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探讨'下女'与'保姆'的女性属性

探讨'下女'与'保姆'的女性属性

时间:2023-07-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而所谓的“下女夫”,系谓宾结构,使动用法,即“使女夫下”。在国内外的影视产业链里,“保姆”几乎天然地就被定义为女性。但毫无疑问,以上这些“保姆”形象大都系虚构人物。其实,张家的“干干”们和现代意义上的“保姆”恐怕有所区别。

探讨'下女'与'保姆'的女性属性

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成熟文字甲骨文里,我们可以看到与生育有关的卜辞。卜辞的大意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即将临盆,是否吉利?

甲骨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从现存卜辞可以看到,女孩是不受欢迎的。“甲寅娩,不嘉,唯女。”(妇好在甲寅日分娩,不吉,只是个女孩。)

而在唐朝,情况则有所变化。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婚姻文书130余篇,反映了中古时期敦煌地区婚姻仪式和婚姻生活的丰富繁杂。据敦煌变文《下女夫词》所载,新郎到女家接新娘时,女方要请新郎下马,并要念一通“请下马诗”。而新郎则念“催装诗”。而所谓的“下女夫”,系谓宾结构,使动用法,即“使女夫下”。“下”字含义,敦煌学专家倾向于认为:“《下女夫词》不单是为了使女夫下马,而是婚礼中对女夫的故意刁难、戏闹从而掀起婚礼的欢乐、热烈气氛。这种嬉闹遭到正统礼仪的反对,以致颜真卿上奏,要求停止‘下婿’之俗。‘女夫’即‘女之夫’。”[1]

“而此时很有意思的是,女家在院里设土堆,然后给工具叫新郎铲去,新郎则要高高兴兴地去干这件事。看来当时的人们不仅仅认为劳动是应该的,必须的,而且也是神圣的……《下女夫词》在歌颂了劳动后,接着指出新的家庭也应该有较好生活条件。”[2]

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妇女只是男人的私有财产,或属于她父亲,或属于她丈夫或兄弟。在古代中国,即便女性可以在婚礼时耀武扬威一下,也并不意味着她婚后可与男性享有同样的地位与待遇。

从生物学角度解释父权制度的理论认为,在数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男人和女人发展出了不同的生存和繁殖策略。“对女人来说,要找个愿意让她受孕的男人完全不是问题。但如果说到要让孩子长大成人甚至为她生下孙子孙女,除了得怀胎十月,甚至还得再辛苦许多年,才能把孩子养大。而在这段时间,她要自己取得食物的机会就变少,另外还需要许多人的帮助。所以,她需要有个男人来帮忙。为了确保自己和孩子能够生存下去,女人只好同意男人提出的各种条件,好换取他一直待在身边、分担这个重担……根据这个理论,由于有不同的生存策略,男人的基因倾向是野心勃勃、争强好胜,擅长从政经商;女人的基因则倾向趋吉避凶,一生养子女就心满意足。”[3]

但这个理论可能越来越不符合今天人们实际生活的经验。事实上,正是由于雌性需要外部帮助,所以更需要发展社交技巧,学习如何合作,给予彼此必要的帮助与抚慰。于是,雌性有能力建构起全为雌性的社会网络,帮助彼此养育后代。而与此同时,雄性动物因为将精力与时间用于外部环境的生存竞争,所以相应的社交技巧可能较之于雌性要弱。

在人们的印象里,从事与养育孩子、家务劳动等工作的人,通常以女性居多。而在某些无法雇用女性佣人的家庭里,一个主妇的工作是全方位的,她充当了保姆、管家、财务、教师等多重职责。

在国内外的影视产业链里,“保姆”几乎天然地就被定义为女性。如被美国电视观众誉为“1990年代最新版《成长的烦恼》”的情景喜剧《天才保姆》里,名叫弗兰的保姆在工作中归纳总结了一系列独辟蹊径的“歪理邪说”,虽然听上去不可理喻,但却是对付孩子们行之有效的旁门左道。她不是传统意义上温柔敦厚的保姆,爱惹是生非,时常令人尴尬,但她所作所为,把生活搞成了调色板。虽然《天才保姆》的知名度不及同时代的《成长的烦恼》,但水准一流,曾在世界上110多个国家播出,收视率相当可观。

在韩国,“保姆”在影视作品中出现得较为频繁。韩文里对应现代意义上的“保姆”有两个词:“保姆”和“家政妇”。

“保姆”在韩文里对应的词是,这是汉字词,读音是pūmǔ,字典里“保姆”的意思有三:在保育院或托儿所等儿童福利设施中心照顾并教育儿童的女性;对幼儿园教师的称呼;教育培养王世子的女性。

“家政妇”在字典里的意思是:帮助做家务事并取得一定报酬的女性。“家政妇”可视为对旧时韩文里“下女”一词的委婉说法。“下女”在韩文里是,是丫鬟、婢女的意思,字典的解释是:“被雇用于私宅负责做厨房的活儿或其他杂事的女性下人。”

近年来日韩影视对“保姆”题材的热爱,从标题即可见一斑:《家政妇三田》《可疑的保姆》《下女们》《迷失:消失的女人》《下女的诱惑》……

近20年来,“保姆”同样也是中国影视剧中常见的题材,如《涉外保姆》《保姆》《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大丫鬟》《千金保姆》《我爱男保姆》《保姆与保安》《欲望保姆》《保姆妈妈》《找到你》……(www.daowen.com)

但毫无疑问,以上这些“保姆”形象大都系虚构人物。而真实生活中的保姆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今天我们只能从有限的历史题材作品里管窥一二。

美国学者金安平在口述历史、采访实录基础上撰写的《合肥四姐妹》[4]一书,共十三章,分别是“婚礼”“生育”“择居”“合肥精神”“祖母”“母亲”“父亲”“学校”“保姆们”,最后四章才是“元和”“允和”“兆和”“充和”,结构简明扼要,但又包含足够的信息量。全书十三章,祖母、父、母、四姐妹都单独一章,但对很多海外读者包括中国读者来说,中国最近100年来保姆们如何工作与生活的故事才是全新的内容。

合肥四姐妹将照顾她们的女性们称呼为“干干”。

其实,张家的“干干”们和现代意义上的“保姆”恐怕有所区别。她们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群体,她们在职业选择上没有太多话语权,出身贫寒,低贱为奴,背井离乡,有人甚至于连自己老家亲生的孩子都没有机会照顾。但在张家,她们却承担了部分母亲的角色。家中的每个孩子,从喝奶到成年前,都由一个专职干干负责照顾,她们与孩子同床睡觉,形影不离,甚至负责教育,“管头管脚”,吃饭不准咂嘴、撒饭粒,不准吹口哨。

干干们各有特色,女主人陆英(四姐妹的母亲)在仆人中发起识字运动,照顾兆和(1910—2003)的朱干干最勤奋,学习意志最坚强,坚持练习用九宫格写大字,晚上与兆和一人睡一头,见了不认识的字,便把兆和踢醒了问。兆和每每胡乱应对了以便继续睡觉,碰到不认识的字也要胡诌,免得丢脸。

朱干干不久便能自己写信给孩子,督促他们好好读书。兆和结婚时,很在乎这个倔强清高的干干对夫婿沈从文的评价。朱干干对于兆和嫁给沈从文非常不满意,她看不起沈从文写白话小说,而且小学都没毕业。兆和生孩子让朱干干去北京家里帮忙,事先把沈从文写的书都藏起来,免得朱干干看了没好评。结果朱干干看了书架上巴金和老舍的书,评价说“稀松平常”“比旧小说和唱本差多了”。

有的干干则在张家大院和张家孩子一起长大、一起读书,她们被称为“大姐”,而不是干干。例如:郭大姐曾是秀才娘子,丈夫死后她并不以回张家为辱。她文化程度高,擅长弹词,乐于当大家的活宝。高干干颇有才华,记忆力超人,是陆英的得力助手。她的女儿金大姐也是丈夫死后回来帮佣,甚至在战争期间无偿为张家干活,战后张家姐妹回到苏州,拮据得不能安家,又是她送来日用家居用品。

但是,某种无形的残酷界限依然存在。张家孩子和干干们生育的男孩女孩们从小可以一起玩、冒险、读书,甚至吵架。可是,长到十四五岁,主仆间鲜明的鸿沟就出现了,大小姐就是大小姐,仆人的孩子就是仆人的孩子。从姐妹们的角度看,这让她们感觉难过,觉得长大导致友谊结束。但在干干们的女儿眼里,她们与小姐们的“友谊”可能从未纯粹。至于她们自幼除了跟小姐们一起读新书,接受新思想以外,还受到了别的什么样的教育,这是小姐们所不知道的。和小姐们一起接受新思想的菊枝,追求婚姻自由,不满意家长定亲,离家出走后再无消息,但我们可以想象她将会面临的困窘与绝望。毕竟,当时整个社会结构的组成都没有给她预留任何出路和空间。而张家的姐妹们,包括最小的张家小姐充和(1914—2015),同样也追求婚姻自由,后来远嫁去了美国,成为耶鲁大学的教授。

而在四姐妹眼里,所有的保姆都对新事物非常抵触,例如:汪干干用词粗野,不敬佩读书人,一身毛病总花很多钱用偏方治疗而不找西医。她们也无法理解四姐妹的父亲对西方艺术爱好,认为这让她们难堪,她们从雕塑面前经过时总掩着眼不去看那些裸体。她们对文学有自己的趣味与标准,不喜欢揭露社会不公的现代话剧,偏爱才子佳人大团圆的传统戏曲。所有的干干都不喜欢新式婚姻,也不希望自己带大的小姐亲自挑选丈夫。可惜,张家的小姐都是先恋爱再结婚,她们很遗憾不能阻拦。

合肥“最后的贵族”张家,要实现正常运转,需要很多家庭为之付出人力支持。四姐妹自幼得到了很多人的悉心照顾,才能成为才貌双全的“民国最后的闺秀”。而照顾小姐们的这些“干干”们究竟怎么生活、怎样去理解世界,长期以来,包括在史书里,极少有人去关注过,虽然她们都经曾认真地生过、爱过、活过,然后死去,无声无息。曾经有一部以民国丫鬟为题材的电视剧《大丫鬟》(2010),然而遗憾的是,电视剧里,真实的“干干”形象是缺席的。《大丫鬟》里的女主角桑采青身世可怜,在逆境中成长,长大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她所遇到的每个男性都真心实意爱着她,对她掏心掏肺,助力她事业成功。这样带有浓厚“玛丽苏”色彩的故事,不过是包装成“民国风”的言情剧,不具备历史价值。

而在现实生活中,“保姆”或“家政工作者”与雇用她们的家庭有着密切联系,她们甚至是孩子教育的参与者,为孩子提供适应生活的基本训练,或多或少地塑造了孩子的性格乃至价值观。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但可能又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对于东亚一些国家而言,“后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菊与刀》所说:“娇纵孩子的民族都希望有孩子,日本人正是这样。像美国的父母一样,他们要孩子首先是因为抚养孩子是一件乐事。但日本人要孩子却不仅是为了获得感情上的满足,另一个比美国人更重要得多的原因是,如果断绝了家族血统,他们就会成为人生的失败者。每个日本男人都一定要有儿子,他们要儿子是为了自己死后有人在佛坛灵前跪拜,是为了绵延家系,保住家族荣誉和财产。”[5]实际上,中国人“重男轻女”的情形与日本也大体相同。而这种性别指向性过于明确的生育观,自然而然可能影响到某些家庭生育孩子数量,以及对于保姆的需求。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保姆”这个群体只能经由一些文学作品间接给予我们一定的想象空间,这种想象往往还与事实可能严重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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