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英文化的角度来考察院士群体在这方面的表现，有可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由于院士们的研究和创造活动都围绕着某一领域最前沿的问题而展开，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如果没有丰富的知识积累，院士们工作的艰辛付出以及由此获得的重要成果，大多数人由于较为陌生而不容易了解。特别是涉及新颖深邃的思想观点、复杂深奥的知识体系和高深精微的科学知识，如果不是属于同一领域的专业人士，不用说达到准确理解、全面把握的程度，就是要想获得基本的了解和大致的印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年曾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强烈反响的陈景润院士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取得的进展，如果不是在举国上下迎接科学的春天这一历史背景下，没有大诗人徐迟巧妙地把深奥的数学命题转化为诗的语言写成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样深奥的数学研究成果能引起国人的普遍关注是不可能的事。今天施一公院士在剪接体的三维结构、RNA剪接的分子结构基础的研究中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一般的人要想记住这些项目的名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想要更为深入地了解当然也就难上加难了。这样的现实情况很容易使院士们的研究工作仿佛被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普通群众由于感觉到其中的高深莫测，他们对于院士群体的认识当然就会停留在粗浅了解的水平上。可见，院士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所具有的高度的专业性、先进性和开创性，往往使得这一群体在被社会接受过程中，会让人们更多地停留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敬仰甚至膜拜的层面上，而对于院士群体的生动事迹和杰出贡献的深入了解、热情宣传、认真学习及积极仿效，相对来说就显得困难得多。如果把大众对院士的了解、崇拜与某些人对娱乐明星的追捧、着迷相比较，那确实有着巨大的反差，有时甚至可以说有天壤之别，这一现象其实是不正常的。明星们的娱乐表演主要是满足人的感官享受，虽然也能给人以精神的享受，但主要是以强烈的感官刺激引发受众近乎疯狂的膜拜行为，这跟院士对于普通民众的激励作用完全属于不同的范畴。但是，如果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社会对于院士群体所具有的精英文化的内涵，能够加以更加充分与深入的阐释和传播，那么，院士作为精英集团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就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就不但会有更多的人把院士作为尊重、崇拜的对象，而且还会有很多人把他们作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这对于提高社会的整体素质、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1.院士群体在探索和创新中焕发出来的生命伟力

把院士群体纳入精英文化的范畴加以考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这样一个人群具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这就是他们的个体生命都能焕发出伟大的力量。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但生命的历程有长有短，而且生命的质量也有很大的差别。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个体生命的潜能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得到较为充分的实现，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一个人把内在的生命力能够尽量外化为鲜活而又坚强的动力、活力与能力，以生龙活虎、恣肆汪洋的方式度过一辈子，并且怀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抱有克敌制胜的激情和冲锋陷阵的战斗力，既有享受成功喜悦和胜利欢欣的机会，又有在挫折和失败的打击中经受住考验并且竭尽全力寻找否极泰来的转机的经历——这样的人生显示着生命力的高度旺盛，个体能够在驾驭客观环境的基础上自由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像毛泽东同志年轻时所写的诗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把那种充满虎虎生气，洋溢着勃勃朝气的生命力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反过来，如果一个人老是活得窝窝囊囊，在强大的外在环境的压力下，不敢奋起反抗进行勇敢斗争，而是低声下气、唯唯诺诺，碰到棘手的问题和严重的困难，总是把自己束缚起来，缺乏勇气和智慧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往往是忍辱负重，躲避退让，消极地接受各种坎坷与挫败的折磨，并且会更容易遭受外来的侮辱和损害，他们最终会变得脆弱无奈，生命的力量也就在畏葸不前的软弱无能、退避三舍的自怨自艾中逐渐流失。如果长期缺乏在沉默中爆发的勇气，其结果只能是经常处于死气沉沉、有气无力的困顿与落魄之中，人生在被动接受外来的消磨中变得越来越孱弱，最终也就在茕茕孑立的孤独中落得“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惨淡下场。

通过对个体生命力在人生历程中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的比较可以发现，不同的人在他们生命力的表现上的不同方式，对于个人的命运发生着决定性的影响：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是尽最大努力去张扬生命的力量，用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创造一个精彩纷呈的人生。这样的人生由于生命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成就自己，同时也就会有更多的造福社会的机遇，当然增加了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的可能性。

可见，生命历程的充实和美好，对于个体在满足人民需要、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人生的价值就在生命力的勃发中得到了升华。精英人物在这方面的表现又要比一般的成功人士更加突出，他们的生命力具有更强大的能量和更坚韧的毅力，因此，他们的人生历程因为上演着跌宕起伏的壮丽话剧而显得格外的丰富多彩与波澜壮阔，充满浩然之气的生命往往呈现出强大的震撼力而激动人心、激荡历史。院士们的生命历程同样具有这样一种精彩非凡的表现——他们的创造性实践中虽然没有战场上硝烟弥漫、火光冲天那样的惊心动魄，但是透过静寂平常的外在表象，可以看到头脑在深入思考中掀起的暴风骤雨，生命在探索创新中激起的惊涛骇浪，知识、智慧、意志和情感在高强度的运作中往往会形成精神和心理的高潮，那种绚丽的光华只有深谙个中三昧的同道才能感受到，这也正是院士作为特殊的精英群体有时不太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内在原因。

那么，生命力的表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它又是受哪些主客观因素制约的呢？要形成旺盛的生命力并且能够获得光辉灿烂的表现，又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讨论：

首先，可以从内在驱动力的角度来考察生命力的不同表现。任何事物在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态势都与提供给它的原动力密切相关，汽车发动机的马力大小直接决定着它的行驶的速度和载重的重量，火箭的推力同样制约着它所发射的卫星的重量和轨道的高低。人类在生命力展开的过程中，同样取决于内在的动力，只不过这种动力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动机。

现代心理学认为，动机是指在目标或对象的引导、激发下，促使个体活动的内在动力。动机的产生主要有需要和刺激两个方面的原因。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动机理论的研究应该坚持以人为中心，应该强调对健康动机的研究；同时要坚持整体动力论，必须深刻阐明动机与个体和环境的相互关系，科学分析动机与动机之间内在动力的整体关联。在研究的重心上，必须抛开文化的差异，直接把人类的基本目标或需要作为研究的基础。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马斯洛在建构他的人本主义动机理论时，一开始就把立足点放在人的基本需要及其层次发展上，1968年他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说：“至少有五种目标，我们可称之为基本需要，扼要地说，这就是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此外，我们还有达成或维护这些基本满足赖以存在的各种条件的愿望所引起的动机，以及为某些智能更高的愿望所引起的动机。”^[4]马斯洛还把这五个层次的基本需要分为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两种类型，并且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个体的低级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他才会产生对高级需要的渴求，他认为：“在人的发展中，在后一较高级的需要充分出现之前，比它低级的需要必须得到适当的满足。”^[5]就像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6]但是马斯洛又指出，在某些殉道者那里，却会出于对高级需要中的某种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而心甘情愿地忍受乃至忽略低级需要的缺失，虽然他们在生理上的需要或许就像孔子所赞许的颜回那样，在物质生活上只维持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的简陋水平上，但是在精神世界上却能够产生“回也不改其乐”的乐观和豁达。这就是说，当人们把特定的理想信念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加以追求的时候，衣食住行等物质享受是可以置之度外的，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幸福，古今中外有多少仁人志士敢于抛头颅洒热血，把最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了崇高的事业，至于在物质生活中忍饥挨饿当然也就更不在话下了。马斯洛关于人的需要的层次说揭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道理：当一个人能够把高级需要的满足作为奋斗的目标，个体生命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力量，这样生命力能够最充分地调动全部的体能和精神，体力、精力的各个方面在强力意志的激励下就像灼热的岩浆在沸腾奔涌，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就会冲天而起，形成壮丽奇异的爆发。正是到了这个时候，生命力的运行也就达到了巅峰状态，一切伟大人物和精英分子都是在这样重要的环节显示出不平凡的一面，从而在为实现崇高目标的奋斗中描画出生命最美的境界。

这样的伟人和精英们所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总是代表着人类的正义，总是为了保卫和拓展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总是起着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这就是说，人的高级需要的满足体现着个体为完成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在忘我奋斗的过程中显示出生命的伟大力量，这对于社会来说同样具有崇高的价值。在马斯洛看来，人的需要的最高层次就是自我实现，当个体把这一需要确立为人生终极目标的时候，生命的内在动力肯定就变得无限强大，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就有了充分的保证，人类一切正义的事业、重要的发展和伟大的创造就是依靠着无数这样的优秀分子的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拼搏而不断推进。每一个这样的优秀分子因为自我实现的高级需要得到满足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自我实现使他们的人生价值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体现，生命在这样高尚的境界中开放出最为艳丽的精神之花。中外院士群体中有多少人为了探索真理，把个人的吃苦受罪看作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许多人甘愿放弃原本可以享受的优越的生活条件，投身于科学研究及其他各种创造性实践的伟大事业之中。我们中国的院士在这方面的表现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他们肩负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舍生忘死的战斗就是他们自觉追求的人生道路。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邓稼先，就是把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安宁作为至高无上的人生需要去追求的光辉典范。他坚决服从国家的需要，隐姓埋名从事原子弹的试验工作几十年，无论是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戈壁滩试验场上，还是在设备简陋的实验室里，邓稼先都是身先士卒，靠着土法上马的方法进行各种实验，就是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雄心壮志从事核武器的研制。至于生活的艰苦那就更不用说了，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连饭都吃不饱，而且还要经常和放射性物质打交道，邓稼先当然十分清楚这样的工作环境和劳动强度对于健康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但是为了国家的强大，所有困难都不在话下，即使献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说中最基本的生理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对于邓稼先来说是无法得到的。但是，这样的困难没有吓到邓稼先，因为他是自觉自愿地迎接这样的挑战。曾经留学美国并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邓稼先就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美国政府和他的导师都愿意提供极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要他留在美国工作。邓稼先却婉言谢绝了师友们的挽留，毅然放弃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国内。

当年大西北的戈壁荒漠到处都是砾石遍地、朔风卷地的景象，不要说研究尖端武器，就连生存都是很困难的。然而，邓稼先和他的同志们凭着炽热的爱国心和坚强的意志力，15次在冒着巨大危险亲临现场指导核武器的试验，理论上的重大建树和深入第一线的不懈探索，使他成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核心人物。但是，由于长期受到放射性元素的辐射，邓稼先患了严重的直肠癌，1986年7月29日因癌症晚期大出血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同志们：“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邓稼先以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代价，在国防科学研究的伟大事业中呕心沥血，为国家为人民建立了特殊的功勋，他的生命的价值在最崇高的意义上得到了自我实现，这就是他作为院士在最高的层次上展现了生命力的伟大与辉煌。

那么，作为人的最高需要的自我实现的满足，主要通过哪些方面表现出来的呢？

首先，必须明确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其本质意义上说来，应该就是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一个人来世上走一遭，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及个人主观的因素，有的人做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因为创造了不凡的业绩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人生篇章；有的人得过且过、随遇而安，缺乏强烈的进取心，也就在各种不利条件的制约下碌碌无为地混了一辈子；也有的人整天都想出人头地，用不择手段的方式投机钻营，蝇营狗苟，可能得逞一时，但往往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斑驳陆离的人生表现，归根结底跟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密切相关，个体在这些方面自觉不自觉地形成的思想体系，指引着他对于人生目标的选择和追求，而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能不能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又跟特定的时代风气、周围环境和机遇运气等外在条件的总体面貌对主体意志发生重要的作用，而由于体质的强弱、智商的高低、性格的好坏等先天条件，个体对于种种外来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并且由此形成了对于生命价值具体内涵的理解。于是，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哪些目标应该竭尽全力去追求，如何才能使自己活得充实而有意义，这些问题最根本的关键就是价值的设定和实现。可见，马斯洛提出的在人的需要层次中处于最高位置的自我实现，其实就是生命价值的实现，他说：“自我实现的人所献身的事业似乎可以解释为内在价值的体现和化身，而不是指达到工作本身之外的目的的一种手段，也不是指机能上的自主。这些事业之所以为自我实现的人所爱恋（和内投），是因为它们包含着这些内在价值。也就是说，自我实现的人最终所爱恋的是价值而不是职业本身。”^[7]可见，真诚地追求生命价值的人，才有可能达到自我实现的境界，而达到了这一境界的人应该都已进入精英的行列。院士群体在生命的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由于目标明确、方法科学、意志坚定而表现出充满活力、积极乐观、持久奋斗与富有成果等特点，他们的自我实现在整个精英阵营中显示出鲜明亮丽的特色。

当然，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不是空洞的口号，也不是束之高阁的经典，它必须在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细化为具体的内容。也就是说，在人的各种需要中处于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必须通过脚踏实地的工作和兢兢业业的奋斗，去完成一些对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具有重要促进意义的任务。

简单地说，自我实现的第一层次就是工作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踏踏实实地为人民、为社会做些实事，这是朝着人生价值的最终实现迈出的第一步。这种工作目标的设定虽然不是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设计与选择，但是个人应该在适应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以实事求是与积极进取的态度，承担那些力所能及又需要奋力一搏才能完成的任务。这样，既不至于因为无法完成过于繁重的任务而导致承受力和自信心的伤害，因为多次遭受这类伤害肯定会压垮工作的热情和奋斗的意志，反而会使人陷于失败的自责和困顿中以至于不能自拔；也不会因为承担的任务由于轻而易举就能做好而使人常常处于轻松潇洒的随意之中，压力的缺失往往会转化成责任心的缺失，就像铁人王进喜所说的，“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冒油”，长此以往轻松潇洒就会变成松懈倦怠，对于工作的不经心不投入，最终连原本能够轻轻松松完成的任务也因为主观上不够努力而失败。

从个人的成长过程来看，院士们在年轻时代就养成了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任务的优良作风，而且可以说这是院士群体共同的特点。无论是刚走上工作岗位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还是在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负责重大的研究项目或建设工程，都能以最严肃的责任心、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总是把出色完成每一项任务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是“两弹一星”元勋，或者是在医疗战线上救死扶伤的医学大师，还是从事基础理论和工程技术研究的科技巨擘，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出巨大的成绩，很重要一点就是从小养成了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在以最高的标准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形成了唯精唯一的优秀品质，也逐渐感受到由于认真工作带来的成就感，这些都为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生命价值自我实现的第二个层次就是人生理想的实现。如果说工作目标的实现主要体现在做事的层面上，那么，人生理想的实现就进一步提升到做人的高度。所谓人生理想，就是个体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个人逐渐意识到应该设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说通过积极有为的奋斗，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主观愿望如果能够从个人的智慧、能力、兴趣、特长出发，往往可以激励个体生命不断积蓄力量，为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各个阶段的工作任务创造充分条件，并且最终使美好的理想得以实现。从成功学的角度来说，人的一生所获得的成就跟他的人生理想是成正比例的。理想就像指引航船前进的灯塔，尽管眼下的现实离它还比较遥远，但是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奋斗就有了方向，行动就充满了力量。当事业进展顺利的时候，人们会感觉到离自己设定的理想越来越近，从而信心倍增；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坎坷的时候，理想就会发挥它的召唤作用，它给人以鼓舞，呼唤着陷入困顿的人重新出发，在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基础上乘风破浪继续向前。当一个人能够通过不懈的奋斗，能有效地驾驭复杂的社会环境，在胜利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具体工作任务的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年轻时的希望，终于成为自己心目中憧憬多年的那个人，抱负转化为现实，一直遥望的那个高峰已经踩在自己的脚下，这样的人生是多么的美好，这样的成就又是多么值得骄傲与自豪。于是，巨大的成就感就会让人产生一种高峰体验，个体就会陶醉在生命价值在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中。

院士群体是创造的先锋，创新的前驱，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非凡的成就，跟远大理想的树立以及为实现理想付出的千辛万苦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受到系统而良好的教育，一路顺风顺水走过来的幸运儿，还是从小就在社会底层打拼，后来靠艰苦奋斗才创出一片天地的穷孩子，他们最终能够走进院士的行列，自然有着各方面的主客观原因，而具有远大理想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根本要素。中外院士的成才之路都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每个院士都有充满着个性色彩和命运特征的成才之路，但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希望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更精彩的表现，能够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杰出成就。正是对于生命价值有这样的自觉，才会使他们朝着既定目标勇往直前——当顺利完成一项具体的工作任务时，他们不骄不躁、乘胜前进；当遇到绊脚石、拦路虎时，他们会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当遭受挫折乃至暂时的失败时，他们会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重整旗鼓，以愈挫愈奋的气概走上新的征程，直至达到胜利的彼岸。这样，人生价值就在理想的自我实现中上升到更新更美的层次，生命在事业的成功中透现出来的重要意义已经完成了向人格完善的高度升华，这对于院士群体来说当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生命价值自我实现的最高层次是历史使命的实现，也可以说是在殉道的层次上追求人生最高价值。如果说前面两个层次的自我实现更多地体现了个人的抱负和志向，那么历史使命的实现则更多地体现了个体对于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担当。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工作，也不管他具有何种社会地位，只要向往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人，就必须把个人的成才愿望和社会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自觉按照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就是使命的自觉，就是把追求生命价值自我实现的过程纳入到服从民族进步、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的历史轨道中，个人的生命价值只有在勇敢承担历史使命的前提下达到自我实现，这样才是最高意义上的自我实现。

当今有些人从抽象的个体自由出发，否定个人服从社会的必要性，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歪曲乃至否定“螺丝钉”精神。这种表面看起来为人的自由发展呐喊的说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很大的片面性。这是因为个体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离不开社会，无论是从充分吸收前人留下来的间接经验出发，使自己由一个幼稚的孩童成长为满腹经纶的专家学者，还是在思想探索、科学研究、技术革命和文艺创造的领域中有所突破、有所建树，都离不开社会的帮助，任何令人骄傲的成就的取得，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向上攀登才有可能；而所有思想问题、理论问题、技术问题的解决，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这些问题都是由于社会前进过程中遇到现实困难或者理论困惑而提出来的。因此，要完全脱离社会、脱离群众，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抛在一边，想要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其实是不可能的。而积极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尤其是研究解决那些严重影响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重大问题，把这样的问题作为自己最紧迫的工作任务，这样的做法因为顺应了历史的要求，个体的生命价值就在承担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得到了最充分、最辉煌的自我实现。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播出的七集电视纪录片《军工记忆》，里面记录好几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了“两弹一星”，为了尖端武器，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毅然放弃原来所学的专业，根据事业的需要改行从事新的研究工作，并且在呕心沥血的付出中最终做出了巨大成就。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虽然所要从事的工作并不是个人原来所学的专业，但是他们都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召唤就是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原本不懂的东西可以在实践中通过刻苦学习加以解决。正是这种高度自觉的使命感，使他们把生命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新的专业领域中，而且都在完成新专业的重大任务中建功立业。

我国著名的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和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黄纬禄，大学本科学的是电机专业，后在英国留学获得无线电专业硕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由于国防科技事业的需要，他担任弹道导弹控制系统的总设计师，带领团队在东风系列导弹的试验和研制中取得了很多开创性的成就。1971年为了研制战略核武器，上级任命他为“巨浪一号”潜射导弹的总负责人。他毅然离开已经熟悉的领域，到新单位率领同事们共同确定了正确的总体方案、制订了正确的技术路线和攻关项目，解决了试验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问题。1988年“巨浪一号”定型试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第四个能从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的国家。

又如我海军052型导弹驱逐舰——中华神盾的总设计师潘镜芙院士，他在大学是学机电专业的，组织上需要他担任舰船设计工作，虽然这不是他所学的专业，但国家的需要就是命令，为了国防科技事业的需要，个人在专业上的已有的知识积累和工作经验，只有积极地把它移植到新的工作任务中来，并且在完成国家急需的重大任务的过程中让自己的知识、才能和青春年华在奉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潘镜芙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在舰船设计专业一干就是几十年，并且成为著名的舰船设计专家。当他接受了052型导弹驱逐舰的任务之后，把原有的书本知识和在工作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实际经验融为一体，最终胜利完成了新型导弹驱逐舰的设计制造任务，为共和国增添了新的国之利器，为人民海军战力的提升提供了新的武器保障，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在历史使命的实现中达到了光辉崇高的境界。

2.院士群体人格魅力的具体构成

院士群体在精英文化方面的具体表现还可以从他们在人格上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来加以讨论。人格魅力这一词汇带有一定的描写性的意味，如果从科学的维度加以考察就能发现，它主要是指个人由于在性格、才情、气质、能力、品德等方面的特点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对于他人所产生特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环境当中，无论是待人接物的细微之处，还是在为人处世的重要环节，他在长期学习和修养的基础上形成了特定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由于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个人内心世界的特点，因此就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得到不断的强化，慢慢地成为一个较为系统的模式，也就成为一种风格。不同的人由于在性格、才情、气质、能力、品德等方面各有特点，因此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是各不相同的，由此产生的对于他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就有了相当的差别。例如一个脾气粗暴的人，无论大事小情，只要不合自己的心意就大发雷霆，这样的人一般来说是很难跟人相处的，尤其是在短时间内跟他接触的人，往往对他望而生畏、退避三舍；如果一个人能力太弱，大事做不来，小事做不好，那肯定会让合作者觉得无能无用而离开他。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性格温和、才情洋溢，有较好的自我克制能力，在工作中常常有大智慧、高效率，又能诚恳待人、热情助人，这样的人肯定能够吸引一大批人。因为他的同学、同事、亲戚、朋友都很乐意同他打交道，很愿意向他学习，所以他在社会上就会显示出较大的影响力。

这当然仅仅是人格魅力的基本内涵和一般表现，如果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还能发现人格魅力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因素的作用下形成各自的特征并表现出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特点。所谓时间上的特点，也就是指个体的人格魅力不但在他活着的时候对社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力，即使在他过世之后对后人还会发生一定的作用，那些具有很强大的人格魅力的人，他们的生命力量不但在活着的时候闪耀着特别亮丽的光彩，即使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人们还会通过语言文字、影视资料等各种传播方式，回忆他们的功绩，赞颂他们的风范，尤其是他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动人场面、精彩情节，往往会让后人津津乐道、代代相传。这就是说，人格魅力能够超越生命的存在而体现出某种永恒的品质，也可以说它具有一定的超时间的特点。

至于人格魅力在空间上的分布，主要是指不同的人群或个人扮演的不同的社会角色，就会在人格魅力上呈现出不同的主观追求和具体内容。例如，男女两性在人格魅力的表现上就会有一定的区别，政治领袖和普通民众，科研人员和文艺专才，他们在人格魅力的具体表现上就有一定的差别。当今社会女性在人格魅力的追求上显得格外的自觉与强烈，甚至有人直接把魅力这个词汇看成是女性的专利，因此，谈论女性魅力就成为很时髦的话题，名人讲演、脱口秀、真人秀以及情感写作、女性学堂等等，都在用力挥舞着魅力这面大旗。这种把魅力完全赋予女性的做法当然是不恰当的，其症结就在于忽视了人格魅力在空间分布上所具有的丰富性。

这就是说，不同的群体甚至个人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中的人格魅力在表现形式上可以有所差别，但内在的基本点却是一致的，其核心就是在做人这一根本问题上，如何朝着尽善尽美的方向努力，如何把内在的人格美尽可能充分地、完美地表现出来。这些表现一般来说是由具体细节到宏大格局的提升，由外在层次向内在精神的深化，把人的性格、才情、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所形成的人格，在特定社会角色应该承担的权力、义务相统一的主体的资格的基础上发挥得更加充分，体现出更加强大的影响力。这就是说，所谓人格魅力，顾名思义它首先是建立在人格的基础之上。什么是人格？就是做人的格局或规格。一个人活在世上，跟任何产品一样也是有其规格的。对重要历史人物和当代伟人深有研究的著名散文家梁衡对人格的内涵有过深入浅出的分析，他说：

人格，既然名格，就是方方正正，于某事某情某理，行有所遵，言有所本，恪守一定尺度分寸，金钱名利诱之而不变，严刑生杀逼之而不屈，总是平平静静，按一既定的规矩做事；昂首阔步，按既定的方向走路^[8]

这就是说，在主客观条件的特定作用下，个体在提升做人的规格上表现出强烈而又持久的自觉追求，并且达到了高规格做人的境界，这样的人格有可能体现出真正的魅力。因此我们讨论院士的人格魅力正是从这个意义层面出发的，而院士群体应该是人格魅力在不同人群的空间分布中相对讨论得不够充分、不够深入，因此也就显得更为迫切、更有必要。

那么，作为社会精英群体，院士们在人格魅力上有什么特殊的表现？这种表现又在何种情况下能够体现出院士这一特殊精英阶层的文化特色呢？为了讨论的深入，不妨先对某些论者对女性的人格魅力的阐释作一些分析，以便通过具体的比较，达到更准确地认识院士人格魅力基本特征的目的。新锐情感作家、主持人曾子航在《女人不狠，地位不稳》一书中分析了和女性魅力密切相关的“神秘女人”的应该具有的特点，认为“思想深藏不露，行踪飘忽不定，性格捉摸不透”的“三不女人”具有最大的吸引力，也就是魅力。^[9]这种说法如果是出于矫枉过正的考虑，让女性避免因为过于的简单直白而被男性误解为幼稚浅薄，从而危及婚姻的稳定，那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女性魅力的葵花宝典，那就有可能造成误人子弟的不良后果。因为人格魅力的核心只能是个人在思想、言语、形体、行为等各个方面的良好表现所形成的“格局”及其留给他人的美好形象。因此，所谓的“三不女人”很可能会给人以心理阴暗、行为隐秘、性格怪异的感觉，或许能给人带来些许神秘感，但更多的却是让别人以为这是一些无法沟通、不能深交、难以相知的怪诞魔女，哪个正常的男子会希望自己的妻子成为这样的女性呢？依靠这样的神秘怪诞不但不可能获得稳固的家庭地位，反而有可能葬送正常的婚姻。可见，这种“三不”手段，根本不会给女性带来楚楚动人、流光溢彩的魅力，反而会让善良真诚的好女子蜕变成虚伪狡诈、诡秘莫测的隐形人，哪里还能谈得上魅力呢？

这就是说，女性的魅力首先应该建立在女性美的基础之上，尽管每一个女性在美的具体表现上各有不同，但是女性的魅力必须由形体美、风度美、气质美、才华美所构成的人格统一体却是不容置疑的。魅力就是美的外化与具体化，就是美的结晶与升华，它需要的是明确而坚定的思想、高尚而智慧的行为、温柔而鲜明的性格。当这些要素通过不同的组合排列形成个体独特的行为模式的时候，魅力也就在系统性的表现中呈现出来了。因此，魅力的培养不是故弄玄虚的炒作，也不是靠几条简单的秘诀或者随意拼凑的所谓技巧，而是发自内心的生命精华，也是个体的学识、修养、智慧、情感、意志乃至想象的高度融合，一句话，魅力就是充满正能量的生命之美在人际交往的具体行为中具有积极性、丰富性、系统性与稳定性的表现。正因为做人有格局，所以人生才充满正能量，才能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也正是由于在做人的根本问题上体现出真善美的特性，所以才能影响他人，才能够促进人的本质力量和生命价值的积极提升，成为超越个体生命史的人类精神财富而具有永恒的意义。

从上述有关女性魅力的简要分析中可以发现，对于人格魅力的认识应该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点：一是从社会价值上来说，人格魅力应该具有真善美的内涵，魅力指数较高的人之所以能够得到人们热烈肯定和欢迎，之所以有很多人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就是由于这样的人格内涵具有内在感召力，能够焕发人们对完美生命的向往；二是从现实功能上来说，具有较高人格魅力指数的人，能够通过“润物细无声”及其他各种正面的方式去感染和影响他人，引导和激励更多的人朝着追求进步、追求文明、追求美好的人生目标前进，由此实现人格魅力特殊的社会教化功能；三是从人的发展的维度来看，比较多地出现有着很强的人格魅力的杰出人物，常常是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人的发展进入到良好阶段的标志，不管是哪一个时代或者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只要在特定的时期能够涌现出一大批具较高人格魅力指数的优秀人物，那么，这个时代或者说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发展就是健康的、美好的，或者说这一时期的社会进步是比较显著的。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就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0]这批具有高度人格魅力的巨人，不仅仅代表着整个欧洲的发展水平，也是全人类的发展水平在那个年代达到高峰的重要标志。

如果在人格魅力的基础理论方面有了以上这样一些共同认识，那么，对于院士群体在人格魅力上杰出卓越表现的理解就简单得多了。院士群体在人格魅力的表现上，首先要有跟普通人一样的真诚、善良与美好等做人的基本格局，其次要体现出精英层次所共有的优秀品质和杰出作为。院士群体是精英文化的创造者与展现者，但他们同样是人民大众中的一分子，人类社会对于人性美、人情美等方面的要求，他们当然必须做到，而且要做得更加出色、更加完美。这既是院士群体特定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同时又是院士个人在人生道路上不断追求卓越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成为院士，不但需要在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中建功立业，而且在做人方面也要有优秀的表现。如果把探索成果转化为知识的储存形式——著书立说的行为，从一般的事功行为系统中单列出来，成为独立的单元即“立言”的行为，那么院士们的工作内容就和古人所说的“三不朽”颇为相似。《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谓：“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古人对于三者关系的梯度性理解，从当代行为科学的意义上加以审视，可以说是值得商榷的：“立德”和“立功”不但可以同属一个层次，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两者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心地肮脏、行为卑鄙的宵小之徒，要想为人民为国家建立真正的功业、创造伟大的成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一点：只有以善良的人性、高贵的品德和正大光明的言行去从事专业工作，才会有积极的动力、高度的智慧、科学的方法、坚强的意志和丰富的想象，这样才有可能在探索和创新的过程中取得丰硕的成果，才有可能踏进科学的殿堂，并且登堂入室成为光荣的院士。由此可见，从人格魅力的角度尤其是对院士的人格魅力来说，思想感情、道德情操与人文情怀的重要性一点儿也不亚于聪明智慧、灵感才华，如果这两个方面在一个人身上不是此消彼长，而是或齐头并进，或你追我赶，这可以说是造就精英人才的必由之路，也是分析院士人格魅力的具体表现的基本参照系。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院士的人格魅力进行概略的阐释，以下几个方面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内容：

第一，创造力——院士人格魅力的核心要素。

作为社会精英的院士群体，要能够让人们全面地深刻地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的强烈影响，最为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他的创造力。创造力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最重要的力量，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征，即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表现。从生物人类学哲学来说，创造就是人的专利，也是人跟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这样的生存方式首先体现了人对自然的自由，人不再像动物一样完全听从自然的摆布，而是不断地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提出这样那样的欲望，用自己的聪慧的头脑、灵巧的双手和组织起来的力量，按照人的意愿对原初的自然进行改造。于是，以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为基本特征的创造活动，在锲而不舍的努力中成就了一个能够更好地满足生存需要的“人造世界”，为人类社会在生生不息的创造性实践的基础上过上日新月异的美好生活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

对于院士群体来说，通过探索未知世界的本质特征，达到驾驭客观规律、满足人民群众希望、过上更加幸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推动社会的进步，就是他们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可见，创造力就是院士在一切工作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素，也是社会发展和人民大众对他们的必然要求。人类历史就是在不断探索创新的艰苦努力中才有今天的辉煌，才把许许多多过去只是出现在神话中的幻想一件一件地变成现实。那么，在全人类普遍开展的创造性实践过程中，院士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这样一个特殊的精英群体如何展现属于他们的伟大的创造力呢？他们在创造活动中所建立的巨大功业又是如何转化为人格魅力的呢？这些问题可以从人的探究力、想象力和建造力的阐释中找到答案。

积极探究未知世界是创造力充满勃勃生机的前提。希望人类能有更美好、更舒适的生活，这一永恒的欲望是人类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起点，也是人在自然环境中获得自由的具体表现，更是一切创造活动的最根本的推动力。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欲望，人类才会通过各方面的艰苦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心理学的研究证明，欲望是人在自由自觉的创造这一本质特性的基础上产生的。一方面，人类脱离了自然界对于生存本能的限制，为向往更新更美的生活创造了外在的条件；另一方面，人类已经把一般的本能升华为学习的本能，为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提供了内在的能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改变生活的欲望就有了历史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可行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的欲望所包含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要层次说，其实就是对欲望的复杂内容的概括，并由此形成了一个系统结构。在欲望的推动下，人不断改造客观对象，使自己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形成了特殊的关系，而欲望不同程度的满足又使人作为主体在不同的水平上把握着客体与环境，并且不断提升自己和客体及环境的同一性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欲望就是人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的根本动力，从而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与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永恒动力。

然而，改造世界、改造社会不能只是停留在想象与憧憬的意念层上，创造的实践必须以掌握并驾驭事物的内在规律为出发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探究就成为人类创造活动必需迈出的第一步。所谓探究，就是指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与研究，就是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化。梁衡先生在记叙居里夫人发现镭的过程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说很好地阐释了探究的重要性，他写道：

关于镭的发现，居里夫人并不是第一人，但她是关键的一人。在她之前，1896年1月，德国科学家伦琴发现了X光，这是人工放射性。1896年5月，法国科学家贝克勒尔发现铀盐可以使胶片感光，这是天然放射性。这都还是偶然地发现，居里夫人却立即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其他物质有没有放射性？物质世界里是不是还有另一块全新的领域？别人在海滩上捡到一块贝壳，她却要研究一下这贝壳是怎样生，怎样长，怎样冲到海滩上来的。别人摸瓜她寻藤，别人摘叶她问根。是她提出了放射性这个词。两年后，她发现了钋，接着发现了镭，冰山露出了一角。^[11]

可见，探究的本质就是人类努力掌握未知世界奥秘的活动，这既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内在需要，又是人类自由自觉的创造能力得以实现与发展的基本途径。由于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总是要表现为由表象到内涵，由片面到全面，由个别到一般的渐进性与无限性，因此探究活动相应地呈现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此及彼的基本特点。

探究活动的这一基本特点，决定了它在具体进行的过程中需要经过的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感官的探究，就是通过人的感觉器官去把握事物的外在特点。当红花绿草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我们的眼睛就会马上会被这两种颜色所吸引，在凝神观照的注视中，还会进一步观察红的具体表现——是大红还是粉红，是常见的还是罕见的红；鼻子也会在闻到花香的时候加以品味——是玫瑰香还是留兰香，是淡淡的清香还是浓郁的芳香。如果出现十分罕见的红叶绿花，感官就会对这类反常现象加以特殊的关注。第二阶段就是思想的探究，如果碰到平常罕见的事物，或者是对于那些需要寻根究底才能掌握的事物，人们就会运用已经形成的知识体系，并且开动脑筋，在认真观察、反复比较及深入分析的过程中，了解这一特殊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差异，尽量找出它那与众不同的东西，在这样的思考、分析中进一步把握对象深层次的本质特征。第三步就是实践的探究，也就是在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基础上，通过直接动手的方式对事物加以实际的变革，检验从感觉、知觉到概念形成的过程是否合理、内涵是否正确，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判断、推理及得出的结论是否符合客观情况。通过实践的检验，确证对于事物的内在规律的认识是否已经达到了人类认知能力的最高水平，是否已经在现实条件许可的最佳状态下揭示了具体的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奥秘，是否掌握了有利于促进社会实践在更高级的层次上的展开。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探究活动就获得了成功，人们也就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掌握了一定的相对真理，探究活动才可以暂时告一段落。

以强劲的创造力为基本特色的院士群体，探究活动不仅是他们科学研究的题中之义，而且也是他们的生命价值的根本依托。也就是说，院士们之所以能够在科学的创造发明这一伟大事业中取得突破和飞跃，就是因为他们把探究客观世界的奥秘作为人生最重要的使命来对待，并且心甘情愿地为此付出全部的心血和毕生的精力。那么，他们的探究活动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具有特别强烈而又持久的好奇心。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好奇心是指个体对于自己未知的新奇事物，或者对于处于新的条件下的外来刺激引起的注意、提问及操作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促使个体形成强烈的探究欲望，并且作为重要的内在动机维持着探究活动的持续。好奇心是个体获取知识的动力，也是创造性人才的必然条件和重要特征。二是具有坚强的意志力。由于事物的内在奥秘不是直接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而是隐藏在表象和现象的后面，需要人们抽丝剥茧般地透过现象去抓住本质，而这一过程必然表现为渐进的方式，人们只有在拨开云遮雾障的表象乃至假象之后，才有可能获得规律性的东西。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或者略有所得就浅尝辄止，或者碰到一些问题就知难而退，那就不可能在复杂的探究过程中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到达胜利的彼岸。在科学探究的艰苦过程中，需要的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这往往是院士们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因素。中国工程院院士、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著名专家、总装备部某试验训练基地研究员林俊德院士，当他罹患胆管癌，并且已经到了癌症的晚期的危急时刻，他却拒绝接受手术，仍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临终前三天医院对他进行抢救并下了病危通知，但他却要跟死神抢时间——他坚决要把平生积累起来的还未来得及整理的研究资料整理出来，在同事们和医务人员的帮助下，他在极度虚弱和剧烈痛苦中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直至坐在办公桌前昏迷过去。这样的意志力何等强大，这样的行为何等高尚，这样的人格何等伟大，林俊德院士的坚强意志简直“比铁还硬，比钢还强”！(www.daowen.com)

可见，强大的意志力不但是完成探究任务的智慧和心理的主体条件，而且也是人格魅力的重要内涵——只有当个体在艰苦卓绝的实践中显示出意志的强大，只有当他在困难面前以巨大的勇气、高度的智慧、科学的办法展示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英雄风采，他的人格魅力的深层内涵才有可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和充分景仰。

创造活动的最终实现还需要建造力的参与。建造力就是人类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基本能力，这既是检验探究活动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又是营造更舒适更便利的生活条件的现实表现，还是衡量人类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因此，建造力是人的本质力量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人类社会就是通过建造各种各样能够更好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工具利器，才显示出生命的伟大。院士群体之所以能够成为精英文化的载体，也就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创造活动最终都能够通过建造这一环节，去推进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对于建造力的认识，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加以重视，这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处在不同载体的创造成果的价值估量。院士群体的建造活动不只是局限在实际的物质产品的发明和革新上，在探究活动的进行过程中获得的阶段性的理论成果的各种表达模式的建构，也是人类建造力的重要表现，一个公式，一条定理，虽然这些建造物还不是以物质存在的方式实际作用于人们的生活，但是，它们都是人们在反复实验的基础上得出来的认识世界的新进展。这样的表述形式因为承载着知识和智慧，蕴含着情感和想象，还在实验过程中体现着操作的灵活和技能的巧妙，同样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发展水平而得到充分肯定。对于这样一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它在建构过程中必然符合内在的逻辑，最常见的就是运用最精练的数学形式表达新发现的规律性的东西。作为人类在深化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中获得的相对真理的组成部分，这样一种特殊的建造活动，必须加以高度的重视。不能因为它还没有成为物质产品而加以轻视甚至粗暴地否定，否则还会重现“文革”时代那种批判、否定知识生产和科学研究的荒谬绝伦、愚昧与疯狂。

第二，亲和力——院士人格魅力的社会要素。

如果说创造力是构成院士人格魅力的决定性要素，那么，院士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亲和力，则是吸引他人的社会基础。一个人如果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那么他周围的人包括他的下属、同事、亲戚、朋友乃至和他有过接触的人，甚至对他有意见的人，都会被他的品德、才华、抱负和能力所折服。他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强有力地吸引着周围的人，这种无形的磁力就是人格魅力不可缺少的组成内容。对于在各种创造性实践中起着举足轻重重要作用的院士来说，亲和力既是个人道德修养和才情能力的具体表现，也是引导同伴共同完成探索研究任务的需要。

对于亲和力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层次去理解：第一层次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对于他所在的群体发出的亲近感。也就是说，个体能让跟他有过接触的人感到容易接近，让人明确地意识到跟他交往不但不会有任何危险，而且是安全可靠、真诚可信的，由此感觉到这个人有较高的修养，他从待人接物到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式都是热情的、诚恳的、充满善意的，并由此生发出乐意提升交往水平的积极愿望。亲和力的第二层意思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对所在群体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当个体的作为让他人放心、开心、舒心，那么跟他接触的人就会愿意听他的话，也就更加容易接受他的意见和建议，更为积极地参与他发起的活动或者参加他领导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团体，并且能够通过团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使这个团体形成亲切和谐的人际关系，最终产生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的效果。亲和力所具有的这两个层次的内涵，第一层次是基础。人们在一起工作生活，如果彼此缺乏信任，“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么无论是改天换地的伟大事业还是一件看起来十分平常的小事，都会因为各自拈轻怕重，相互推诿扯皮，以致造成严重内耗而无法完成。可见，真挚友爱的人文情怀和博大宽厚的胸襟怀抱，就是亲和力的根本要素。而通过对别人的友好与尊重，达到相互团结的目的，就是亲和力所产生的社会作用。人与人之间在心灵上的相知相通，从接触到交往，从投合到结缘，就是依靠建立在平等待人基础之上的心灵沟通。高尚纯洁的亲和力，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特殊素养和长期修炼的美好品质的自觉表现。

高度的亲和力是人们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因为个人的活动必然要和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在人与人的相处中能否让别人感受到你对他们的认同与尊重，能不能让同伴们心悦诚服地服从你的领导，并且竭尽全力去做好应该承担的工作任务，这就要看你有没有较高的亲和力了。中国古人常说，“士为知己者死”，为一个懂你、敬你、理解人的人努力工作，甚至付出必要的牺牲，这是人类情感交流中的最高境界。院士群体属于精英范畴，当然就更需要有高度的亲和力了，不能因为你在专业上具有很强的能力或者已经获得了很多成果，也不能因为你已经当上了院士，对你的团队颐指气使、吆五喝六，那种居高临下轻视他人的做法，肯定会对自己的工作和人缘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弱者和新手，更不能另眼相看，否则的话不仅你在研究工作中的优势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而且人们对你的人品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不安和怀疑。这是因为弱者与新手的不足之处也是相对而言的：有的人可能在理论思辨上稍微薄弱一点，但也许在动手能力上有一定的过人之处；年轻人缺乏工作经验，确实需要学术带头人和专业上的先行者给予更多的指点与帮助，但反过来他们有锐气、有胆魄、有干劲，还会由于思想上的束缚相对较少，容易产生一些新奇的思路和大胆的创意，所以同样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现实生活中院士们在人际交往中都能表现出很高的亲和力，不要说对团队里的同事，即使是合作单位的关系人，甚至是自己的学生，都会表现出发自内心的热忱、助人为乐的担当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出于对人才的爱惜，院士们对待年轻人不但能够热情指导、诚恳帮扶，而且往往率先垂范，用自己的模范行为给年轻人树立榜样，让他们充分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尤其是在年轻人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的院士的关爱和支持，更能使他们具体领略学识渊博、成就卓越并且居于高位的院士在为人方面表现出来的高尚品质。稍加归纳，可以发现院士们在亲和力上的表现一般具有这样几个要素：

首先是襟怀坦荡、心态阳光。在整个精英阶层中，院士是具有最高的学历水平、最丰富的知识积累和最具创造力的特殊群体，知识、智慧与创造方面的优势使他们对社会、对他人乃至对自己都有很高的自信心。同时由于已经取得的各种成就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心理的满足和精神的愉悦使他们能够更加充分地享受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所带来的成就感和荣誉感，由此形成的良好心境使他们更容易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关注现实观察他人，久而久之也就养成了襟怀坦荡、心态阳光的心理素质。同时，因为他们所从事的专业工作更多的是探索未知世界的奥秘，在这一充满艰辛的工作中需要投入生命的全部力量，往往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卷入那些你高我低、家长里短的无原则的纠纷之中，而热忱的生活态度、简单明朗的人际关系，促使他们以开朗坦率、豁达乐观的心态情怀去拥抱生活。这对于提升亲和力的高度，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其次是乐观豁达、开心幽默。能够荣获院士这一国家最高学术荣誉的人，都是大学者大专家，有的还是在某一领域筚路蓝缕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代宗师，那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开口就是高头讲章，动笔就是大块论文？或者是整天板着面孔不苟言笑的卫道士？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这是对院士们的生活方式的片面理解，也是由于把他们在学术研究中一贯秉持的严肃态度、严谨作风和严格要求，直接当作生活态度而产生的误解。其实，很多院士都有相当高的亲和力，这是内心世界的坦荡、情感表露的坦率所形成个性特征表露出来的优雅风度。正如陶铸同志所说的“心底无私天地宽”，拥有热情开朗的精神生活、充满阳光的内心世界，自然而然就会对生活、对工作、对他人形成乐观豁达的看法，而这种乐观豁达又能够使自己的言语和行为显得开心，充满幽默。

那么，什么是幽默呢？“幽默本是人类思维逻辑高度发展的产物，然而，其思维方式又恰恰同人类正常的、普通的思维逻辑背道而驰，并以由此造成的不谐调因素为其重要审美特征。人类的思维活动越是进化，人类就越是希求从受逻辑制约的缜密思维和现实主义的冷静思索之中获得暂时的解脱，使自己的思维形态在幽默意境中‘自我退化’到孩提时代。”^[12]也就是说，幽默把工作中的繁重与严肃化解为轻松愉悦，因为开心快乐能够感染别人，幽默起到了生活润滑剂的作用。所以从主观上讲，院士们都重视运用幽默的言语表达去增加生活乐趣，减轻工作压力给自己和同伴们造成的沉重负担。从具体的构成要素来看，幽默主要是由机智和情趣两大部分化合而成，而院士们都具有很高的学识和很好的修养，他们的大智慧、大情趣也就很容易成为幽默的客观条件。在主客观统一的基础上，院士们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乐观豁达、开心幽默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快乐的气氛肯定会给人带来轻松愉悦的美好享受，在这样的氛围中工作生活，人与人之间就形成了心相通、情相悦的亲密，而这就是亲和力更进一步的具体表现。

再次是爱憎分明、是非明确。亲和力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格魅力的重要内涵，还有一个因素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在人际交往中的原则性。也就是说，亲和力不仅需要直爽坦率和乐观幽默，而且还需要爱憎分明的原则立场和善于分辨是非的能力。因为亲和力不是依靠是非不分、一团和气的老好人方式得以实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可能造成青红不分、皂白不辨的不良后果。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一个团体的正气就无法得到发扬光大，邪气就会乘虚而入，正直诚实的人们就会对不讲原则、不分是非的领导者产生不满，而这样的领导在团队中的声誉和光彩就会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谈亲和力也就是缘木求鱼了。因此，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带头人，是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的。院士群体的智慧、能力和作风上的优异表现，决定了他们不会去当老好人，不会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和稀泥的骑墙派。他们固然不会在那些细小烦琐的琐事上卷入是是非非的争论和扯皮之中，而在关系到国家利益、科学精神、工作作风和人格培养等严肃问题上，都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合情合理的规矩、积极稳妥的方法扶正祛邪，让整个团队有一个是非清晰、赏罚分明的工作环境，而这样的工作作风就能使院士们更进一步获得大家的尊重与爱戴，他的亲和力也就通过这样的途径得到新的提升。

可见，院士群体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来的坦荡襟怀、幽默乐观和爱憎分明的行为方式，使亲和力的内容更为丰富充实，形式更加生动活泼，这样就能有效地保障人际关系的良好沟通。一个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工作氛围，不但使作为领导者和带头人的院士具有更高的威信和声望而显示出高度的人格魅力，而且对于每个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和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都会起到十分有益的促进作用。

第三，冲击力——院士人格魅力的动能要素。

精英人物能之所以对社会产生强烈影响，除了他们创造的不凡业绩所形成的光环效应之外，还在于他们的人格结构中除了以创造力为核心、亲和力为基础的丰富内涵之外，还表现在对大众产生的强烈的冲击力上。这就是说，高尚的人格能够对人起到一种振聋发聩、惊心动魄的作用。院士群体的人格冲击力虽然没有政治人物那样广泛强大，但是在时间的持久性和空间的跨越性上却表现出特殊的优势，因为探索和创造的生涯对于全人类都具有永恒的意义。

所谓冲击力，原本是物理学的名词，是指物体在相互碰撞时产生的力。物体在碰撞或打击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先是突然增大随后很快消失的力，也称为冲力或者碰撞力。冲击力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作用时间极短，但所产生的量值却可以达到很大。在竞技体育中如足球的踢球，排球的扣球，网球、棒球与乒乓球的击球，都是属于碰撞的范畴，都能产生很大的冲击力。当然，到我们把这一物理学的术语引申到人文科学中来的时候，已经将它原来严格的科学定义宽泛化了，只是取了这一术语最基本的意思来使用，在某种意义上讲，带有比喻的意味。

作为人格魅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的冲击力，更多是指具有很强的正能量的人格，对于他人乃至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强烈影响。能够产生这种冲击力的主体在人格结构上总是要超越一般的水准，以更为高深的思想境界、更为大胆的实践行为、更为突出的创新成就和更为和谐的人际交往，形成了内涵深邃、结构强劲并能引领时代潮流的人格结构。用物理学关于冲击力的定义来看，冲击力的大小应该跟这一物体的质量和它的动势有着内在的关系：质量与动势越强，产生的作用力就越大。人格魅力的构成及其冲击力同样依靠自身的质量，由于质量占优势的人格形成的冲击力肯定比较大，而在社会实践中做出较大贡献，又能够以较为活跃的姿态积极参与公众生活的个体，他的人格就会因为具有较高的质量而显示出强劲的冲击力。这样的冲击力在有效提升社会正能量的同时，还充分显示主体的价值与荣光。院士人格魅力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对人民群众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会跨越时空限制形成非常巨大的量值。

具体说来，能够对他人产生强大的冲击的人格必须在为人做事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关系到社会发展、国家命运、人民幸福、科学研究和捍卫真理等重大事件上，表现出正确的思想、坚定的立场、高尚的道德和积极的行动，这样的个体人格也就必然具有强大的质量。因为只有把生命的全部力量投入到本职工作和人类正义事业中去，人格结构才有可能形成高度的张力，才会对他人对社会产生震撼性的冲击力。从行为学的角度来看，一切有力量的行为都是正直的，就像线条中最简单的直线，无论是水平的位置还是垂直的态势，都显示着力的锐气：前者表现出延伸的无限，后者既可以呈现高耸挺拔的气势，又能够展示深邃贯穿的力度。相比之下，曲线就没有直线那样的气概，尽管它在形式上表现得很优美，但给人的感觉却总是柔软温顺的，既不能抗压，也不抗拉，还缺乏强劲的前进动力。正直的行为就像直线一样铿锵有力，而不是曲线那样弯弯曲曲的柔弱。当然，这里所说的直线与正直，不是指具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指做人的根本的态度。此外，当个人对各种社会事件做出自己的反应时，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能够调动的资源，如果没有蓄积足够的能量，往往会使原本有可能取得的成功付之东流。这就是说，当人格魅力作为冲击力展现在人们面前时，首先需要个体人格的坚强有力，其次还要求它经常处于积极的状态中。只有这样的人格，才能产生震撼性的冲击力，为人类社会创造更多的正能量。

那么，对于院士群体来说，能够产生较大冲击力的人格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作为理解这个问题的切入点：

一是聪明睿智的头脑。对于院士来说，无论从事哪个专业，他们在专业领域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智慧，尤其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创造性贡献，往往能够给人来巨大的冲击。他们在探究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博闻强记、思维敏捷、想象生动并富有灵感等等，都会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他们头脑的聪慧和知识的渊博，从而产生惊叹、感佩乃至崇拜的心理。由此引起的心灵震撼及其所产生的强烈刺激，就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人们对于“知识就是力量”的认识与追求，学习知识、崇尚科学就会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尽管这种热潮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时尚在达到高潮之后也会归于平静，但对于社会风气的正面引导还是会起到积极作用的。尤其是在较短的时间里如果能够多次发生具有较强冲击力的刺激，那么就会给人们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更好地提升全社会学习和探索的热情，对于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

对于院士们来说，他们的工作内容就是探索未知世界的奥秘与建造美好的“未来世界”，而自由自觉的创造则是这一工作最根本的特征。然而，任何个体要真正达到自由自觉的境界，必须要有十分丰富深厚的知识积累，必须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去吸收前人在创造性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只有把人类最先进、最丰富的经验积累转化为自己的知识，新的创造活动才有可能启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聪明睿智首先就表现在知识积累上的出类拔萃，因为前人流传下来的间接经验就是巨人的肩膀，后来者只有从这里出发才有可能继续向上攀登。尽可能最充分地掌握前人留给我们的知识经验，也是人类开展自由自觉创造活动的生物人类学前提，一切聪明智慧就是以此为起点的。人类如果不能充分利用自然界赋予我们的权利，不要说实现自由自觉的创造，就连一般的生存都会出现危机。当然，强调学习对于创造性实践的基础作用时，却不能否定个人天赋的重要性。由于遗传基因的关系，不同个体的聪明水平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对于智商的高低却需要进行全面的分析，因为智力涉及人的多种能力，又跟人类尚未完全把握的脑科学密切相关，要想通过几种量表就对它进行准确的测定，可能还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当然，智商测试有助于了解个体在特定能力上的发展水平，而这一点对于个人如何采取更合适的方法促进智力的提高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争取创造更好的条件，最大限度地开发个人潜能，真正做到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而院士在成长道路上有非常丰富而又优异的表现，在对他们的聪明智慧产生巨大钦佩的同时，更多地吸取这方面的有益经验，不但能把院士人格的冲击力由短时间的震撼变成长时间的浸润，而且还能使更多的人在个体潜能的开发上获得更大的成功。

二是无所畏惧的气节。院士的人格之所以能够产生强大的冲击力，除了他们在专业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巨大智慧之外，非智力因素的气节方面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气节就是个体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所秉持的骨气和节操，是坚持正义，在各种压力面前坚贞不屈的品格；是坚持原则，坚定不移地追求和捍卫真理的行为；是坚持理想，为实现崇高目标舍生忘死的奋斗精神。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13]，表达了气节高于生命的伟大价值；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出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后人树立了实现气节的途径，因此传诵至今，成为颇有影响力的人生格言。这样的人格思想，也就成为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脊梁。

对于院士群体来说，他们的探索和创造不能离开社会，所以不能排除那些邪恶势力、错误思潮对科学研究进行干扰、扼制及打击，有时甚至还会使用强权来迫使院士用自己的知识、名誉、地位去做假恶丑的帮凶。在这样的严峻考验面前，能不能坚持独立思考和理性精神，能不能抛开个人的得失成败去坚持原则，是坚守还是放弃做人与治学的原则，捍卫还是牺牲人格理想，是跟谬误、丑陋及罪恶同流合污还是一刀两断、分道扬镳，这就是考察个人有没有气节，怎样捍卫气节的关键所在。很多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都坚持独立的人格，没有在野蛮疯狂的凌辱中低头，为了捍卫真理不惧受迫害、不怕遭摧残，气节就在烈火的炙烤中显得更加顽强执着，人格力量也就在苦难的锤炼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院士在1950年就与陈占祥教授一起提出了北京城市建设的新规划方案，主张保护古建筑和城墙，并建议完整保留北京旧城，而在西郊建造新北京，但这一合理建议却没有被采纳。1953年北京准备拆除牌楼，梁思成因多次提出反对意见而屡遭批判。当时北京市派了一位副市长向他解释拆除旧建筑的目的，梁思成不但不为所动，而且还跟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为此他在“文革”中受尽劫难，不但挨过无数次批斗，还被赶出清华园，最后被塞进旧城一条胡同的阴暗小屋里，在凌厉的寒风和伤病的折磨中去世。梁思成院士就像傲然屹立的青松翠柏，宁可在狂风暴雪中折断，绝不为了苟且偷生而抛弃科学、放弃原则。他的人格充满着浩然之气，充分显示了院士应有的节气，表现出强烈的精神冲击力。

三是荣辱不惊的心态。当院士群体的人格魅力以冲击力的方式作用于社会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他们在人生的不同境遇中所表现出来的良好心态，中国古人常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作为处世的座右铭，这一格言可以引申为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阐述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为了科学事业，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坚持真理，首先要把个人利益放在一边，而是以平常心去对待自己的命运。只有荣辱不惊，才能使人格力量变得坚强，才有可能妥善应对人生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的遭际。院士群体虽然属于精英阶层，但生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上，仍然会和普通人一样有这样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为人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个人的人生理念也会不可避免地跟社会的总体要求产生一些冲突，即使经过千辛万苦的奋斗，已经在事业上功成名就的院士，也还是会碰到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如果是原则性的问题，当然应该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对假恶丑的现象展开坚决的斗争。但是，有些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落在个人头上确实是巨大的打击，但对整个社会或许并无大碍。这个时候能不能淡定地处理，就看你的人格力量的强弱与心态的淡定与迷乱了。

对于院士群体来说，把那些不应该发生却偏偏发生了的事情，看得淡一点、轻一点，任凭风云变幻，我自岿然不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逆境所造成的心理落差转化为专业工作的动力，在全身心地投入研究与创新的过程中转移苦难与屈辱带给自己的伤害。这个时候，虽然没有充足的资源，没有完整的团队，但只要能够顶住那些无谓的压力和苦痛，苦心孤诣专心致志，在专业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历史上由于蒙难而取得伟大成就的例子不胜枚举，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早就指出：“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一论述鼓舞了多少遭受厄运的有识之士。当今中外院士有不少人在苦难中顽强奋斗，把屈辱升华为斗志而创造出非凡的业绩，这样的人格力量具有极为强烈的冲击力。

在逆境中奋发有为当然是伟大人格产生强烈冲击力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就是如何在顺境中保持英雄本色，能不能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继续拼搏，争取创造更大的成就，这对于院士的人格建构是一种更大的考验。因为在取得成就以后，各种荣誉、地位、金钱往往纷至沓来，新闻媒介蜂拥而来，争相邀请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根本改善。这既是人生风光无限的出彩时刻，但同时也是成功人士面临重大考验的关键环节：有些人自以为功成名就，在人生道路上再也用不着艰苦奋斗了，在顺境带来的安乐窝中讲享受、讲排场，利用已经掌握的权力做些交易，对年轻人以居高临下的态度颐指气使，对于学术上持不同意见的人挖空心思加以排斥打击，俨然以学阀自居。当然，在院士群体中这种得志便猖狂的小人应该是绝无仅有的，绝大多数院士在顺境中都能经受住荣誉、地位的考验，处逆境而不馁，居顺境而不骄。因发现镭而引发了世界科学革命的居里夫人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她用一生的青春、才华和生命换来10项奖金、16种奖章和107个名誉头衔，尤其是两次获得诺贝尔奖，更使她成为世界科学界高高飘扬的旗帜。但是她没有把任何一个奖项作为享受的资本和索取的筹码，而是视名利为粪土，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却把奖金捐给科学研究机构和当时正处在战争中的法国，将人们都视为无价之宝的奖章拿给6岁的小女儿玩耍。她不为浮名所累，把社会给她的崇高荣誉看得如此平淡，而一如既往地在实验室里做她的研究，一直工作到67岁那年离开人世。这就是最高尚的人格，也是院士群体中的伟大典范，这样的人格所焕发出来的冲击力，将永远是人类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古人云：“君子之本，本立而道生。”“本”能不能立起来，就在于人格的力量，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都能做到荣辱不惊，这样的人格就是坚强的，就是充满正能量的，而院士人格的魅力或曰冲击力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

总之，院士文化作为精英文化，就是院士群体在探索、创新和牺牲精神的鼓舞下，个体生命在经历了千辛万苦的磨炼中实现了伟大的价值。他们挺立在智慧和道德的高地，在为社会创造业绩的同时，充分关注着人格力量的充实与提升，而人格魅力又使精英文化熠熠生辉，成为照耀人类社会不断前进和人的精神世界更加美好充实的指路明灯。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庭（节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页。

[3]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4]［美］马斯洛：《人的动机理论》，《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5]［美］克雷奇等：《心理学纲要》（下），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385页。

[6]《管子·牧民》。

[7]［美］马斯洛：《超越性动机论》，《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15页。

[8]梁衡：《人格在上》，《千秋人物》，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338页。

[9]参见：曾子航《女人不“狠”，地位不稳》，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1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7页。

[11]梁衡：《跨越百年的美丽》，《千秋人物》，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314页。

[12]陈孝英：《幽默的奥秘》，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13]《论语·里仁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