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顾1949年以后的中国戏剧表演体系,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三种:以德意志剧院为代表的德国传统表演学派、以高尔基剧院为代表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以柏林剧团为代表的布莱希特创建的现代叙事史诗戏剧学派。

而在中国影视作品中,我们较常见的是前两种表演体系。

1991年,10集连续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轰动全国。《外来妹》主要描述了6个从穷山沟赵家坳到广东打工的女性的命运。电视剧涉及三个地域文化层面的描述,即内地、广东沿海、香港。来自中国北方某山村赵家坳的一群青年男女到广东,姑娘们进了康乐厂,成为所谓的“外来妹”。她们在磨难中逐渐成熟起来,各自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靓女”终因伤残而回到了山里;秀英为了金钱而堕落;玉兰与当地小食店的老板福生结了婚;而回到山里打算结婚、再也不外出打工的秀珍,却发现“北上广容不下肉身,小山村承载不了灵魂”,于是她又带出一帮小姐妹南下。

《外来妹》剧中最励志的案例是女主人公赵小云,她从一个普通的打工妹成长为一个乡镇企业的负责人,实现了人生的飞跃。小云被当地乡政府任命为乡里第一间乡办玩具厂的厂长,开始了她新的生活和新的事业。电视剧勾勒出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女子生活图鉴”:赵家坳的姑娘们走出了山坳,走向了现代,至于她们还将往哪走,这不是电视剧当时所能够回答得了的问题。

2016年,堪称“升级版”《外来妹》的42集都市生活剧《欢乐颂》第一季播出。故事聚焦了“五美”在上海的生存状态,其中有3位女性是“外来妹”:一心想钓“金龟婿”的“胡同公主”樊胜美、立志扎根外企的文艺女青年关雎尔、陷入“办公室恋爱”的职场小菜鸟邱莹莹。她们来自中小城市,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为了省钱,合租一套三室一厅。而与她们住同一楼层的,还有海归金领安迪、富二代曲筱绡,这5位女性同住在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22楼。“五美”性格迥异,从互相揣测对方到渐渐接纳彼此,她们在合力解决彼此生活发生的种种问题过程中,见证彼此在上海这座“魔都”的成长与蜕变。

《欢乐颂》第一季播出后,樊胜美被认为是最接地气、最容易引发泪点和痛点的角色。许多在大城市打拼的未婚女性容易对樊胜美产生代入感:她喜欢大牌,但钱包却只允许她经常在某网店抢货;哪怕再艰难窘迫,宁可买A 货,也不愿意自己拎的包比不上人家的。她善良和虚荣并重,既不放弃钓到高富帅的野心,亦从未曾对自己的工作不上心,职场上毕竟能够独当一面。她跟同居一屋檐下的两个小妹妹坦诚相待,不时以阅人无数的职场兼情场导师自居,对她们谆谆善诱,句句台词都堪称“魔都职场菜鸟成长指南”。

在大城市工作的女孩子,能够年纪轻轻即跻身“金领”阶层、像安迪这样生活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樊胜美、邱莹莹,或者是关雎尔。她们来自小城市,甚至农村,她们有野心,她们还没有显赫的工作履历,她们还处在职场的原始积累期。比如像关雎尔那样拼命地加班,希望不要在实习期被淘汰;比如像邱莹莹那样还拎不清上司的暧昧究竟是一种职场上拉拢人心的策略,还只是花心。

《欢乐颂》不是“魔都女性生存指南”,它没有尝试去提供解决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情感问题的终极方案,它只是诚实地把魔都女性光鲜亮丽外表之下的真相暴露出来给我们看。(www.daowen.com)

2017年,《欢乐颂》借助于第一季的口碑乘胜前进,播出第二季。樊胜美的家庭状况,到第二季里仍然是个无底洞,丝毫未见任何好转迹象:妈还是那个难搞的妈,哥嫂还是那对事多、钱少、心眼小而又无处不在的哥嫂。由于受困于家人的阴毒暗算,导致樊胜美的心智受损。她的能力由此大打折扣,她的视野也由此被拉低,所以趋向于急功近利——她渴望凭借优秀的外表,拿下一个阔佬。但由于她的功利,反而让她错失了跟她理想中出类拔萃的男人在智力和情感领域都能够对等、对话、交手、平起平坐的时机。

在第二季,《欢乐颂》的价值立场仍然是暧昧的,或者说,故意悬置了“道德审判”。事实上,如果按照传统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创作标准来看,悬置创作者个人立场与道德审判,这并非作品的不道德,而是它的“道德”,因为艺术文本的叙事伦理不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中创作者个人的道德观念。

无独有偶,2018年播出的《北京女子图鉴》也采用了类似的叙事伦理,剧中的女主角在“北漂”过程中经历过各种挫折,身心俱疲,备感需要家庭庇护,急于结婚,因为考虑到户口问题,所以她在几位追求者当中最终选择与一名拥有北京户口的男性结婚。当历史的洪流理直气壮地席卷柔弱个体的内心世界、社会某些流行的价值观指手画脚要求个体这样那样时,个体灵魂面临焦虑、挣扎、抉择:变抑或不变,坚守抑或妥协——这里不存在一丝的骑墙态度与偷奸耍滑。

实际上,在环境、时代的急剧变化面前,人性的变化往往是缓慢的。从反映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外来妹”生存状态的几部电视剧,我们可以看到,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如善良、勤劳、诚实是不变的,尽管一些曾经的价值观在时代的暴风雨中倒塌,但仍留给了我们重建的希望。

2018年11月18日晚,阿拉伯语版42集《欢乐颂》开播仪式在埃及开罗举行。近年来埃及与中国在广播电视领域的合作迅速发展,《欢乐颂》的开播是这一领域合作的又一成果。“自2013年起,以《媳妇的美好时代》为代表的10多部中国当代题材的影视剧陆续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播出,获得了热烈反响。2015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埃及广播电视联盟签订了《中国剧场》栏目合作协议,此后《父母爱情》《北京青年》等一系列制作精良的中国影视剧走入埃及,让更多埃及人了解了当代中国,也拉近了两国人民心与心的距离。阿拉伯语版电视剧的译配工作主要在境外完成,文学编辑、配音导演、演员、技术制作均由埃及专业人士担任。本土化制作使这些中国电视剧充满了本土化语言表达,十分贴近当地观众的收视习惯。”^[5]

影视里中国“外来妹”形象的描绘,提供的是平民视角,讲述一个个默默无闻并且最终也未必可能走上所谓“人生巅峰”的个人故事,避免了以往某些表现明星效应、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显赫战绩的陈词滥调,令人信服地戏剧化了“外来妹”们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情感问题,进而实现个人价值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坚韧不拔的努力。

这些女性形象也间接展示了中国女性生存状态蜕变过程中所需要的环境条件: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中国城市为各个阶层的女性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的竞技场所,在那里,她们能够通过职场上的竞争摆脱原有的恶劣生存环境。她们为了摆脱贫穷落后处境而拼搏的励志故事,给广大与她们有着相仿境遇的观众提供了令人心酸的神话和一线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意识形态甚至使得女性能够战胜严重的社会歧视。值得深思的是,当这些故事出口到阿拉伯世界,或许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密码”,在跨文化接受和解读这些文化产品过程中,阿拉伯世界的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会不会对这些“文化密码”产生解码错误,乃至形成“美丽的误会”,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