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阐述“集部的起源与流变”之前，先来界定一下什么是集部和文集。“集部”是我国古代图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的第四部，它是各时代文集的总汇。所谓“文集”就是作家们各类作品的汇编，古代的“文”通常是各类体裁的泛指，并非专指散文这一种文体。集部主要包括作家的别集和总集。别集是作家个人作品的汇编，总集是各个朝代、某一朝代、某一文体的总汇或选编。

在我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之中，要数集部的书籍最多，也要数集部的书籍最杂；要数集部形成最晚，也要数集部地位最低。集部中别集的作者和总集的编者都是“文人”。到南朝的时候，“文人”被范晔列入《后汉书·文苑传》，以与《儒林传》中的经学家和人文学者相区隔。列入《后汉书·文苑传》中的这些“文人”，并不是秦代和西汉所说的“文学士”，那时的“文学士”与“方术士”并列，“文学士”相当于今天的人文学者，“方术士”近似于今天的技术人员，《后汉书·文苑传》中的“文人”就是现在常说的作家诗人，古时也称他们为“骚人墨客”。开始，“文”与“学”没有“分家”，学者可能同时又是作家诗人，《汉书》中只有《儒林传》而没有《文苑传》。扬雄既是大儒也是辞赋家，他的经学著作有《法言》《太玄》，小学著作有《方言》和《训纂》，古代小学是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书·艺文志》收录了《扬雄赋》，扬雄与司马相如同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不过，扬雄本人从来以“大儒”自居，对自己的赋家身份则十分不屑，甚至公开说赋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214]。三国时期虽然曹丕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215]，他的弟弟曹植仍然“耻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216]，初唐的刘知几还是“期以述者自命，耻以文士得名”^[217]，甚至伟大诗人杜甫也说“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218]，直到清初顾炎武还说“一为文人，便不足观”。

古代很多读书人鄙薄文人，最后大多数读书人都成了文人；声称“耻以翰墨为勋绩”者，一生最大的勋绩恰恰是其“翰墨”；每个书生大多都希望“成一家之言”，后来几乎都被动或主动“代圣人立言”。为什么会出现理想与结局的悖论呢？

这里我试图从民族精神的渴求、读书人的境遇，和大家一起聊聊集部形成的渊源、集部繁荣的动因以及读书人只得做文人的文化语境。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多次论述文集的起源：“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龙蛇之菹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辩。后世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辩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219]章氏虽向以思想深刻为人所称，可将文集勃兴归结为学术衰微和人情浇薄却大可商榷。文集盛与子史衰没有必然联系，如东汉魏晋南北朝和唐宋史学和文学都很兴盛，范晔与谢灵运既可同时，苏轼与司马光也不妨并世。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并没有妨碍屈宋等人的楚辞兴盛。如果不以儒家有色眼镜来看，六经中有史体，有子体，也有诗文，以今天的知识分类《诗经》就属于诗集，《礼记》也有许多议论。张舜徽先生在《广校雠略》中说：“著述文字，无外三门：抒情一也，说理二也，记事三也。”^[220]被章学诚视为“先王之政典”的“六经”，就兼具抒情、说理和记事三种文字。抒情是人类的内在需求，我们不只有事实需要记叙，也不只有道理需要阐明，还有情感需要抒发。《汉书·艺文志·诗》小序说：“《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221]《诗经》中的许多诗歌产生年代早于六经中的有些文字。《隋书·经籍志·集部》总序说：“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情，纷纶相袭，自斯以降，其道弥繁。”^[222]可见，不是经、史、子衰落后才产生集，而是集与经、史、子同时产生。

《汉书·艺文志》基本是向、歆父子《七略》的节删，其中的《诗赋略》其实就是后来的“集部”。除“《河南周歌诗》七篇”和“《周谣歌诗》七十五篇”等可能是先秦作品外，《诗赋略》中收录的诗歌主要是汉诗，因为汉以前的诗歌总集《诗经》后世成为儒家六经之一，已入《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收录的“赋”也主要是汉赋，战国和秦代的辞赋比例很小，其中汉辞赋集有五十三种，共收辞赋共九百四十篇，战国和秦代辞赋集只有五种，共收辞赋仅六十四篇。

关于文集起源的时间，《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223]四库馆臣将西汉刘向编《楚辞》作为文集的源头。《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有《屈原赋》二十五篇、《宋玉赋》十六篇，但并无“楚辞”之名，自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辞赋编为一集才定名《楚辞》，“楚辞”得名大概缘于此体创自楚人。古典文献学分类中，《楚辞》不仅是“最古”的集部，也是最早的总集。假如打破儒家的传统眼光，去除封建意识形态的成见，按现代的学术和知识分类，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当属《诗经》。

《汉书·艺文志》有《诗赋略》，是因为当时子史之外的文体只有诗赋。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自然需要多种多样的文体来表现，东汉以后涌现出许多新的文体，有许多零碎的记叙文不能归入史书，有许多庞杂的论说文不能归入子书，有许多抒情作品不能并入诗赋，有许多应用文更无类可归。这些诗文或其记事可以证史，或其议论可以明理，或其抒情直指人心，作者本人十分珍惜它们，社会上也有不少读者，于是，就由本人或由他人将写于各个时期的作品集中起来编辑成册，这就是别集的由来。别集数量庞大后就出现了总集，总集不过是别集的汇编或选编。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文体大量涌现，仅《文心雕龙》中论述到的文体就有二十多种，学者和文人都开始对文体进行归类，这样就出现了“文”“笔”之分—— “有韵谓之文，无韵谓之笔”。

《文心雕龙》中属于“文”类的文体就有“骚”“诗”“乐府”

“赋”“颂”“赞”“祝”“铭”“箴”等十几种，属于“笔”的文体也有“杂文”“史传”“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十余种。《诗赋略》显然涵盖不了魏晋南北朝出现的这些新文体，南朝宋齐时王俭《七志》改称《文翰志》，梁朝阮孝绪《七录》又改为《文集录》，他在《〈七录〉序》中阐释改名原因说：“王（即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倾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224]王俭以《诗赋略》“不兼余制”而改《文翰志》，阮孝绪以“文词总谓之集”而改为《文集录》。可见，将各种文体汇编成文集在梁时已成风习，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总集和别集才会有“文集录”。《文集录》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了《隋书·经籍志》的“集部”。

就图书分类源流而言，“《隋志》《四库》为《七略》《七录》之后裔”^[225]，《诗赋略》更直接是后世“集部”的前身。

文集的作者通常都被称为“文人”。古代文集如恒河沙数，文人当然也就多如牛毛。是什么样的文化土壤有利于文人的产生呢？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思想学术的百家争鸣从此就变为儒家的一家独唱。两千多年来，朝代虽然走马灯似的不断更迭，但儒家思想差不多是历朝官方的意识形态。经学一旦成为士人的进身之阶，士人对经学自然也趋之若鹜。许多人一生就消磨在六经或十三经中，“穷经皓首”现在看来有些辛酸，过去却意味着尊严和学问。《四库全书总目》中，十三经的传、注、疏占了总目的四分之一。经学这种长期的一花独放，造成了思想学术的百花凋零。《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只有儒家“一家独昌”，墨家、道家、法家基本上都名存实亡。其实，经学和儒家的繁荣也是一种“虚胖”。儒生宗经从不疑经，释经更不敢驳经，“注不驳经，疏不破注”是必须遵守的解经原则，对经书稍存异议就可能成为“名教罪人”。要是只能信奉不能怀疑，任何思想都将僵化萎缩，儒家思想自然也不能例外。一种只能信奉而不能质疑的思想，对大多数人都不会有什么吸引力。只要国家的控制力减弱或放松，好学深思的人都会将它抛弃，像魏晋玄学家那样公开声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人虽然极少，但内心不喜欢儒家名教的人肯定很多。至于从事经学研究，士人大多不具备这种学术功力，更没有这种学术兴趣。

春秋战国时士人讨厌儒家可以逃于墨家，不爱名家可以亲近道家，鄙视阴阳家可以崇奉法家，甚至自己还可以开宗立派，汉以后士人就失去了这样的思想空间，他们要么做谨守礼法的淳儒，要么就是蔑圣非礼的异端。“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被东汉另一大史家班固指责为“其是非颇谬于圣人”。“立言”一直是志士追求个体生命不朽的冲动，可汉以后只能“代圣人立言”，“成一家之言”不仅是一种个人思想的历险，更是一种身家性命的冒险。自汉至今的两千多年来，独立思考给读书人带来的乐趣，远远抵不上给读书人造成的灾难。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交代自己为什么研究文学时说：“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于是搦管和墨，乃始论文。”^[226]过去只觉得他的学术选择非常英明，现在才明白他的人生选择非常精明。像刘勰这样有思辨才能的天才，无疑不愿意像鹦鹉一样注经，又不敢像先秦诸子一样立说，于是就选择不容易犯“政治错误”的文学领域进行研究，而且研究文学之前还要申明文学本源“莫非经典”，这就等于给自己的研究工作加了双保险。顺便说一句，自《隋书·经籍志》后，所有史志目录和私家目录，都将《文心雕龙》入集部，其实，这部名著从性质上说应入子部，它研究的对象虽然是文学，但它本质上是立言的子书。

谨小慎微地注经心有不甘，大胆地创立新说又实属不敢，加之孔子告诫“君子不器”，这使古代读书人既不愿做鹦鹉学舌的经学家，也不敢做不依门墙的思想家，更鄙视做某一行当的专家。《汉书·艺文志》中属于“形而下”的《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尚能与“形而上”的《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并列，到《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的时候，后三略就完全并到了子部中。唐宋以后的知识界越来越轻视“见闻之知”和实用之学，汉志中的《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这类属于实用技术的知识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空间。宋代理学家更高扬“德性之知”而贬抑“见闻之知”：“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227]张载认为“见闻之知”是与物相交而产生的外在知识，“德性所知”则属于尽心知性的内在道德自觉。“见闻之知”容易导致人们追逐外物而丧失自我，沉溺形器则“心丧于象”，放纵耳目则便神溺于物。程颐在《伊川先生语十一》中说得更加明白：“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闻见。”后世儒者把先儒反求诸己推向了极端：“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228]朱熹虽然偏向于“道问学”，虽然强调“格物致知”，但他的“学”和“知”只“就自家身上推究”，“就自家身上理会”，“只就自家身上讨道理”。外物的客观知识不仅没有价值，“博物多能”反而成为德性之累。在这种价值取向的社会中，最要面子的士人怎么会去从事方技一类的职业呢？

这还涉及我国古代的学术分科和知识分类问题。从《七略》到“四部”的知识系统建构中，中国古代只有学派而没有学科。与孟子大体同时的亚里士多德，已经具有非常明确的学科分类观念，与我们先秦诸子笼统的《老子》《孟子》《韩非子》《荀子》大不相同，他的著作名称就标明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形而上学》《范畴篇》《大伦理学》《政治学》《物理学》《气象学》《动物志》《经济学》《修辞学》《诗学》等。春秋战国虽然有诸子百家，但各家的研究对象基本都是人际社会，差别只是各家各派对人际社会的认识不同。南宋后期郑樵才有点模糊的学科意识，开始着手重新建构当时的知识系统，打破《七略》和“四部”的成规，把知识分为十二大类。可惜，他分类的标准也不统一，很多知识大类并非按学科划分。再说，郑樵在古代人微言轻，清代的四库馆臣绝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即使他完全按学科进行分类，对我国古代学者也没有什么影响。我国古代知识分类的集大成者非《四库全书总目》莫属，经史子集四部分法每一部的分类标准都不同，这使经史子集四部具有丛书的性质，而没有任何学科的踪影。

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产生任何学科分类，加之“君子不器”在价值取向上鄙视专家，读书人当然不可能选择做某学科的专家。唐代科举最重以诗赋取士的进士科，宋代进士科仍考诗、赋、论。从唐宋笔记小品就不难看出，会吟诗作赋最受世人崇拜，登进士后也容易进入官场，应验了《诗经》毛传所谓“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名言。因而，才智之士多挤着去做墨客骚人，难怪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感叹说：“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诗曰：‘文章岂不贵，经术乃菑畲。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而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229]不管学者和显宦如何轻视文人，魏晋以后的文人越来越多。唐代有文才显然比有学问更吃香，在唐代“穷经皓首”成了嘲讽的对象，连书生王维也高喊“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舞文弄墨是那时读书人从小养成的兴趣，也是他们成人后人生的出路，更是他们仕途的终南捷径。

其实，魏晋南北朝以后文人与学者就开始分离，最显著的标志是《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另立《文苑传》，文人也对自己的身份越来越自觉，更对自己的身份越来越自豪。世上学者轻视文人的现象固然不少，历史上文人轻视学者的例子也同样很多。学者认为文人“其兴浮，其志弱”^[230]，文人则觉得学者“懦钝殊常”，“了无篇什之美”^[231]。学者鄙视文人没有学问，文人则讥讽学者了无才华，彼此相轻由来已久。萧统甚至将老庄等诸子著作排除在文学之外，称它们只是以“立意为宗”，而文学创作则必须以“能文为本”，而“能文”的唯一标准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232]。文学创作要求以“能文为本”，并非要以“立意为宗”，这一新奇的文学观念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美主义”文学观。文学作品可以不在乎“意”，但它绝不能没有“美”，“能文”的落脚点是章法与语言上的形式美。这一点从朱熹评价韩愈就能看出学者与文人的差异：“韩退之、欧阳永叔所谓‘扶持正学，不杂释老’者也，然到得紧要处，更处置不行，更说不去。”^[233]为什么“更说不去”呢？“缘他不曾去穷‘理’，只是学作文，所以如此”。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说：“盖古之学者以学为文，未尝以文为学。汉、魏而下，经子之学衰，而文章之术盛，作者如林，不可殚述。”^[234]从“以学为文”到“以文为学”，也就是从“以立意为宗”到“以能文为本”，它是学与文的分离，也是子与集的分际，当然也是“作者如林”和文集繁盛的原因。

别集是个人的诗文汇编或选编，作者生前自编的集子通常多为选集，因为作者顾惜自己的名声，必然要删去许多不满意的作品。作者死后由门人、后人编的集子一般多为汇集，这些人往往因为尊亲尊师，或者因为对死者的崇拜，或者因为对其作品的喜爱，他们大多愿意保存作者的所有作品甚至只言片字，所以《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说：“四部之书，集部最杂。”^[235]别集除了主要收录作者诗文外，也收录同一作者的应用文体，如尺牍、奏章、杂记、杂论、逸闻等。别集不仅收录的文体和内容十分庞杂，别集的名称也千变万化。别集最早的时候简称为“集”，到南朝齐梁时开始有“别集”之名，梁阮孝绪《七录》中有“别集部”，此后别集的名称更五花八门。《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序》说：(www.daowen.com)

其自制名者，则始于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236]

个人别集命名的方式多种多样，或以作者姓名，如《司马相如集》《嵇康集》；或以字号，如《曹子建集》；或以官职，如《阮步兵集》《杜工部集》；或以籍贯，如《昌黎文集》；或以谥号，如《陶靖节诗》；或以创作之地；或以做官之所；或以文集内容；或以文集体裁……

后世别集的名称更是千奇百怪，张舜徽先生在《清人文集别录·自序》中说：“清人自裒所为文，或身后由门生故吏辑录之，以成一编。大抵沿前世旧称，名之曰集，或曰文集，或曰类集，或曰合集，或曰全集，或曰遗集；亦名之曰稿，或曰文稿，或曰类稿，或曰丛稿，或曰存稿，或曰遗稿。而稿之中有初稿、续稿之分；集之中有正集、别集之辨。其不以集或稿为名者，则命曰文钞，或曰文录，或曰文略，或曰遗文。此正例也。亦有不标斯目，而别制新题者。如颜元《习斋记余》、万斯同《群书疑辨》、董丰垣《垣识小编》、法坤宏《宏学古编》、钱塘《溉亭述古录》、张宗泰《质疑删存》……名似笔记，实即文编。”^[237]到底是文集，还是笔记，抑或专著，不能只看书名就妄下结论，有的书名似笔记而实为文集，有的书名似文集实为学术专著。

别集的起源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说起源于西汉。萧绎《金楼子·立言》称：“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238]张舜徽先生也持这样的观点：“《汉志》之《诗赋略》，即后世之集部也。观其叙次诸家之作，每云某某赋若干篇，各取其传世之文，家各成编，斯即别集之权舆。如云《屈原赋二十五篇》，即《屈原集》也；《宋玉赋十六篇》，即《宋玉集》也……是刘向父子校书秘阁时，即已裒集多家之文，依人编定，使可别行。当时无‘集’之名，而有‘集’之实。”^[239]

二是起源于东汉。最早提出此说的是《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也附和《隋书·经籍志》，前者说“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后者说“集起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240]

三是起源于西晋。此说以清人章学诚为代表，《文史通义》内编说：“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隋志》：‘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241]

魏晋以后，别集越来越兴盛。士人无不把文学创作和文集流传当作自己的名山事业。即使贵为天子的曹丕，也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三国志·魏文帝纪》称：魏文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242]。可见，他不仅勤于写作，也细心收藏和编辑自己的作品，曹丕是自编文集较早的作家。他的弟弟曹植还严格编辑和删定自己的作品，他在自编文集《前录自序》中说：“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243]齐代王融将自己的文集名为《玉海》。《梁书·王筠传》载筠与诸儿书说：“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244]

别集的编排方式主要有两种：或以创作年代为序，或以不同体裁分卷。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属于前者，《四部丛刊》本《柳宗元集》属于后者。即使同一作者的别集也可能同时用这两种编排，如杜甫全集有仇兆鳌的编年《杜诗详注》，有浦起龙的分体《读杜心解》。这两种编排方式各有其长处和短处。

别集中又细分为全集和选集。将作家所有作品汇编在一起就是全集，根据某种标准对一个作家作品进行取舍就是选集。就像全集可能是自己编也可能是他人编一样，选集同样也可能是自己选——如作家的很多自选集，也可能是他人选——如《苏轼诗选》《欧阳修散文选》。

所谓总集就是众多作家作品的汇编或选编。汇编或选编的标准或根据同一时代，如《全唐诗》；或根据同一体裁，如《全元散曲》；或根据同一类型，如《唐宋八大家集》；有时按时代同时也按体裁汇编或选编，如《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

对于编总集的原因及其总集的功用，《隋志·总集类序》曾有过简略的阐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245]总集的起源和功能，《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序》讲得最为透彻：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246]

四库馆臣这段话包括了几层意思：一、总集的功用既要网罗散佚，又得删汰繁芜，也就是说一方面可以汇聚所有作品，尽可能做到“应有尽有”，这样就有了“著作之渊薮”的全集；另一方面又竭力选取菁华，尽可能做到“当无则无”，这样就有了“文章之衡鉴”的选集。二、《诗经》三百篇列入经类，王逸编辑的《楚辞章句》又划出了总集，这样挚虞的《文章流别》就成了总集的开山始祖。

这里讲总集的功用全面透彻，讲总集的起源则不够准确。如果不囿于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完全按文学标准进行分类，《诗经》是总集最早的源头，《楚辞章句》要算汉代第一部总集。即使除去这两部总集，《文章流别》也算不上总集的鼻祖。曹丕《典论论文》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247]这部建安七子集就是三国时期的文学总集。南北朝后大型的全集和选集越来越多。

唐前的单篇文章搜集最全的总集是清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这是以一人之力辑的大型文章总集，是隋以前经、史、子之外的文章总汇。清董浩主编的《全唐文》，当代学者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全宋文》，当代学者李修生主编的《全元文》，是唐、宋、元代的文章总汇。清初黄宗羲编的《明文海》（原名《明文案》），清末沈粹芬、黄人、王文濡等人编的《清文汇》，是明清文章总汇，但这两部书都存在收文不全的问题。历代诗词总集也大体编全了，唐前诗歌总集有现代学者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清人彭定求等编的《全唐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全宋诗》，现代学者杨镰编的《全元诗》，复旦大学正在编纂《全明诗》，浙江大学正在编纂《全清诗》。词总集有：现代学者曾昭岷等编纂的《全唐五代词》，唐圭璋编的《全宋词》，唐圭璋编的《全金元词》，饶宗颐、张璋先生编纂的《全明词》，南京大学张宏生教授等编纂的《全清词》。赋、杂剧、散曲、歌谣都有了总集。

另一种总集是选编，其目的是“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唐前最著名的选集是萧统编纂的《文选》，宋代李昉、徐铉等编纂的《文苑英华》，这两部选集都是按文体分，尤其是《文选》沾溉无数作家，古代没有一个作家不精读《文选》，唐代以后还形成了“文选学”。后世各朝各代的诗文选集层出不穷，无论是韵文还是散文的各种文体都有选集，散文如清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骈文大型选集有《文选》，李元洛的《骈体文钞》，精选骈文读本有许梿的《六朝文絜》。诗歌选集更是数不胜数，即以明清两代为例，唐前诗歌选集有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沈德潜的《古诗源》，吴淇的《六朝诗选定论》等。唐宋元明清诗词都有选集，如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及《清诗别裁集》（原名《国朝诗别裁集》），张景星等的《宋诗别裁集》《元诗别裁集》，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

原刊《国学论丛》2016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