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初对翻译的需求,可能源于跨文化交流的需要。《礼记·王制》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而《吕氏春秋·慎势》则反其道而行之,指出不需要翻译的情况:“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方三千里。”概言之,当沟通的范围超过方圆三千里,便需要翻译的介入。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有“典客”(汉武帝后改称大鸿胪)之职,掌管归附的蛮夷,属官有“译官”。但从以往有限的记载来看,中国早期的翻译活动以口译为主。

在英语里与“翻译”对应的有translator和interpreter这两个名词。前者是“译者”,工作职责包含笔译;后者为“口译者”,包括同声传译。

中西方大规模的翻译活动(笔译)的发起及其展开,与宗教文献的翻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西方是《圣经》各种语言译本的普及,在中国则是佛经的翻译。古代宗教文献的译者多为信仰坚定的修行人,他们怀着虔诚的心境将原文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对着经典字斟句酌,逐字逐句推敲,唯恐翻译时有疏忽而影响到原文的传递,歪曲了上帝的旨意或佛陀的教诲。虔诚的译者们由此树立了一个很高的翻译标准,或者说“行规”——首要一条就是须忠诚于原文。

严复所言的翻译三境界通常指信、达、雅,在中国佛教经典翻译领域,在恪守“信”这一基本标准层面,中国古代的翻译家做得最到位的可能是唐朝的玄奘法师。

《玄奘负笈图》

拜电视剧《西游记》所赐,中国人最为耳熟能详的翻译家当数唐僧。在当今印度,他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而在唐朝的时候,他叫玄奘法师。玄奘法师生逢其时,西汉以后朝廷译官制度(中央和地方均设有译官)经历了诸多变迁,东汉设有译官,后来译官制逐渐式微,而佛教译场却蓬勃发展,并逐步官方化。到了唐代,一方面,译官制度得以恢复;另一方面,佛教译场的官方化发展至高潮。

与此同时,年轻的玄奘法师苦于当时佛教界众说纷纭,缺乏能够清晰明确告诉佛弟子修行具体顺序和标准的体系。这或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不重视逻辑、对重要的名词没有统一定义,对一些重要概念的理解和界定有随意性。因此,玄奘法师发愿西行求取梵文的真经,详解如来真实意。

公元627年,玄奘法师开始了自费西行取经之旅。

今天,如果游客到河南偃师市“朝圣”,求人问路若问“唐僧的老家在哪”,较之于问“玄奘故里怎么去”,得到明确解决方案的概率要高得多。“玄奘故里”坐落在偃师市陈河村中部,坐北朝南,占地25亩,建筑面积6 000多平方米,分前后两院按自然地势渐次升高。前院建筑为东西厢房和厅堂,西厢房主要展示玄奘法师奋斗17载赴印度取经的历程,以及回国后19年翻译的全部经卷,共计75部,1335卷。东厢房有从石碑上临下来的《玄奘负笈图》。

图中的玄奘法师慈眉善目,身背藏经篓,竹篓的每一格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一卷卷经书。藏经篓高过玄奘法师的头顶一尺左右,篓上覆盖的是可遮风避雨的竹笠,竹笠的一端系有一盏油灯,油灯直直地悬挂在玄奘面前。靠着这盏油灯,他夜以继日走过110 个国家,5万多里行程,终于抵达印度。

玄奘法师作为一代翻译大家,所译经本经义准确,文字雅训,堪称天下师表。玄奘法师的贡献还包括:他把译场办成了以翻译佛经为核心任务的佛学院和外语学院,以科研项目带动教学,边译边讲,通过及时对弟子们讲解所译的佛教经论,引导他们掌握佛学各种理论和新学说。他的弟子们后来在佛学领域的建树,与当年在译场上受到的教育和锻炼是分不开的。

然而,当年玄奘法师在译场中率众译经的盛况,今人得以管窥的途径其实并不多。在西安大慈恩寺,大雁塔后面是玄奘三藏院,系唐式建筑,20世纪90年代新建,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玄奘纪念馆。玄奘三藏院由西院“光明堂”、中院“大遍觉堂”和东院“般若堂”三部分组成。西院“光明堂”以大型木雕展示的是玄奘法师出生到40 岁取经回国的经历,为“参学求法”阶段。中院“大遍觉堂”,首先看到的是一尊青铜铸造的玄奘法师像(高3.6米),玄奘法师眉目疏朗,殿内浮雕再现了玄奘法师开辟译场、率领徒众译经的场景。东院“般若殿”存放佛教典籍,该殿的三面壁上均为大型紫铜浮雕,再现的是玄奘法师西行取经回国、受到唐太宗欢迎的盛大场面。

译场译经是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主要形式,在佛经翻译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佛经译场大抵以隋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译经与讲经同时进行,少则成百人,多则几千人,并且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跟主持译经的译主进行辩论,颇似近今的演讲讨论会……后期由于佛教的话语系统已正式形成,不再需要过多的解释,于是译经与讲经分离,由译讲同施、动辄千人的大译场演进为集合一群专才,由主译领导着,闭户研讨梵经义理,助手们各有职司,分工合作地把经文译出,颇似近日的专家研究集会,是一种紧密的有形组织。”^[1]

从视听传播效果来看,中国古代佛经译场忙碌有序的场景,可能未必能有如好莱坞电影《翻译风波》(2005)里展示的联合国口译员在重量级会议里做同声传译的场面那样好看,但如果有影视创作者愿意去尝试还原相关场景,相信绝对会很震撼。只是很遗憾,以往很少有影视作品去涉及中国古代职业翻译家(译经者)的日常工作场景。大型史诗剧情纪录片《玄奘之路》(2007)^[2]算是例外。

《玄奘之路》以高僧玄奘的西行之旅为主线,讲述其瑰丽传奇的人生故事。该剧的特色在于,它反纪录片其道而行之,通过借鉴电影常用的剧情式拍摄手法,讲述悬念丛生的西行故事。在技术层面上,通过大量场景复原及视觉特效,将玄奘的传奇人生重现荧屏:还原了玄奘法师沙漠的死亡之旅、重回大唐开设译场之壮举……《玄奘之路》展开的是公元7世纪从长安到印度大半个亚洲的历史画卷,视听效果显著。但遗憾的是,限于其有限的篇幅,我们能够从中看到唐代译场的镜头仍然很少,与翻译佛典有关的画面主要出现在第6集。

值得注意的是,《玄奘之路》作为有剧情的“史诗剧情纪录片”,所依据的著作主要有两部:《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但实际上,全剧展示玄奘法师作为“翻译家”形象的少量内容,充其量只能称得上“剪影”。全剧更多关注的是玄奘法师作为“探险家”形象的经历,尤其是西行取经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天灾人祸——没错,翻译家在译场里正襟危坐、与弟子切磋经文的场面,与探险家不畏艰险、波澜壮阔的西行历险奇迹相比,未免显得有些平淡。

此外,玄奘法师“翻译家”形象的缺席或与历史典籍中相关记载语焉不详有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3]全书共十卷,虽是传记,前五卷也可作为地理行记来读,详记法师离开长安前往高昌的经历,和《大唐西域记》可互相证补。《大唐西域记》里对玄奘法师的记载,只从他西行去高昌以后讲起,而关于玄奘法师是如何掌握西行取经所需要的外语技能,则泛泛而谈:“法师自幼迄长,游心玄籍……游践之处,毕究方言,镌求幽赜,妙穷津会。于是词发雌黄,飞英天竺;文传贝叶,聿归振旦……奉献诏翻译梵本,凡六百五十七部。”^[4]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大唐西域记》这两部经典中,只是笼统地提及玄奘法师有出色的语言天赋,步履所及之处,皆愿意学习当地语言,但却没有明确说清玄奘法师究竟掌握了多少种语言,尤其是梵文以及古印度其他的一些语言,如吐火罗语。各种复杂外语他需要多长时间掌握,具体学习方法是什么,以及他回国以后,究竟用何种方式去训练他的门徒习得翻译佛经所需要的外语能力。

汤用彤指出:玄奘的弟子分两派,一派以于阗僧人窥基为首;一派以新罗僧人圆测为首。^[5]这两人系译场中翻译与讲解的高手。译场中的僧人有时兼职教授来自异域的外国学者。唐朝传入中国的是印度较早期的梵文,称为悉昙文。在唐朝士大夫阶层研究悉昙文的人不少,唐宋以后悉昙文在印度逐渐灭绝,在中国则保存了一段时间才消失,日本空海法师因为跟随遣唐使到长安留学系统学习过,精通日语、梵语、汉语,将悉昙文传至日本并保留下来作为研究早期佛典之用。(www.daowen.com)

由此,可以想见,玄奘法师去过很多国家,所以他可能不仅仅是精通梵文这一门外语。《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有提及,玄奘法师在印度除了要学习佛学中的大小乘各派学说外,印度古典哲学以及“五明”,包括因明(逻辑学)、声明(语言学)、医方明(医学)、工巧明(理工科)、内明(哲学)等学科均在必修之列。“声明”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玄奘法师杰出的翻译技能可能就是从此中得来的。

玄奘法师圆寂1 200多年以后,中国学子季羡林赴德留学。1936年,季羡林几经彷徨,终于下定决心以梵文作为博士论文的主攻方向,“这是一种现在世界上已知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之丰富,同汉语截然相反。我当然会感到困难。但是,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学习,就必然要把它征服”。^[6]当时全球梵文研究的重镇是德国哥廷根大学,梵文藏书甲德国。而季羡林早在国内上学阶段就曾动过学习梵文的念头,苦于没人教,后来在德国圆满实现这一志向。

季羡林回忆德国留学经历时,曾提及一名当时蜚声世界的比较语言学家克劳泽教授(Prof.Krause),自幼双目失明,但有惊人记忆力,过耳不忘,如照相机般准确无误,能掌握几十种古今语言,北欧洲几种语言他都能说。他还学过吐火罗语,写过《西吐火罗语语法》,被同行高度肯定。

季羡林旅德10年,与德国梵文研究领域专家同仁切磋的往昔,可以给予我们很多想象空间:从前,玄奘法师的语言能力是否也如德国学者那般惊人?他开创的在译场翻译、治学、研究、教学一体化模式是否也如德国哥廷根大学研究梵文和比较语言学传统相仿?

然而到了2016年黄晓明主演的电影《大唐玄奘》里,作为语言天才、作为翻译家形象的玄奘法师,在专业水准上却令人略感失望:电影中有展示玄奘法师讲梵语的场景,因为演员不通梵文,导致电影里演员的口型与配音极不吻合。

《大唐玄奘》的后半段主要集中展示玄奘法师在印度的生活,制作方为了“扬长避短”、尽量不暴露演员口型不对的问题,大量采用全景、远景之类的镜头处理方式,试图虚化乃至掩饰口型方面之瑕疵。电影后半部分的情节重点意图展示玄奘法师在印度与修行人探究佛法的热忱与专业,但由于电影视听语言的不和谐处理,镜头语言未能有效地兼顾影片内容、情节发展逻辑以及观众心理,导致观众一方面需要费劲地看那些佶屈聱牙之字幕,另一方面又要捕捉影片中那些近似于空镜头的画面,以寻找、归纳有效信息量,这严重影响到观看体验。

其实,展示高僧作为“翻译家”形象的故事,可能纪录片天然地比虚构的电影或电视剧更有优势。纪录片的核心在于“真实”,不需要像商业电影那样考虑“明星效应”。45集纪录片《千年菩提路》(2010)第一次用纪录片的方式讲述佛教在中国2 000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涉及32个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寺庙以及与之相关的大德高僧。其中自然包括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如鸠摩罗什。

作为“翻译家”形象的鸠摩罗什,显然比作为“神童”“圣僧”形象的鸠摩罗什更难以在纪录片中通过镜头语言有效地呈现出来。通常只能有赖于解说词,以及CG 技术完成的情景再现。

《千年菩提路》的第7集《东行记(上)》里有这样的解说:“在返回龟兹的路上,年轻的鸠摩罗什战胜了所有的外道,越是靠近龟兹,他的威望就越高……在鸠摩罗什二十岁的时候,他可以正式出家,受比丘戒律,国王为他修建了新的寺院。此后的许多年里,在塔里木河的河畔,克孜尔寺院成为西域大乘佛法的中心。人们竞相传颂智者的思想,贵族拜服在地,让他从身体上走过步上讲坛,以此为莫大的荣幸。”

与这段解说词匹配的一系列镜头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是年轻的鸠摩罗什法师从匍匐在地的贵族身上踩踏而过、一步步登上讲坛的场景。之所以获得这样的地位,与他作为一个外语天才、一个杰出翻译家息息相关。然而,法师地位的尊贵、信徒们的虔诚成为画面渲染的重点。至于鸠摩罗什后来在译场译经著书教学的场景,在纪录片中避重就轻、浮光掠影地一带而过。

《千年菩提路》第8集《东行记(下)》的开头对这位卓越的翻译家做了简短评价:“这是鸠摩罗什出生的地方——新疆的库车……一千多年来,人们曾经用不同的词汇描述他——贵族、舍利弗的转世、精神领袖、囚徒、神僧、魔术师、翻译家。他被人敬仰,被人误解,被人诋毁,也被人怀念。”然后话锋一转接着就介绍道安法师去了,未免令人感觉意犹未尽。

纪录片如此处理一个翻译家的形象,或情有可原。对导演们而言,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在影视作品里还原中国古代译场翻译工作日常状况的难度在于,译者们分别应该使用的是什么语言? 演员们的台词功底是否有能力驾驭翻译家的角色?

“雅言”“官话”“国语”“普通话”——这些称谓浓缩了“汉语官方标准语”所经历过的流变。如今,“官话”^[7]的词义,与它在明清时代的内涵有所不同,它既可以指“汉语官方标准语”,也可以指“汉语官话方言”,词义视上下文而定。而对于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比“官话”更为容易接受的概念,不是“雅言”,不是“国语”,而是“普通话”。

而古代的“普通话”是“雅言”,它或许涵盖了鸠摩罗什法师所在的时代,以及玄奘法师的时代——“雅言”的基础是以黄帝为首的华夏部落联盟使用的原始华夏语。到了周朝,便发展成为中原一带的民族共同语,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普通话”。至于古代的“普通话”究竟怎么发音,跟今天中国哪些方言的发音更为接近,至今学界仍无定论。因此,哪怕是在带有剧情类的纪录片里,如何确凿地还原不同时代的译场,以及呈现译者们口译、笔译的流程,显然十分困难。

事实上,唐、宋的译经组织有所不同,《宋高僧传》将唐代译经组织分为十部:译主、笔受、度语、证梵本、润文、证义、梵呗、校勘、监护大使、正字。宋代的译场则分为九部,且标有座次,并要求依位而坐,不得紊乱。第一译主正坐面外,第二证义坐其左,第三证文坐其右,第四书字梵学僧、第五笔受、第六缀文、第七参译、第八刊定、第九润文官,皆各就各位。

历史上北宋文明对西夏文明的渗透不言而喻。国家图书馆藏元刊西夏译本《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所附的一幅珍贵的版画《西夏译经图》^[8]可见一斑:它堪称当代译场的再现,译主正坐面外,助手分列两旁,译场职司分工为九。此外还出现了皇帝和垂帘听政的皇太后身影。

可见,求法、译经不仅仅是佛教徒的个人行为,也是朝廷的形象工程。统治者对于官办译场译经活动的重视,对于佛教文献的翻译以及外交事业的促进效果而言,是有积极意义的。

下图为《西夏译经图》版画及其9位主要译者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