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其“辨章学术，高挹群言”而一直为学界广为推崇，“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353]。《四库全书总目》经、史、子、集四部中，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四部各部前有总叙，每类前有小叙，将总叙和小叙连缀起来俨然就是一部“中国学术史论”。张舜徽先生对《四库提要叙》非常重视，六十多年前曾以此作为大学文科“国学概论”的教本，将每篇叙文都向学生进行讲论和疏通，这些讲论稿现已成为“二十世纪学术要籍”《四库提要叙讲疏》（以下简称《讲疏》）。^[354]张先生在《四库提要叙讲疏·自序》中说：“昔张之洞《輏轩语》教学者曰：‘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余则以为此四十八篇者，又门径中之门径也。苟能熟习而详绎之，则于群经传注之流别，诸史体例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衍，释道之演变原委，悉憭然于心，于是博治载籍，自不迷于趣向矣。”其中“传注流别”和“体例异同”属于文献学中的“簿录体例”“支分派衍”和“演变原委”属于“学术源流”，与之相应，张先生讲疏的内容便集中于考镜学术源流，辨明簿录体例，讲疏的方法则“首取《提要》本书以相申发，次采史传及前人旧说藉资说明，末乃附以愚虑所及而讨论之”^[355]。可见，这部《讲疏》体例上虽为古代学者常用的注疏体，但它突破了“注不叛经，疏不破注”的陈规，对《四库提要》四十八篇叙文既有引申发挥，也有采史求证，更有正误纠谬，并由此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总类、小类前的叙录承《汉书·艺文志》之绪，考镜学术渊源与流衍，阐述学派兴盛与衰微，论定各家的是非与高下。但追溯各家各派的学术渊源流变，可不像追溯黄河和长江的源头那样可以“逆流而上”，历史上各种学术和各个流派往往相互影响，彼此渗透，有的可能枝分而干同，有的可能源异而流合，更加之时代久远头绪纷繁，所以“认祖追宗”式的考镜源流绝非易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将诸子百家的产生推源于上古的某官某守，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等等，就常被人指责认错了祖、归错了宗，不只现代学者胡适等人提出反驳，连清代四库馆臣也认为“名家称出于礼官，然坚石白马之辨，无所谓礼；纵横家称出于行人，然倾危变诈，古行人无是词命；墨家称出于清庙之守，并不解其为何语”^[356]。《四库提要》叙录考索源流时问题也同样不少，这次该由张舜徽先生来为四库馆臣正本清源了。譬如，《经部总叙》一开口就错：“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汉武帝以后，儒学之士都称孔子删定《诗经》《尚书》，制订《礼记》《乐经》。四库馆臣所谓“经禀圣裁”“删定之旨”云云，不过人云亦云剿袭陈说。《讲疏》阐述了这种说法不成立的理由：

一、“删定”之说既“无征于《论语》”，又“不见称于孟、荀”，“秦火以前”并无此说。“《论语》为孔门所同记，于其师一言一行，乃至饮食衣服之微，喜乐哀戚之感，无所不记。使果有删定之弘业，何其弟子无一语及之？”

二、《诗经》《书经》《礼记》《乐经》四经都是孔子之前就已存在的旧典。“史迁尝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然《管子》中已云‘泽其四经’，可知以《诗》《书》《礼》《乐》为教者，不自孔子始。此四经者，皆旧典也，孔子特取旧典为及门讲习之，所谓‘述而不作’也。”《讲疏》还特引龚自珍《六经正名》中的名言作为佐证：“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六经为孔子以前“旧典”之说，张氏还可以找到更早的同道，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早就断言“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357]。《讲疏》还从社会背景和社会心理两方面探讨了这一说法的成因：“盖自汉世罢黜百家，独崇儒术，言及六籍，必推尊为孔子所删定，此犹言易卦者，必托名于伏羲；言本草者，必托名于神农；言医经者，必托名于黄帝；言礼制者，必托名于周公，莫不高远其所从来，以自取重于世，后先相师，如出一辙，学者可明辨之。”^[358]推尊孔子删定六经，是儒者尊圣宗经的心理作祟，四库馆臣不是无能，而是无意去探寻六经产生的渊源。

如果说认定孔子删定六经是意识形态作祟，《四库提要叙》中对方志、职官、目录等类渊源的误断，则属于认知偏差或知识错误。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地理类叙》称：“《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这里所谓“州县志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方志”。四库馆臣把《元和郡县志》，尤其是《太平寰宇记》视为“州县志书之滥觞”，是因为前者记载了唐元和年间四十七节镇各府、州、县、户政区的沿革，及山川、道里、贡赋等情况，后者在沿袭《元和郡县志》门类之外，又增以风俗、姓氏、人物、艺文、土产等门，该著卷帙虽十分浩博，但“考据特为精核”。《太平寰宇记提要》称：“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至是书而大变。”^[359]但是，将二书作为方志的滥觞却犯了以“流”当“源”的错误。张先生在《讲疏》中说“方志之起源甚早”，更远可以追溯到周代，“远在周代，百国分立，大者如后世之府、郡，小者仅同州县耳。《孟子》所谓‘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以今视之，即最古之方志耳。”不只是周时没有“方志”的名称，“自隋以前，方志但称为‘记’。即以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者而言，以三国时吴人顾启期所撰《娄地记》为最先。此后复有《洛阳记》《吴兴记》《吴郡记》《京口记》《南徐州记》《会稽记》《荆州记》等数十种书。此皆后世州县志书之作”。张先生还指出，即使像《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这样分门别类记载，其体式也是因袭而非首创：“至于分门叙述，成为专门性记载者，尤不可胜数。《隋志·史部·地理类叙》称：‘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三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记》一百卷。’此乃历代帝王下诏编纂全国性方志图经之始。其后如唐代李吉甫所修《元和郡县志》，宋代乐史所修《太平寰宇记》，皆沿用其体，不得谓二书为州县志之滥觞也。下逮元、明、清三朝所修《一统志》，亦循斯例矣。”^[360]《讲疏》从方志在上古的雏形，再到方志体例在隋代的成熟，以及《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二书对隋代方志体例的承袭，通过探本溯源有力辩驳了四库馆臣有关方志“滥觞”的误判。

四库馆臣虽极一时之选，但《四库全书总目》既成之于众手，又迫之以时限，其间抵牾谬误在所难免。即使再渊博的学者也会有知识上的暗角，更不可能对每一学术问题细究深考，加之总其成者“纪氏恃其博洽，往往奋笔直书，而其谬误乃益多”^[361]。《四库提要叙》在考镜源流时甚至还出现知识性的“硬伤”，如《目录类叙》断言：“郑玄有《三礼目录》一卷，此名所昉也。”“目录”名称起于东汉后期的《三礼目录》吗？张先生以有力的证据作了否定的回答：“‘目录’二字连称，实起于西汉。《汉书·叙传》云：‘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文选》任昉《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云：‘《尚书》有青丝编目录。’是刘向、刘歆校书汉成帝时，已有目录之名，远在郑玄《三礼目录》之前。特为专书目录，自郑氏始耳。”从现存资料看，“目录”名称西汉向、歆父子时就有了，至东汉郑玄才开始用“目录”作书名，说“目录”之名始于《三礼目录》，显然是馆臣一时疏于考证而轻下结论。这篇叙文在考镜源流上出错的还不止这一处：“今所传者，以《崇文总目》为古。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并准为撰述之式。惟郑樵作《通志·艺文略》，始无所诠释，并建议废《崇文总目》之解题。”馆臣误以为但记书名而不录解题始于郑樵《通志·艺文略》，而且将删削《崇文总目》解题过错也归咎于郑樵。《讲疏》对此做了有力的辩证：“论者咸以《崇文总目》之删去序释，出于郑樵，相与讥短而嫉恨之，此则不明乎簿录体例之过也。无论《崇文总目》之无序释，与郑氏不相涉，即书目下不录解题，其例实创于班固。盖史志之不同于朝廷官簿与私家书目，亦即在此，尤不可不明辨也。”张先生从簿录体例的角度分析了《汉书·艺文志》但记书名的原因：“《隋书·经籍志》既举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以别于后世但记书名一派，从知不独《别录》每书皆有叙录，即《七略》亦必删繁存简，各为解题，如《四库简明目录》之于《提要》无疑耳……班氏撰《艺文志》时，所以毅然删去《七略》解题而不顾者，诚以史之为书，包罗甚广，《艺文》特其一篇，势不得不芟汰烦辞、但记书名而已。若夫朝廷官簿与私家书目，意在条别源流，考正得失。其所营为，既为专门之事；其所论述，则成专门之书；考释务致其详，亦势所能为。刘、班二家编目之职志既有不同，则体例亦无由强合。郑氏《通志·艺文略》之于《崇文总目》，亦犹班氏《艺文志》之于《七略》耳。惟郑氏深明修史之不同于他书，故独遵班例，不为序释，其识已卓，岂特不可讥诋已哉！”^[362]令人不解的是，郑樵《通志》和班固《汉书》同为史书，《汉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同样都是只记书名而无解题，为何四库馆臣不追究《汉书·艺文志》开始“但记书名”，偏偏归咎于“唯郑樵作《通志·艺文略》，始无所诠释”？至于所谓郑樵“建议废《崇文总目》之解题”的指责，余嘉锡早已指出是四库馆臣偏信朱彝尊《曝书亭集》中的“意度之词”，清代学者杭世俊、钱大昕早为郑氏洗刷了不白之冤。^[363]当然，余嘉锡先生也可能百密一疏，郑樵嫌《崇文总目》解题“文烦无用”，朱彝尊的“意度”也并非无风起浪，郑樵《校雠略》对《崇文总目》的解题的确多有批评：“古之编书，但标类而已，未尝注解，其著注者，人之姓名耳。盖经入经类，何必更言经？史入史类，何必更言史？但随其凡目，则其书自显……今《崇文总目》出新意，每书之下必著说焉。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说焉？至于无说者，或后书与前书不殊者，则强为之说，使人意怠。”^[364]郑樵的校雠学理论强调“类例”而不是“解题”，他认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365]，依类而查“其书自显”，无须在“每书之下必著说焉”，“于晦疑处则释之，无晦疑处则以类显”。^[366]他批评《崇文总目》“不应释”“亦强为之释”^[367]，是基于自己校雠学理论而做出的判断，可四库馆臣对其动机做了最卑污的猜测：“郑樵作《通志二十略》，务欲凌跨前人，而《艺文》一略，非目睹其书，则不能详究原委，自揣海滨寒畯，不能窥中秘之全，无以驾乎其上，遂恶其害己而去之，此宋人忌刻之故智，非出公心。”^[368]馆臣认为郑樵抨击《崇文总目》的解题，是出于“我自己没有便不允许别人有”的小人心理，馆臣们以阴暗的心理去揣度他人，虽言之凿凿却全无依据。张先生说“《崇文总目》之无序释，与郑氏不相涉”，则既能征于史实也合符情理：郑氏一介海滨布衣，他的言论根本不足以耸动视听，更不足以左右朝廷，而且后郑氏一百多年的马端临《文献通考》尚引证过《崇文总目》解题，可见直到宋末元初，这些解题并没有删除，后来删除这些解题与他全“不相涉”。从向、歆父子《别录》《七略》附叙录解题到班固《汉书·艺文志》“但记书名”，我国古代目录学书籍就一直并存这两种形式。目录学著作“但记书名”既不自郑樵而始，《崇文总目》叙录解题更不因郑樵而删——《讲疏》追溯了源流，也澄清了史实。

《四库提要·术数类叙》对术数兴起时间的论断同样错得离谱：“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讲疏》对这一说法断然否定：“《汉书·艺文志》有《数术略》，凡分六家：曰天文、曰历谱、曰五行、曰蓍龟、曰杂占、曰形法。《四库总目》术数类，大抵近之也。阴阳五行之说，所起甚早，不得谓秦汉以后始有之……《汉志》论及古者数术之士，则谓‘春秋时，鲁有梓慎，郑有裨灶，晋有卜偃，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汉有唐都’。则秦汉以前，已有以数术驰名周末者矣。即秦始皇所尊信之卢生、侯生，亦当时之方士也，以其行骗诈而久不能致奇药，大兴坑杀之狱，《史记·儒林传》称之为‘坑术士’，乃实录也。焉得谓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乎？”^[369]张先生的考辨肯定更近于历史真实。甲骨文中大量卜辞标示了占卜活动的盛行，《左传》《国语》也记载了不少术士占卜盛况，国君、贵族、军事家直至一般老百姓几乎都对占卜感兴趣。祈雨、征战乃至日常婚嫁，人们都离不开卜筮术数。从《荀子·天论》对人们迷信占卜术数的批评中，就不难从反面猜想到当时人们对此沉迷的程度：“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370]可是像荀子这样明白事理的天才毕竟极少，对卜筮信以为神的人无疑占大多数。上古术数活动如此频繁，饱读诗书的四库馆臣竟然将“术数之兴”的时间定在“秦汉以后”，着实令人费解。

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说的那样，《四库提要》看似“援据纷纶，似极赅博”^[371]，可“按其出处”就会发现经、史、子、集的提要多取之于《经义考》《经籍考》《文献通考》有限的几部著作。再细查其《四库提要》的总叙和小叙，其议论也常常间接参考或直接借用《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的观点，而不是四库馆臣的新知独创，所以常和《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一起出错。《四库提要》中具体典籍提要的错误，余嘉锡先生多有辨证，而提要中总叙、小叙的错误，则多由张舜徽先生纠谬。我们再看看《讲疏》对《四库提要》有关“别集”和“总集”渊源的辨证。《四库提要·别集类叙》断言：“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讲疏》指出这一错误判断来于《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云：“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四库叙文》承用其说，而其实非也。《汉志》之《诗赋略》，即后世之集部也。观其叙次诸家之作，每云某某赋若干篇，各取其传世之文，家各成编，斯即别集之权舆。如云“《屈赋》二十五篇”，即《屈原集》也；“《宋玉赋》十六篇”，即《宋玉集》也；“《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即《司马相如集》也……循是以推，则《诗赋略》所收五种百六家之文，大半皆别集也。是刘向父子校书秘阁时，即已裒集多家之文，依人编定，使可别行。当时无集之名，而有集之实。集之创始，必溯源于此，不得谓至东汉而后有此体制也。特后人一一追题，纷加集名耳。^[372]

“别集”源头始于西汉而非东汉，《汉书·艺文志》中《诗赋略》所收录某某赋若干篇，其实就是某某人作品的别集，只是没有冠以“集”名罢了。四库《总集类叙》对“总集”源头的论定同样是沿袭《隋书·经籍志》，《隋书·经籍志》“以挚虞《流别》为始”，四库馆臣也将挚虞编的《文章流别集》作为“总集”的滥觞，《讲疏》则认为“总集”实际上始于刘向裒集的《楚辞》：“《楚辞》本刘向所辑录，至东汉王逸作注时，又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为十七卷。自此疏释《楚辞》者，咸以王注为定本，故《四库叙》文云‘王逸所裒’也。《楚辞》本总集之始，《四库总目》仍探原于挚虞《流别》者，本《隋书·经籍志》之说耳。”^[373]张先生说即使不算上刘向编的《楚辞》，挚虞编的《文章流别集》也不是最早的总集，早在挚虞之前就有曹丕编辑过建安作家总集：“考魏文帝雅重文学，自为太子时……《与吴质书》有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所谓‘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即总集之体例，远在挚虞《流别集》之前矣。”^[374]总之，《别集类叙》和《总集类叙》都没有尽到文献学“考镜源流”的本分，未能追溯到“别集”“总集”最早的源头。《类书类叙》也附和《隋书·经籍志》，将《皇览》定为类书的开端，《讲疏》则认为：“类书之兴，当溯源于《尔雅》。其书十九篇，有解说字义者，《释诂》《释言》《释训》是也；有专明亲属者，《释亲》是也；有记房屋器用者，《释宫》《释器》《释乐》是也；有纪自然现象者，《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是也；有录生物品名者，《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是也。分类登载，有条不紊，此非类书而何？特由帝王分命臣工依类纂录以成一书者，自魏文帝时编《皇览》始耳。”^[375]张先生在《广校雠略》中也有近似的议论：“《尔雅》首三篇专释故训，自《释亲》以下十六篇则备详六亲九族之礼，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远而天地山川，近而宫室器用，庶物毕载，人事悉显，总括万殊，而皆以类相从，因物为号，盖类书之始也。”^[376]《尔雅》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入经类，古代儒生将它视为经书，现代学者把它当作语言学著作，而张先生独排众议将它作为类书的鼻祖，非深明学术精微和群言得失不能做出如此论断。《尔雅》将各种名物分门别类，后来的类书差不多都是依这一形式纂辑而成，从这一意义上说，《尔雅》的确开古代类书的先河。当然，考镜学术源流不只需要学术眼光，还需要学术勇气和胆略，否则在当时谁能把经书说成类书？

上文我们阐述了《讲疏》对《四库提要叙》“考镜源流”上的正误，此处再分析对《四库提要叙》“辨章学术”上的纠偏。

在辨章学术的过程中，学者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各自不同的价值判断，不同的学术倾向又影响着他们对不同学派、学科、学术的评价。由于尊圣、崇经、忠君的立场，四库馆臣毫不掩饰自己“编录遗文”的目的，是“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事”^[377]。他们认为经文“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对经书只能信仰而不得怀疑，对“天裁”“圣谕”只能赞颂而不可否定，一切以“天裁”的是非为是非，以“圣谕”的好恶为好恶。尽管四库馆臣反复申言“参稽众说，务取持平”^[378]，不断强调“扫除畛域，一准至公”^[379]，可是由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政治态度及学术倾向，他们在月旦学人、论定学术、评价学派时，正如张先生所批评的那样，有时难免“逞爱憎之私，失是非之公”^[380]。他们在总叙小叙中所阐述和勾勒的学术史，有些部分像夸张变形了的“学术漫画”：有的学人被拔高圣化，有的学派学人又被贬损丑化。

先看四库馆臣对汉学、宋学的态度。他们主观上申明要“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381]表面上看，似乎对汉学与宋学一碗水端平，而实际上正如《讲疏》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都是馆臣们的门面话，“然通观全书，于评定学术高下、审断著述精粗之际，仍多扬汉抑宋之辞。盖习尚移人，贤者不免”。《讲疏》还特地提醒读者说：“读是书者，宜知其论列古今，自不无偏袒之见也。良以纪昀学术根柢，仍在考证。江氏《汉学师承记》，取与江永、金榜、戴震诸家并列，以其治学趋向同耳。其撰述《提要》有所轩轾，不足怪也。”^[382]清从乾嘉开始，汉、宋之争形同水火，在《诗经》研究领域里，“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这两派名义上是论是非，而实际上是争胜负。《四库提要·诗类叙》两边各打五十大板，一边说对于两方的意见“全信全疑，均属偏见”，一边又说“至于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今所采辑，则尊汉学者居多焉”^[383]。从馆臣的取舍可以看出，他们对汉学、宋学的态度并不那么“持平”，张先生在汉宋之争中才真正能“消融门户之见”：

然余观朱子说《诗》，名虽废序，而阴本序说者实多。以意逆志，曲得诗旨。以视郑君牵于礼制、致纡曲而难通者，则有间矣。外此若吕氏（南宋吕祖谦——引者注）《读诗记》、严氏（南宋严粲——引者注）《诗缉》，悉能原本旧义，兼录时人说《诗》之言，无适无莫，实事求是。严书尤后出，集诸家之成，实能镕铸汉唐旧义，为一家言。自来说《诗》之书，未有善于此者。自清儒治经，大张汉帜，率屏弃汉人经说不观，迄于今三百年矣。平心论之，清儒惟考证名物之情状，审别文字之异同，足以跨越前人。至于引申大义，阐明《诗》意，不逮宋贤远甚。二三拘儒，遽欲以广搜博引，上傲宋贤，斯亦过矣。余早岁治《诗》，于陈氏《毛诗传疏》，读之三反，旁涉乾嘉诸儒考证之书，锲而不舍。及反而求之注疏以逮宋贤遗说，始于篇中之微旨，词外之寄托，恍然有悟，信足以发墨守而开疑滞，下视有清诸儒之书，直糟粕耳。虽然，训诂之不明，则大义亦无由自见。清儒发疑正读之功，亦岂可泯！顾以此为治经之功则可，若谓治经之事遽止于此，则隘甚矣。晚近说经之弊有二：上焉者，蹈袭乾嘉以下经生余习，以解字辨物为工；下焉者，则蔑弃传注，以游谈臆断相尚。舍大道以适荆棘，通经之效乃晦。^[384]

清儒治《诗经》“足以跨越前人”之处在“考证名物之情状，审别文字之异同”，宋贤治《诗经》之所长在阐述“篇中之微旨，词外之寄托”。在张先生看来，前者只能算“治经之功”，只是治《诗经》的基础和准备，后者才是治《诗经》的目的，它代表一个时代对《诗经》理解和体验的深度。朱熹通过对《诗经》义的深心体贴和对《诗经》艺的细腻感悟，能够“以意逆志，曲得诗旨”。郑玄的《毛诗传笺》以《礼记》解《诗经》，自然有很多曲解和附会，所以说他“牵于礼制”致使“纡曲而难通”。难怪张先生将朱熹《诗集传》置于郑玄《毛诗传笺》之上了。其实，郑玄是张先生一生都非常景仰的大师，推崇他“学术渊湛，识断精审”^[385]，晚年还撰写《郑学丛著》以总结郑学的成就，该著可以说是郑学集大成的著作。景仰他却不偏袒他，这才说得上是“惟求义理之安，不存门户之异”^[386]，“一准至公”，平视汉、宋。

在《四库提要叙》中，扬汉抑宋的学术倾向随处可见，如《春秋类叙》交代其审断标准说：“虽旧说流传，不能尽废，要以切实有征、平易近理者为本。其瑕瑜互见者，则别白而存之；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由于主其事者纪昀的学术根基在于考证，那些“切实有征”的著作容易受到四库馆臣的青睐，而那些“游谈臆说”一类的东西则被打入另册。《四库全书总目·春秋类》末的《案语》称：“征实迹者其失小，骋虚论者其失大矣。”^[387]从学理上讲，“征实迹”的史实考证和“骋虚论”的理论阐释不可偏废，古人将这二者分别名为“考据”“义理”，这两种学术路数都各有其优劣，“失小”“失大”更是难见分晓，尚义理者容易失之空疏，尚考据者容易失之琐碎。当时“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多在名物、训诂、考证^[388]，纪昀等馆臣的观点不过是乾嘉学界主导学风的反映。《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就揭明了全书的取舍标准：“谢彼虚谈，敦兹实学。”^[389]张先生对汉学与宋学无所偏心，因而对汉学与宋学的评价也就无所偏见。在《诗经》研究上，他认为郑玄不及朱熹；在三礼的研究上，他又认为郑玄远过宋贤：“郑氏遍注三礼，为世所宗。”“宋人于名物度数，不能与之立异，惟力诋郑氏好以纬候说经……要之，三礼自是郑学。其于勘正文字异同，疏说名物情状，厥功不细，非可妄议，未宜以其小疵掩其大醇也。”同时，他也肯定宋儒治礼的独到之处：“汉儒说礼，考礼之制；宋儒说礼，明礼之义，各有攸长，自可兼采。”^[390]“持论归乎至平，立义期于有据”^[391]，是张先生一生奉行的学术准的。他不薄汉学也尊重宋儒，所以他在清儒的汉宋之争中能不偏不倚。

四库馆臣不仅常常扬汉抑宋，还往往尊古卑今甚至是古非今。来看看《乐类叙》对古乐今乐的评价：“顾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于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于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于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392]《讲疏》分析了馆臣所谓“雅俗”之所指和其评断之所失：“苟非兼陈雅俗，断不至繁杂至此，故《四库总目叙》痛斥之。而必谓为悖理伤教，失之过激矣。”馆臣为什么如此偏激呢？除了他们的审美偏好外，更主要的是他们“明王道”的政治立场，使他们把审美趣味上的雅俗，混同于政治上的是非和道德上的邪正——凡雅者必正，凡俗者必邪，于是便咬牙切齿地骂俗乐“悖理伤教”。《四库全书总目》将那些所谓“讴歌末技，弦管繁声”都视为是淫荡的“郑声”，将它们全部剔出“乐类”，归入“杂艺”或“词曲”二类中。“杂艺”被人鄙视自不待言，“词曲”在四库馆臣眼中同样“厥品颇卑”^[393]，将流行的“弦管繁声”退出“乐类”而归于“杂艺”和“词曲”，就是把这一类音乐打入另册。从知识类型上看，无论是“律吕雅乐”还是“弦管繁声”都是音乐，将前者收入乐类，后者贬入杂艺，完全不顾知识分类和图书分类的基本原则。张先生不同意馆臣将所有“弦管繁声”“皆目为郑声”：“大抵事物之兴，古简而今繁；古代朴素而后世华靡；万类皆然，无足怪者。太古之乐，惟土鼓、蒉桴、苇龠而已。后乃益之以钟磬弦管，亦有来自域外以补国乐之所不足者，于是音乐始臻极盛。如但一意尊古卑今，举凡今之所有而古之所无者，悉目为不正之声，概加屏弃，则违于事物进化之理远矣。此学者辨艺论古，所以贵能观其通也。”^[394]《讲疏》敏锐地指出馆臣是以音乐产生时代的早晚来判定音乐本身的尊卑——但凡古乐必尊，但凡今乐必贱。这既“违于事物进化之理”，也悖于音乐社会学的常识，充分暴露了四库馆臣意识形态上的傲慢和知识社会学上的偏见。

这种意识形态的傲慢在子部各类小叙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露骨。我们来看看《法家类叙》：“刑名之学，起于周季，其术为盛世所不取。然流览遗篇，兼资法戒。观于管仲诸家，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观于商鞅、韩非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鉴彼前车，即所以克端治本，曾巩所谓不灭其籍，乃善于放绝者欤！”说来令人无法相信，法家在四库馆臣眼中仅仅具有反面教材的价值。其所以不销毁法家典籍，就是为了让世世代代的人知道法家“近功小利”的狭隘及“刻薄寡恩”的冷酷，了解狭隘与冷酷给民族和国家造成的灾难。《四库全书总目·凡例》称对那些“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剖击必严”^[395]，也许馆臣们觉得法家“离经叛道”吧，所以才对这一学派彻底否定。《讲疏》批驳了这种对法家的否定性论述：“此儒家正统之见，未足以为定论也。诸子之言，皆主经世。各有所偏，亦有所长。苟能取其长而不溺其偏，自能相辅为用，有益治理。”接下来从理论价值和历史作用两个方面阐述了法家的历史地位：“若管仲、商鞅、韩非，皆古之大政治家也，其言治国之理，至明核矣。吾尝以为载籍极博，而独乏系统阐发政治理论之书。惟周秦法家于富国强民之道，生财教战之方，以及黜华崇实、肃化明纪诸端，言之兢兢，自成体系。管仲以之治齐，商鞅以之治秦，雷厉风行，悉奏肤功。而秦皇之一统宇内，立邦治法，一遵韩非之说，此其尤大章明较著者也。后世若霍光、诸葛亮、王猛、魏徵、王安石、张居正之流，皆实本其学以治天下。立法施度，勇毅能断，莫不有法家精神，是岂迂阔儒生所逮知哉！”^[396]张先生还引证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对法家的论述，阐明“西汉学者，已于法家之学，早有定评”，由此可知，法家的历史地位“何可一概抹杀”？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补充的一点是，四库馆臣对管仲的评价比孔子还要尖刻严苛，孔子的确说过“管仲之器小哉”^[397]！但孔子也多次赞赏管仲的仁爱和功德。当“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子贡先后指责管仲“非仁”时，孔子对这两位学生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398]管仲因其巨大的功业使广大人民“受其赐”，这种博施广济的大仁大爱竟然被四库馆臣说成是“近功小利”，比起管仲来，馆臣们真的是“匹夫匹妇之为谅也”；比起孔子的通达来，馆臣真的显得“器小”。《讲疏》并以西汉政治为例，说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是王霸杂施或儒法合用，“旷观历代兴亡，亦何尝专任儒术足以致治者乎”？这些议论表明张先生不只摆脱了意识形态的魔障，其见识境界也远逾清儒，显示了他对法家乃至古代政治的深刻思考。

忠君观念和政治态度也导致《四库提要叙》对学人、学派、学术评价的偏颇。譬如，《集部总叙》评论钱谦益时，就因政治态度而泯灭了学术良知：“至钱谦益《列朝诗集》，更颠倒贤奸，彝良泯绝，其贻害人心风俗者，又岂鲜哉！”^[399]无庸讳言，钱氏为人可訾议者很多，不只降清一事大节有亏而已。不过，张舜徽先生认为，论及《列朝诗集》时就应桥归桥路归路，从学术立场来论述该著的学术成败：

尝集有明一代之诗为《列朝诗集》八十一卷。起洪武讫崇祯，共十六朝，凡二百七十八年。分为甲乙丙丁四集。上而列与诸王之诗，则入之乾集；下而僧道、闺秀、宗潢、妇寺、蕃服之诗，则入之闰集。而自元末至太祖建国，凡元之亡国大夫及遗民之在野者，则别编为甲前集。入选者一千六百余家。是书广揽兼收，无分男女贵贱，朝野华夷，以逮沙门道士。但录其诗，不论其人。逸篇零什，赖以保存者不少。在总集中为创格，于征文考献，不为无补。后人徒以谦益为两朝人物，节概行事，多可訾议，故论者多鄙薄之。然吾尝读其《初学集》《有学集》，知其湛深经史，学有本原，论议通达，多可取者。当时阎若璩以学问雄海内，而生平最钦服者三人，自顾炎武、黄宗羲外，则谦益也。又曾列谦益之名冠十四圣人之首。其推崇之至此，夫岂阿其所好哉！^[400](www.daowen.com)

《列朝诗集》不仅“广揽兼收，无分男女贵贱，朝野华夷”的收录标准上，“在总集中为创格”，为后世保存了不少“逸篇零什”，有助于文史研究的“征文考献”，而且《列朝诗集小传》中纵论明代各家各派诗歌的优劣得失，视野宏阔而又议论精警，不失为一部系统而又透辟的明代诗歌史论。这部既具诗史价值又有理论价值的总集，却招致馆臣“颠倒贤奸，彝良泯绝”如此之重的恶评，真不知从何谈起。《讲疏》载钱氏《初学集》《有学集》“在乾隆时，以语涉诽谤，版被禁毁。修《四库全书》时，既未著录其著述，撰叙文者，又假论及《列朝诗集》，而抨击加剧，非定评也。逞爱憎之私，失是非之公，学者于此，必有辨矣”^[401]。原来如此！钱氏因其著作“语涉诽谤”，于是馆臣便剧加抨击以取悦龙颜，“逞爱憎之私”还说得太客气，四库馆臣们根本不敢有自己的爱与憎。作为极一时之选的四库馆臣，何尝不知道钱谦益的学问与地位，何尝不明白《列朝诗集》的学术价值，但他们只能以时君的爱憎为其爱憎，以朝廷的是非为其是非。

四库馆臣在“评定学术高下、审断著述精粗”中时见偏颇，并非全是政治态度、意识形态和学术倾向的原因，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于识有未逮之所致，如《正史类叙》称：“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402]我国古代史书最常用的编年体和纪传体，此前并没有人将它们分出学术上或文体上的尊卑。《讲疏》考证了“正史”之名的来由和本义：“‘正史’之名，唐以前未有也。自唐设馆修史，然后名朝廷诏修之史籍为正史，亦犹唐初诏修五经义疏为《五经正义》耳。”^[403]张先生这里可能记忆偶误，“正史”之名始见于南朝梁阮孝绪的《正史削繁》，它以《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因为唐代官修的几部史书都拟司马迁、班固的纪传体，此后纪传体史书虽然常被说成“正史”，但“正史”之名并没有为纪传体所独占。张先生还举例说：“刘知几《史通》有《古今正史篇》，叙列所及，并举纪传、编年，初未尝专宗纪传。嗣《唐志》列纪传为正史，而编年别成一类，宋以后皆因之。”不过，“宋以后皆因之”的说法也并不准确，《明史·艺文志》仍将编年、纪传都作为正史。以纪传体为“正史”绝非定论，“顾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史部叙》曰：‘编年、纪传，各有所长，未易以优劣论。而人皆以纪传便于披阅，独行于世，号为正史，不亦异乎！’章学诚《史考释例》亦曰：‘编年之书，出于《春秋》，本正史也。乃班马之学盛，而史志著录，皆不以编年为正史。纪传、编年，古人未有轩轾；自唐以后，皆沿唐志之称，于义实为未安。’可知自来学者，偶言及此，亦递有是非。必如《四库总目叙》所云：‘正史体尊，义与经配。’揆诸情实，夫岂其然”^[404]。无论是从史学实情来看，还是从簿录体例着眼，将编年体和纪传体分出尊卑，既是意识上的偏见，也是认识上的偏差。

四库馆臣的认知偏差也表现在对方志的理解上，《地理类叙》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王士祯称《汉中府志》，载木牛流马法；《武功县志》载织锦璇玑图。此文士爱博之谈，非古法也。”^[405]《讲疏》对这一说法给予异常直率的批评：“斯论甚陋，不可为训。大抵方志取材，以社会为中心，与正史但详一姓之成败兴替者不同。举凡风俗习惯、民生利病、物产土宜、奇技异能，一切不载于正史中者，方志皆详著之。其足裨益国史，亦即在此。《汉中府志》载木牛流马法，《武功县志》载织锦璇玑图，实有其物，足资考证，笔之于书，有何不可！以文士爱博之谈斥之，非也。”^[406]馆臣对方志的特征与功能缺乏深刻的理解，加之他们常患食古不化的毛病，要求每一种簿录体例僵守陈规，只能“因”而不能“创”，因而，才有对方志载“木牛流马法”和“织锦璇玑图”的不满，才有对方志这一体例的陋识。

如果说《讲疏》在溯学术源流时更多的是正误纠谬，在明簿录体例时则更多的是引申发挥和补充辩正。学问既各有源流，著述也各有体例，知识分类和图书分类离不开辨体和辨义，四库全书的分类不是以体分就是以义别，因此，辨明簿录体例是《讲疏》的另一重点。张先生认为簿录体例不明则群书畛域不分，群书畛域不分则学术源流莫辨，他在《广校雠略·自序》中说：“尝以为校雠之学，首必究心于簿录之体，而后辨章学术有从入之途；次必推明传注之例，而后勘正文字无逞臆之失。”^[407]辨明簿录体例是考镜学术源流的必经途径，《讲疏》中经部特别注意“传注之例”，史部和集部特别注意簿录之体。

《四库提要》的总叙小叙往往只陈述各簿录体例的兴衰，却未能深究兴衰的动因，《讲疏》则在此基础上引而申之——不仅明其然且能探其所以然，如《编年类叙》说：“刘知几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408]后来纪传体“历朝继作”，而编年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这样，正史之名逐渐为纪传体所独占。四库馆臣只是陈述了纪传、编年二体在后世的兴衰，张舜徽先生进一步分析了它们兴衰的个中原因：“校论二体，各有短长；学者沿波，遂分轩轾。盖纪传之体，立本纪以为纲，分列传以详事；典章繁重，则分类综括以为志，年爵纷纶，则旁行斜上以为表，实能兼编年之长而于事无漏，故后世多用其体。若编年之书，事系于年，人见于事。其有经国大制非属一年，幽隐名贤未关一事者，则以难为次序，略而不载，故后世病其体之局隘，多缺而勿续。此‘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或有或无’之故也。”^[409]纪传能兼编年所长而避其所短，记事比编年具有更广的容量，写人比编年更加灵活机动，而且将君主、世家、人物、典章、年爵分类叙述更便于阅览，尤其是以君主为纲的本纪凸显了皇权；相比之下编年则有诸多缺点——同一经国大事可能并非一年所能完成，一事就不得不分载于数年之中；同一人物往往隔数年或数十年才能提到，这就不可能刻画完整的人物形象；更要命的是编年“系日月以为次，列时岁以相续”的叙事特点，让君主淹没在时岁日月之中，没有办法突出王权，所以后世官方主修的史书全为纪传体，而编年体史书的命运则是“或有或无”。纪传体“历朝继作”与编年体断续无常，不只是反映了二者文体上的优劣，也反映了权力对知识的渗透。可见，张先生对纪传、编年二体特征的理解比四库馆臣更为深入。

《四库提要》总叙小叙中许多论断相当精审，如《纪事本末类叙》说：“古之史策，编年而已，周以前无异轨也；司马迁作《史记》，遂有纪传一体，唐以前亦无异轨也。至宋袁枢，以《通鉴》旧文，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体。”^[410]这段话阐述古代史书体例的变化虽然十分简洁，告诉了人们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种簿录体例的产生、嬗变，但它并没有交代纪事本末体何以产生于宋代的原因，也没有分析这种体例的文体特征，更没有比较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各自的优劣，《讲疏》恰好为我们弥补了以上的缺憾。首先他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话比较分析三者的文体特长：“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接着再从宋人治学方法的角度，分析纪事本末体何以出现于宋代的缘由：“大抵宋人治学，好勤动笔。每遇繁杂之书，难记之事，辄手抄存之，以备观省，其于群经诸子，莫不皆然。袁氏之抄《通鉴》，初无意于著述，及其书成法立，遂为史学辟一新径，亦盛业也。”^[411]袁氏不过是因为“好勤动笔”抄书的习惯，将分置于不同年月的事件首尾连缀在一起，起初没有明确自觉的体例创新意识，后来“书成法立”而确立了一种新的史学体例，可见，纪事本末体在史学上虽然前无古人，在簿录体例上虽是袁氏独创，但这体例的产生却不是有意栽花而是无心插柳。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下》中称：“纪事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412]章氏将纪事本末体的渊源追溯至《尚书》，张舜徽先生也不同意这种论断：“宋贤史学，大抵步趋汉儒：司马《通鉴》，衍荀悦之例者也；郑樵《通志》，衍太史公之例者也。若纪事本末之书，则实古无是体，而宋人创之。礼以义起，为用尤弘。何必远攀三古，谓为《尚书》之遗教乎！”^[413]纪事本末体为宋人创体，在史学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用不着“远攀三古”或“拉扯家门”来撑门面。

《讲疏》“明簿录体例”主要从追溯体例的起源、阐述体例的发展和辨明体例的特征三个层面展开。《传记类叙》将《晏子春秋》《孔子三朝记》视为“记之权舆”，《讲疏》认为“博征载籍，则传记开创之功，应推司马迁之书为最早。彼以本纪记人主之事，世家记诸侯之政，列传记公卿贤者之所为以及边裔地区之事物，由是传记之体始备”。张先生认为不能将“记”等同于“传记”：“所谓记者，记一时所语也，自与叙一事之始末者有不同矣。”^[414]《孔子三朝记》中的“记”不过记一时之所语，与记一人一事之始末的传记，从体例上看差别很大，不能把偶记一时之语的“记”说成传记的开端。司马迁《史记》或记“诸侯之政”的首尾，或记“公卿贤者”一生的始末，传记作为一种簿录体例才得以确立。张先生从《史记·大宛列传》中“《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和《伯夷列传》中“其传曰”二语，推断在司马迁之前早已有纪有传，虽然现在找不到更多史料，但纪传这一体裁的渊源可能很早，司马迁也不过是“特承旧文理董之”。追溯了纪传体的渊源和分析了纪传体的特点以后，《讲疏》最后阐述这一体裁的发展：“自两汉以逮六朝，传记之作大兴……学者沿波，厥流益广。”四库将这一体例的史籍分为“圣贤之属”“名人之属”“总录之属”“杂录之属”四类，“而于历代高僧、地方耆旧之传记，概不之及”，对历代碑传更付阙如。《四库全书总目》不仅在典籍收录上远不能称为“全书”，而且由于“仰承帝王意旨”，在收录图书时“君臣上下之分既严，叛顺正僭之防尤峻”^[415]，将《安禄山事迹》《平巢事迹考》《刘豫事迹》等这些本属传记的典籍统统归入别录，这是典型“政治挂帅，学术靠边”的恶例，使四库馆臣在图书分类时自乱其例，一方面使“四库全书”不“全”，另一方面又不能真实地反映传记这一体例的流变。

当然“明簿录体例”最主要还在于辨明簿录体例的性质与特征，如果对该簿录体例的特性不甚了了，就容易导致学术分类和图书分类的错误。《四库提要·小说家类叙》由于对小说的内涵没有清晰的界定，对有些书籍的分类就明显不当，如称“屈原《天问》，杂陈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即小说家言”^[416]。张先生阐述道：“子部之有小说，犹史部之有史钞也。盖载籍极博，子史尤繁，学者率钞撮以助记诵，自古已然，仍世益盛。顾世人咸知史钞之为钞撮，而不知小说之亦所以荟萃群言也……故小说一家，固书林之总汇，史部之支流，博览者之渊泉，而未可以里巷琐谈视之矣。”屈原《天问》按前人阐释，是写他遭放逐之后彷徨山泽，看见楚先王庙和公卿祠堂壁上所画的山川神灵圣贤怪物，睹画兴怀不禁呵而问之，提出自己对宇宙、社会、人生的困惑，其事幻，其理深，其辞奥，至今难得真正的解人，这首伟大的诗篇绝“非小说言所可比附”。“夫小说既与史钞相似，故二类最易混淆，与杂史一门亦复难辨。”《四库》中不当收入小说的书籍常常错收，当收入小说的书籍又往往漏收，尽管馆臣“百计辨之，适足以自乱其例耳”^[417]。

明体与分类具有内在联系，簿录体例不明则图书分类必乱。如《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将楚辞别立一类，《楚辞类叙》阐述了如此分类的原因：“《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418]如果按四库馆臣的逻辑推下去，《全汉赋》《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是不是也要单独分类呢？《讲疏》对此提出了异议：“六朝时赋集之编多家，《隋志》悉入总集；宋元人所编《乐府诗集》《古乐府》之类，《四库总目》亦归之总集。斯皆文以类聚，合集成书，与《楚辞》体例相近，惟时代不同耳。《楚辞》为总集之祖，取冠其首，尤足以明原溯本也。”^[419]《楚辞》是刘向所编从屈原到西汉的辞赋总集，也是我国古代总集之祖。它与后人编的《全唐诗》《全宋词》属同一性质的总集，唯一的区别是它的时代更早，所以将它置于总集并“取冠其首”，比让它别为一类“尤足以明原溯本”。再说，《四库总目》既已立总集类，又将本属于总集的《楚辞》另立一类，在图书分类上同样是“自乱其例”。又如《四库全书总目》入“起居注”于“编年”，置“实录”于“别史”，这一分类错误的根源同样在于对该体例的特征尚缺乏深入把握。张先生说“‘起居注’但记人君言行，而‘实录’则由删录国史而成。体之弘纤不同，而为用亦异”，不过“实录”和“起居注”都属编年体，所以《讲疏》称：“《四库总目》并‘起居注’于编年，是也；而置‘实录’于别史，则伦类不侔矣。”^[420]

由于辨体与分类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讲疏》强调辨体与重视分类因而密不可分。四库馆臣虽然明白“盖既为古所未有之书，不得不立古所未有之例”的道理^[421]，但他们在分类时常依附门墙，如《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仍是沿袭《隋书·经籍志》而稍加细密，将“地理类”中的图书又分为十个小类，这种分类看上去也很有条理，首宫殿，次总志，次都会郡县，次河防边防，次山川古迹，次杂记游记，次外纪，等等。张先生在《讲疏》中说：“顾吾以十类之中，总志及都会郡县，宜合为一而扩充之，在史部中别立方志一门，以与地理并列。自来簿录之家，不立方志独为一类，乃书目中缺陷也。亦由前人不重视方志之探研，仅目为地理书之附庸耳。”^[422]《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中收录的典籍，将地理、方志、游记、考古等方面的书籍杂糅在一类中，从现在的学科分类和图书分类来看，这“地理类”完全是个大杂烩。张先生主张将其中的总志和都会郡县志析出“地理类”，别立“方志类”以与“地理类”并列，不仅显示了他的现代学科意识和分类意识，也显示了他对方志体例的透辟理解。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分别设置《诏令奏议类》和《政书类》。诏令为王言所敷，奏议为大臣所呈，其内容关乎军政得失与治乱兴衰。在古代，由于诏令奏议——尤其是诏令——大多出自文章大手笔，无一不训辞尔雅庄重得体，从萧统编《文选》到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都采录了诏令和奏议两类文体，古人以此作为文章典范来模仿学习，所以诏令奏议此前常置于集部，《四库》从《唐志》改隶史部。不过，在张先生看来，“以‘诏令奏议’标目，犹嫌局隘，未足以统括有关之书”。就是说“诏令奏议”涵盖面太小，难以统括这方面的所有图书，“故《四库总目》录《名臣经济录》入此类，《书目答问》乃并《经世文编》亦收进矣。良以此类书无类可归，不得不以附于诏令奏议耳”。^[423]如果说《诏令奏议类》所患在涵盖面太窄，《政书类》所失又在涵盖面太泛，四库馆臣称《政书类》“惟以国政朝章”为主，可诏令奏议算不算“国政朝章”？前朝故事当朝宪政算不算“国政朝章”？《讲疏》一针见血地指出：“‘政书’二字，所该至广，如诚循名求实，则《资治通鉴》《经世文编》之类，何一不可纳之政书乎？”《诏令奏议类》和《政书类》从分类到命名都多有可议。张先生建议在史部中立“政制”“政论”二类，这样，“《四库总目》《书目答问》所立‘政书’一目，可以‘政制’代之，《通典》、《通考》、历代会要之属，皆入此类。‘诏令奏议’一目，可以‘政论’代之，诏令、奏议、《经世文编》之属，皆入此类”^[424]。

部类群书应因书而立例，不可设例类以统书；应“礼以义起”而因书命名，不“全袭前人”的类别旧名。张先生的图书类例理论以他的簿录体例理论为基础，簿录体例既然有创有因，图书分类当然不能只因不创。

《讲疏》在《四库提要叙》的基础上，重新追溯了各家各派学术的渊源与流变，重新审视了各学派的是非与各体例的优劣，重新辨析了各簿录体例的特征、承因、嬗变，并间接阐述了学科分类与典籍分类的原则。假如说将《四库提要叙》的总叙与小叙连缀起来是一部学术史论的话，那么《讲疏》则通过对《四库提要叙》的正误、纠偏与申发，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构。

对《四库提要》《经部总叙》和经部小叙的“讲疏”，不仅追溯了儒家经书的经典化历程，考索了各经书传注的流衍变化，还论析了汉学与宋学的兴衰更迭。我们来看看经部中对《书类叙》和《诗类叙》的讲疏。《尚书》的今文古文之辨，《诗经》的大序小序之争，《讲疏》在争论的两造之间务取持平，有时常能以古书通例决千古学术疑案。如《诗叙》的作者长期以来一直聚讼纷纭，从后汉郑玄到南宋郑樵、朱熹，可以说是人言人殊，莫衷一是。每一种说法都看似有理但又难以确证，每人都似乎言之凿凿却多属主观推断。张先生依据古代典籍的形成过程阐释这一聚讼说：“其实古人之书，皆由手写，每喜各记所闻，附于其尾。书之不出于一手，不成于一时，乃常有之事。又古书多不标作者主名，后世不能的指其出于谁手，不足怪也。”^[425]“古人之书，多后人附益之笔”^[426]，后人附记之辞窜入正文是常有的事，人们读《诗经》时的批语附记也极有可能窜入大、小序中，一定要指实某篇某段全出谁之手，往往不失之武断便流于附会，在一时找不到确证的情况下，留有一定模糊空间可能更符合历史真实。因为否定大、小序与肯定大、小序，既牵扯着今文古文之争，也纠缠着汉学宋学之争，这样，学术之争很容易掺杂着意气之争。四库馆臣或明或暗地左袒汉学，《四库提要》中的总叙小叙当然难得平视汉宋，自然也就难有冷静的学术品评，只有像张先生这样消融门户之见，才可能使经义明而公理现。

《四库提要》有些总叙和小叙，往往以数百字就能准确勾勒出学术史轮廓与特征，显示了四库馆臣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高度的抽象概括能力，但他们尊经卫道的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四库提要·经部》的总叙难免偏颇，小叙自然也难以客观，如《子部总叙》就直言不讳地称颂“儒家尚矣”，儒家经史之外“余皆杂学”，诸子百家在四库馆臣眼中本来就不具有平等的学术地位。四库馆臣对法家虽然全盘否定，但总算还让它单独列为一类，《四库全书总目》将先秦儒家、法家、兵家、农家、医家之外的各家各派一并收在“杂家”中，“杂”字本身含有贬意，暗示这些学派不入流不入品。什么是四库馆臣所说的“杂家”呢？《杂学类案语》有明确的界定：“实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变为杂学而已”，它们或“谈理而有出入”，或“论事而参利害”，总之，都“不纯为儒家言”。^[427]儒家之外的各家各派虽然都出于儒家，却由于各自的“私智”而失去了儒家的本原，改变了儒家的宗旨，“谈理”与儒家有出入，论事更渗透了一己之私，最后由“儒”而变为“杂”。称诸子百家全都出自儒家，当然没有任何学理上的根据，不过是四库馆臣为了抬高儒家身价的诡辩，这一说法的荒谬一目了然，不值一驳。但这种偏见让《四库提要叙》所建构的学术史，恰似我们从哈哈镜中看到的人像那样走样和变形。《讲疏》认为“诸子之言，皆主经世。各有所偏，亦有所长”^[428]。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儒、墨、道、法、名等各家各派相互争鸣也相互影响，诸子百家之间无所谓“纯”也无所谓“杂”，更无所谓“主”也无所谓“从”。张先生批评了四库馆臣入主出奴的门户之见，对儒家既无须一味仰视，对其他各家各派也从不鄙视，《讲疏》重构的学术史自然更逼近历史真实。

《四库提要叙讲疏》虽是对《四库提要叙》的注疏，但它是注疏者与原作者的一次平等对话。对于《四库提要叙》中的论述，《讲疏》有时“跟着”讲，有时“接着”讲，有时则“反着”讲，也就是说《讲疏》对讲疏的对象有赞成，有引申，有订正，有辩驳。《讲疏》在“接着讲”的时候，补充了许多叙文中没有的内容，将原叙与“讲疏”结合起来读，某一科学术史就显得更为丰满。《四库提要叙·释家类叙》寥寥数行只简述了佛教典籍在历代史书中的分类和隶属情况：“梁阮孝绪作《七录》，以二氏之文别录于末。《隋书》遵用其例，亦附于《志》末。有部数、卷数而无书名。《旧唐书》以古无释家，遂并佛书于道家，颇乖名实。然惟录诸家之书为二氏作者，而不录二氏之经典，则其义可从。今录二氏于子部末，用阮孝绪例；不录经典，用刘昫例也。”^[429]《讲疏》则首先阐述佛教的起源与二氏名称的由来：“佛教起自印度，始于释迦牟尼。佛姓释迦氏，略称释氏，奉其教者称释教。儒家排斥佛道，遂并称二氏。韩愈《昌黎集·重答张籍书》云：‘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盖六百年有余矣。’是二氏之名，唐时已盛行。”接着详细考证传入中土的时间：“佛教由西域传入中国，旧说皆以为在后汉明帝之世。然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一作秦景宪，当即一人），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输入之始。据《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子楚王英，早已信佛，此亦佛教输入不始于明帝时之证。特明帝永平十七年，遣郎中蔡愔及秦景等使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负经归，乃立白马寺于洛阳城雍门西，此为佛教见重于中土之始耳。”现在治佛教史者有的仍然将后汉明帝时定为佛教输入之始，是误将“佛教见重中土之始”作为佛教输入中土之始，张先生以史为证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大提前。然后再阐述佛经在中土的翻译、传播与兴盛：“自是月氏、安息高僧踵至，多译经典。历两晋南北朝尤盛，而以后赵佛图澄、西秦鸠摩罗什为最著。而中国沙门如朱士行、宋云、智猛、法显、法勇等，亦西行求经；支遁、道安、慧远、慧持等，复讲经宏法。君主如赵石虎、秦姚兴、梁武帝、北魏明帝等，又竭力推崇，上好下甚，靡然向风，于是寺刹浮图，山崖佛象，遍于天下矣。”^[430]最后讲佛教典籍的编辑、存佚与编目、分类，从梁僧佑《弘明集》到唐僧道宣《广弘明集》的编辑，讲到阮孝绪《七录序》中对佛教典籍的分类，再讲到沙门唱宝《经目录》和智升《开元释教录》的编撰。这是一篇有考辨、有阐述、有论析的佛教史论。集部《词曲类叙》的“讲疏”实践了作者本书《自序》中所说的“取《提要》本书以相申发”的方式，连续引用《御定历代诗余提要》《碧鸡漫志提要》《钦定词谱提要》《钦定曲谱提要》四则《提要》，依次深入地阐释了“词曲之源流，词谱之体制，戏曲之演变”^[431]，这则“讲疏”俨然就是一篇凝练简洁的词曲史论。

《讲疏》中对原叙的内容，或引申和发挥，或正误和纠偏，正面的引申和发挥也好，反面的正误和纠偏也罢，它们都是在《四库提要叙》的基础上对学术史进行重构。这四个方面在《讲疏》中并非绝然分开，纠偏中可能有引申，发挥时可能有订正。《四库提要》经部《小学类叙》说：“古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故《汉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多歧矣。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432]鉴于这则叙文对“小学”的内涵没有进行清晰的界定，《讲疏》则先引《汉志》给“小学”下了明晰的定义：“《汉书·艺文志》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433]接下来详尽阐述“小学”内涵和外延在历朝的流变：“小学一目，历代沿用，而内容各有不同。盖有汉世之所谓小学，有宋人之所谓小学，有清儒之所谓小学，自不可强而一之，学者不容不辨。刘《略》班《志》以《史籀》《仓颉》《凡将》《急就》诸篇列为小学，不与《尔雅》《小雅》《古今字》相杂。寻其遗文，则皆系联一切常用之字，以四言、七言编为韵语，便于幼童记诵，犹今日通行之《千字文》《百家姓》之类，此汉世之所谓小学也。”汉代八岁儿童上小学，发蒙时一开始就学习认字，所以汉世的“小学”指儿童必须读写的常用字，所用的教材是编为韵语便于记诵的《凡将》《急就》等字书。“迨朱子辑古人嘉言懿行，启诱童蒙，名曰《小学》，其后马端临《经籍考》列之经部小学类，此宋人之所谓小学也。”到南宋朱熹在《小学》中又加进了礼仪和道德教育的内容，所以宋人的“小学”就不仅仅指以韵语编成的常用字书。“《四库总目》以《尔雅》之属归诸训诂，《说文》之属归诸文字，《广韵》之属归诸韵书，而总题曰小学，此清儒之所谓小学也。”^[434]清代的小学包括训诂、文字、音韵，即广义的语言文字学。我们现在学术界常以“小学”代指语言文字学，是在清儒小学的意义上使用“小学”一词的。张先生这则讲疏澄清了《小学类叙》中关键词语义的含混，使人明白了《四库提要》中所谓“小学”的内涵和外延，也使《四库提要叙》更为严谨。《农家类叙》的讲疏同样有引申有订正，阐述了农学的发展和农学典籍的分类，注疏的文字数倍于原叙篇幅。尤其是《医家类叙》的讲疏详细阐释了医学的起源与演变，医学古今的不同和南北的差异，医学的流派与门户之争。农家与医家二类的讲疏其实就是农家和医家的学术发展史。

在《讲疏》这部约十五万字的著作中，张先生为我们重溯了学术源流，再辨了簿录体例，也重构了学术史。该著几乎论及了我国古代学术的方方面面，因而，它既是簿录体例史、学术发生史、学派流别史，当然也是一部学术发展史。

原刊《张舜徽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