆拍摄。他的镜头里既记录了晚清显要人物如恭亲王奕訢、重臣李鸿章的模样,也呈现了无数中国烟客、僧尼、商贩等人物。他眼中的紫禁城是这样的:“过于设防了……我发现皇帝和他的家人以及他的太监们居住的‘紫禁城’一样也为高墙深池环绕,家庭隔绝的想法如出一辙。”^[3]

1972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得到周恩来总理首肯、通过正常外交途径来到中国,开始了他为期两周的纪录片拍摄。然而,故宫也不是他想拍就能拍的。他所到之处,皆有中国工作人员陪伴左右。最终呈现在他长达4小时的纪录片《中国》里的故宫,所有镜头累加算下来也仅有5分钟而已。他的镜头记录了普通游客饶有兴致地在故宫拍照留影的情景。在他后来添加了解说词的版本里,关于故宫的陈述是这样的:“我们主要是来看中国人,而不只是来寻找已逝王朝的记忆。大殿和厅园都保留着原名,它们赞颂宗教和内政的伟业,皇帝们用这些名字来评价自己:太和,乾清,坤宁和养心。墙内的现实却是另一回事,他们是残忍、贪婪的宫廷,过着大肆铺张的生活,他们并且很不人道。大殿和宫室通向遥不可及的权力,访客和官员在厅室中轻步行走,无休止地等待皇帝的召见,经常在完成整个行程之前,他们就去世或放弃了他们的初旨。今天的中国人面对过去时,心态平和,他们用过去的铺张,来比较今天。在参观已不再禁止入内的紫禁城时,一点都不战战兢兢。”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在不同的国家上映后,引发的评价毁誉参半。而纪录片里对故宫的呈现实在太有限了,这反而激起观众更大的好奇心。真正意义上第一部获准在紫禁城内拍摄的西方电影是Lucy Jarvis 1973年为NBC公司拍摄的纪录片《紫禁城》。后来,安东尼奥尼的同胞、意大利导演贝托里奇,则另辟蹊径,拍摄了《末代皇帝》——这是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许可在紫禁城内拍摄的故事片,也是1949年以来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全力合作的关于中国的西方电影。1987年,《末代皇帝》获得奥斯卡多个奖项。^[4]

而此后的30年里,再有机会拍摄故宫的媒体始终寥寥无几,共计三次:1987年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电影《紫禁城》,^[5]1996年日本NHK 电视台拍摄的26集纪录片《故宫至宝》,2003年周兵执导、央视拍摄的12集纪录片《故宫》。

值得一提的是,与1987年和1996年这两次故宫拍摄相比,周兵导演得到的待遇相当优渥:拍摄范围是最全面的——故宫博物院拿出150万件藏品中的精品让他的团队拍,可以说,故宫最有价值的、能开放的都开放了。当时周兵的团队和故宫博物院签约10年,即10年内所有影视媒体不能和他们进行同样的拍摄。(www.daowen.com)

而拍摄《故宫》纪录片的一个背景是,故宫要进行自1911年清帝逊位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计划从2002年开始,到2020年结束。该修缮工作尚未开始,故宫博物院即成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暴风眼,来自多方的种种争议曾围绕着大修计划铺天盖地袭来。随着2005年《故宫》在国庆期间由中央电视台1套黄金时段播出(每晚20∶55)、后来又在10频道重播,可观的收视率和积极的市场反应,令当初那些围绕故宫而产生的争议似乎消弭于无形了。《故宫》播出大获成功以后,周兵再次担任总导演,到台湾拍摄纪录片《台北故宫》。^[6]

较之于此前日本NHK 制作的《故宫至宝》注重于文物本身的展示,周兵导演的《故宫》则更注重趣味性和可视性。在这部耗时3年完成的纪录片中,运用到了各种拍摄手法:访谈、纪实内容、建筑空镜和风光空镜、静物定点摄影、史料图片、延时摄影和真实再现,甚至三维动画。540分钟的播出片中,经过计算机处理和制作过的画面多达76分钟。

周兵在导演、摄影、灯光、美术、音乐和解说词方面,引入了电影技术。可以说,这是借鉴戏剧和电影的手法来拍的纪录片,《故宫》是一次对纪录片创作的创新和颠覆,也是一次成功的冒险。毕竟,根据以往人们对纪录片的理解,纪实类的作品通常意味着创作者与观众之间形成的一种契约,表明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作品若将现实与虚构戏剧化地混合在一起伪装成文献,则容易对观众形成误导,而周兵的团队则用作品成功地证明了一点:在尊重历史文献的基础上,适当加入戏剧化的片断,例如采用真人出镜以还原帝王、官员走进故宫的线路图,或者是用动画的形式还原故宫建筑的细节构造与全景,这与纪录片的“诚实”精神并不相悖,甚至更有利于让观众理解那些长年累月不见天日、难得被普通人读懂的原始文献。

可以说,《故宫》的拍摄,以纪录片的形式,戏剧性的创作与剪辑方法,巧妙地提供了一个积极的故宫博物院形象。而在长达12集的片子里,解说词中直接提及“故宫博物院”这一机构的内容少之又少,较引人注目的一次“宣传”出现在第2集。在用老照片展示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皇宫的情形之后,剧集中插入解说:“新的国民政府对故宫做的第一件事,是将宫中物品登记造册……为了防止溥仪复辟,国民政府决定将紫禁城改造成博物院。当故宫大门向百姓开放之时,便是向封建皇帝关上的时刻。紫禁城正式作为博物院开放,是在辛亥革命成功纪念日,1925年10月10日。横匾赋予它新的身份和新的名字。500年来,中国普通老百姓终于走进他们被禁足的地方。”

事实上,在纪录片里,大多数时候,故宫博物院的形象悄然隐藏在一件件文物古迹之后,它是“不在场的在场”。片子在潜移默化中试图传递这些信息:如果没有故宫博物院那些不为人知的专家学者以及匠人们的努力,我们今天无法如此明了地知悉故宫一砖一瓦背后隐藏的秘密。毕竟,要将地球最大宫殿里的宝藏都藏起来且保护好,绝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