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1895年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6]该书从当时法国教育体制的视角去分析法国各群体的心理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该书的研究结论至今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勒庞认为:法国的教育制度存在严重弊端,过于强调教科书对智力开发方面的作用,认为年轻人只有一心学好教科书,智力才会提高。在这种观点的主导下,人们不遗余力去强化各种“手册上的知识”,学生从进入小学开始直到离开校园,必须痛苦地经历各种死记硬背以应对各种考试,在这一过程中,所谓的“受教育”意味着背书与服从。这会使受教育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产生极大的憎恶情绪,进而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厌恶感。

勒庞认为这种教育模式导致的结果并不乐观:经历重重考试终于拿了一些文凭之后,工人不再想当工人,农民不再想当农民,而大多数地位不高的中产阶级,除了国家机关的工作,再不想让他们的子女从事任何其他职业。因此,勒庞认为当时法国的教育不是让学生为走上社会做好准备,而只是让他们准备好从事政府公职。

在教科书的帮助下,国家制造出许多有文凭的人,但是很多人却无事可做。对商人来说,要想找到一个可以代替他去殖民地处理生意问题的人相当困难;对政府来说,即便是一个最平庸的职位也有千千万万的人排着队翘首企盼。这样一来,必然会有因此对政府心怀不满甚至充满怨恨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会选择随时参加任何革命,不管革命的发动者是谁,也不管革命的目标是什么。由此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与政府为敌的直接导火索。很明显,这为时已晚。”^[7]

勒庞认为法国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后犯罪现象并未减少,相反犯罪率上升,原因恰恰正是出在法国的教育制度本身。根据他所掌握的调查数据,法国推行那套以考核记忆力为主的教育体系以后,增长最快的犯罪群体不是中老年人,而是年轻人。

勒庞对于法国受过基本教育的“乌合之众”的描述,显然也适用于描述《12·1枪杀大案》里那些在义务教育阶段因各种原因早早辍学到西安、兰州等城市打工的青少年犯罪群体。这个群体辍学的原因很多,包括智力、经济、家庭等原因,其中有些人可能不适应以教科书主导下考察记忆力的教育体系,乃至对于“被动学习”这一行为产生厌恶感而选择主动中断学业。

而勒庞在对比了拉丁民族和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教育制度之后,给出了他的价值判断:法国当时采用拉丁式的教育制度是失败的,而以美英两国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教育制度更适应时代发展,被证明更为有效。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偏向于把教育建立在专业课程上,而不是建立在死记硬背书本上。他们的工程师不是从学校死记硬背课本出来的,而是从车间里训练出来的。要是一个人天资不高,悟性不够,那么他至少可以成为工人或领班;而如果他天资较高,那么他就有可能成为工程师。所以,美英两国的年轻人能迅速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将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每个人的智力水平得到最大化发挥和应用。

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除了英美两国,在职业培训领域做得最为成功的国家是德国。正是因材施教、务实高效的教育体系保障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崛起。

曾任中国计量科学院院长(1985年5月—1993年12月)的赵克功曾经回忆在德国学习和工作10余年的经历,提及他最初在学习完一年德语之后,正式上大学以前,要到车辆厂实习,在车间里最开始学习的是钳工的基本功——锉。“实习的目的是:(在那个时候的德国)一个大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钳工,必须掌握车、铣、刨、钻、磨等手艺。”^[8]

自1978年中德签订了两国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以后,中国涉及各个学历层次的职业教育开始了缓慢地发展。

2015年,德国墨卡托(MERICS)中国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观察报告》^[9]指出,中国许多机构以及研究,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导向(marketoriented),并且应该通过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来激励创新改革。同时,高校中的研究评估指标应当进行质与量的平衡,应该设法鼓励更多应用型的研究。总的来说,该报告认为中国所有层次的教育(中职、高职、本科、在职)都需要提升职业培训的比重。一个好的教育体制,能够教会学生怎样学习并培养其好奇心与创造力,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追求文凭本身。

报告认为,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存在一些十分成功的职业教育院校,其中开展的一些国际合作项目有助于推动职业教育的完善发展,并特意提及较有代表性的中德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始于2011年的中德汽车职业教育合作项目(SGAVE),该项目由5家汽车制造商(保时捷、宝马、奔驰、奥迪、大众)参与,跟中国教育部展开合作,旨在推动汽车机电工程学徒培养标准的制定与完善。

此外,该报告还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起,德国各种基金会、商会、公司就积极参与中国不同层次的教育。报告将中国教育面临着各种问题归因于中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与企业衔接不够紧密。因此,报告提供的解决方案包括:需要平等对待高等职业教育与大学学习,完善应用型大学建设。

事实上,这一条正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正如曾经留德学习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项海帆所言:“德国的教育制度是宝塔型的,与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要相适应。他们不仅培养出高水平的科学家,而且也培养出许多手艺高超的技工和各种能人。所有的技工与技师都由职业学校培训取得执照后才能开业。据说一个高级的工厂技师和一般教授的工资相差并不多,都能体现自身的价值。我很欣赏这种严谨求实的教育制度,是培养日耳曼民族精神的摇篮。”^[10]

或许,今天的中国观众,大都未必愿意看到类似《12·1枪案》或者贾樟柯拍摄的那些讲述原生态中国底层生活方式那种真实到让人心塞的片子。但这些片子的存在本身是有价值的。正如鲁迅先生从前坦承为何喜欢在小说中写不幸的人与事,目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而今天的影视作品,除了“引起疗救的注意”或许还是不够的,或许还应该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案例。因此,中国观众除了需要《欢乐颂》,也许,还需要若干《蓝翔之光》或者《赴德技工图鉴》。(www.daowen.com)

但这也许还不够。“夸张一点说,就是要让社会上所有人都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使学校发生如此程度的剧烈变化。因此,只把一部分人纳为教师是不够的,应该尽量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参与学校教育。比如,让八百屋的老板到学校来给学生们讲讲进货的事情,或者讲讲萝卜在出售之前变质了会造成多大的亏损。比起学校的教师,做买卖的人在这方面更具有说服力。另外,让消防员讲讲烟头引起火灾的可能性,让律师讲讲如果欠债不还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像这样让不同职业的人用更贴近现实生活的方式讲解知识的方法是最理想的。”^[11]

如果大前研一描绘的这样理想的情形最终得以在中国普及,或许,这终究才是这几十年来那些未经“美颜”的本土影像作品价值最大化的体现。

【注释】

[1]李雪顺:《何伟:热爱中国的美国文坛新星》,《外国文学动态》2007年第1期。

[2]该系列纪录片已在“爱奇艺”视频网站公开播放。

[3]2015年6月17日,《我的诗篇》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评选唯一入围的中国纪录片,同时《我的诗篇》在上海举行了首映礼。

[4]吴晓波:《〈我的诗篇〉是这一年最让我骄傲的事》,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92088。

[5]《阿拉伯语版〈欢乐颂〉在埃及举办开播仪式》,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1119/c1002-30408303.html。

[6]参见[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刘君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

[7][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刘君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

[8]季羡林、李国豪等:《旅德追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7页。

[9]Molnar,M.and V.Koen(2015),Providing the right skills to all in China:From“made in China”to“created in China”,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NO.1219,OECD Publishing,Paris.该报告英文版全称可译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为全中国提供合适的技能》,中国教育部职业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郑坚将该标题简化为《中国职业教育观察报告》。

[10]季羡林、李国豪:《旅德追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21页。

[11][日]大前研一:《低智商社会》,千太阳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