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学术机构的设置和院士遴选一旦成为制度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就把努力发展学术研究，积极推进思想、科技和艺术创新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这样的制度安排如果能够有效地转化为实际的行动，那么，这对于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创造与研究来说，就会产生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和保障作用，并由此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正是由于很多科学研究和创造发明往往能够为全人类共享，这样的制度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强大动力。这就充分说明院士制度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需要，同时也代表着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还由于能够为全世界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创造各种现实的条件，因而也代表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此可见，院士制度就在文化和智慧的层面上代表着全人类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因此，它不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能够在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引领下，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发挥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1.院士制度对于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长远意义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这一重要思想以高屋建瓴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当代高新科技取得伟大成就的客观现实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基本思想进行了深刻而又精辟的阐述与发展。这一观点不仅更明确更深邃地阐明了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伟大使命和巨大贡献，对于人类更深入地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功能，做出了新的理论概括，而且对于大力迅速改变我国当时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思想观念上的错误所造成的科技研究和创新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现状，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同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院士制度伟大的现实作用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它就应该走在社会各领域的前头。只有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不断地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社会生产力才有可能在积极利用新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向前发展，而生产力的提高又必然会使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相应的提高。要实现这样美好的愿望，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把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及其他方面的探索活动纳入国家发展的整体战略，或者说以国家意志的名义培养科研队伍，整合研究力量。这就要求把一切探索客观世界奥秘的研究活动，一切有助于改善生活水平的技术创新活动，一切思想和艺术领域的创造活动，都给予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合理的经济报酬。在所有这些创造性工作中取得杰出成就、做出巨大贡献的人，都应该通过授予荣誉称号和重大奖励来加以表彰和鼓励。这样做，一方面，对探索研究等所有创造性劳动的充分肯定，就能够使全社会更准确地了解在科学的高峰上不断攀登的勇士们和先行者的光辉业绩，更深刻地理解科学研究等各种创造性、探究性活动所需要的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奋斗经历，就能够鼓舞更多的人投入到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思想探索和艺术创造中来，真正形成万马奔腾、万众创新的大好局面；另一方面，当科学技术研究者、思想文化探索者和文学艺术创造者一旦获得了国家的支持，就能够在组织机构、人才队伍、技术装备和经费保障等各个方面都有基本的保证，这就使科学研究和一切创造性活动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势头。同时，这些专家学者尤其是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当他们的研究工作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尊重的时候，崇高的荣誉、良好的心境会使他们以更坚强的意志、更真挚的情感、更活跃的思维、更艰苦的努力，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去，那就完全有可能创造出更加辉煌的研究成果，把他们所从事的创造工作推向一个崭新的水平。院士制度就是对于具有重大贡献的杰出人士最重要的一种激励机制，它的核心就是站在国家意志的高度，对在科学研究事业中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士的褒奖表彰，让全社会都重视并崇敬他们在科学技术和一切探索性活动中做出的创造性业绩。这样的认同和肯定不但会成为巨大的激励，而且还会产生“一花引来百花放”的榜样效应，鼓励更多的有识之士投身科学研究和各种创造活动，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人类最伟大最壮丽的创新和研究工作。

院士制度以及国家学术机构的建立，还能够使现代科学研究工作从自为的状态向着自觉的状态转化。这就是说，当代科学研究因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化和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在当今互联网开始普及的信息时代，人类知识的获得、积累、更新都处在一种重力加速度的发展状态之中，用“知识爆炸”来形容人们把直接经验转化为间接经验并传输给社会的速度，可以说已经不是什么文学的夸张了。这样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当今的科研工作已经不能完全依靠个人兴趣和个体努力来进行了，类似散兵游勇式的研究工作的组织方式也早已不适应今天的科研任务了。像“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工程、超级计算机、跨海大桥、南水北调等大型工程，本身需要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的参与，而像大数据、“云计算”等新观念、新方法和新装备的问世，都需要通过科学的筹划、系统的组织、严格的管理才能进行。而这样的科学技术创造活动，没有一个权威性、专业性、系统性的机构来担任组织领导工作，不要说研究和建设工作的具体实施，就是这类重大项目的提议、论证，都是不能想象的。

就拿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863计划”来说，就是由一批德高望重的科学家首先向国家领导人提出来的，他们大多是当时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也就是后来的中科院院士。1986年3月，中国科学院四位资深院士：著名应用光学家、“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奠基人与开拓者王淦昌，航天技术与自动控制专家、中国自动检测学奠基人杨嘉墀，著名无线电电子学家、中国卫星测控技术奠基人陈芳允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邓小平同志对四位院士的来信高度重视，亲笔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小平同志这一批示高瞻远瞩一锤定音，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为这30年中国高新科技研究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经过广泛、全面和极为严格的科学论证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从此，中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实践已经充分证明863计划对于中国的国防科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经济文化创造新的繁荣，起到了一种战略突围的巨大作用。历史将永远铭记小平同志慧眼识珠的英明伟大，也将铭记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四位院士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科学家的学术勇气，正是由于他们凭着自己的丰厚精深的知识积累，科学报国的赤子情怀，才能对世界高新科技的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判断，才能提出中国赶超发达国家先进科技的基本理念和重大举措。从中可以看到，院士群体对于一个国家的科研事业和整体发展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是其他社会团体无法比拟的。

院士群体对于国家的科研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之所以能够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首先是自觉的身份意识对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不断强化。院士群体尤其是资深院士，多年来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坚持不懈地探索客观世界的奥秘，他们总是在不断超越他人、超越自己的艰苦努力中攀登高峰，已经成为这一学科的学术权威和领军人物。他们在掌握了渊博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在量变向质变的飞跃中，不断地进行着智慧的升华。知识生产和智慧拓展在积极的互动中形成的良性循环，能够帮助院士群体成为最为博学多才与聪明睿智的人才集团，这种在科学探索的长期实践中得到的收获，其实就是人类心智不断进步的典型表现。因此，当国家授予他们院士这样的荣誉，就会使这些已经取得非凡成就的杰出人士更加自觉地意识到戴上院士桂冠不仅仅是荣誉，而且是国家从制度层面上肯定了自己以往的研究工作和所做出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把生命的全部力量都投入科学研究事业的仁人志士，崇高的思想境界、丰富的人生阅历、坚定的奋斗目标都会促使他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和人民的殷切期望，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作为院士应该有更大作为的自觉性。这就是说，特殊的身份同时也是一份特别的担当、一种格外重大的激励。获得院士这样的殊荣就应当以更大的付出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去——自觉的身份意识有力地强化着他们的使命感、责任感，鼓励着他们以坚韧不拔的意志、百折不回的毅力、筚路蓝缕的奋斗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向着新的未知世界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击，披荆斩棘的艰辛往往能够在一次又一次的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走出那种“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艳阳天。

2015年5月3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报道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教授带领的团队取得的一项重大基础物理学研究成果。他们在实验中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物理学界认为这一发现“很可能引发一次信息技术革命”。这一研究是对德国物理学家1980年发现的“量子霍尔效应”的再探索，霍尔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在强磁场下可以让电子有规律地运动，但不损耗能量。这一成果使物理学家认识到，应该还存在着“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是指不需强磁场，也能使电子运动而没有能量损耗。这一推测的证实必须建立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薛其坤教授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所以才有资格当选为院士。但是成为院士以后，他和他的团队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没有捧着功劳簿沾沾自喜，而是一头扎进实验室里，他的工作日历里没有双休日，也不是一天工作8小时，而是一周六天，早晨7点就到实验室，晚上要到11点才离开，同事和学生们戏称他是“seveneleven”教授。个中的艰辛，用“废寝忘食”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在经历了4年的探索之后，薛其坤团队找到了一种名为“磁性拓扑绝缘体薄膜”的特殊材料，用这种薄膜做实验，终于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薛院士和同伴们的发现，可以在未来的电子器件开发创新中发挥特殊作用。这项研究成果目前在同行中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但和所有满怀远大理想的科学家一样，薛其坤院士仍然没有停步，他的团队在继续奋斗，他们正在研究把目前在零下270℃的条件下进行的实验，放在常温条件下来做，就能加快它的应用步伐。薛其坤院士怀着巨大的科学勇气，带领着一批年轻的研究者，坚持不懈地探究未知世界的奥秘，努力实现科学研究继续向着新的深度不断前进的历史使命。由此可见，像薛其坤一样，院士们普遍意识到，自己这一身份正是体现了国家的重视和关怀，更进一步促使他们攀登新的科研高峰，而这就是国家设立院士制度的初衷。这样一种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对于一大批学术精英、创新先锋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和激励，为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探索未知世界和创建新的人造世界奠定了基础、开通了道路并提供了支持。这就是说，院士制度巨大社会功能就在一大批极为优秀的科技英才的研究实践和创造活动中得到了不断的证实。

其次是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入把握使他们提出发展科学研究的战略思考。院士群体由于拥有丰富的知识和高明的智慧，因此他们不会被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所困扰，神思和慧眼能帮助他们及时而透彻地发现现实生活和研究领域中的新问题，并且能够较为准确地找出那些影响人类文明进步的症结，从而把发现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加以认真对待。正因为院士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们就能够较为准确地看到自然与社会中那些急需解决的问题，然后想方设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引领全社会共同关注一些牵涉人类文明进步和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主要矛盾，并且通过组织队伍、凝聚力量，寻找科学的方法协同攻关去破解那些阻碍历史进程的难题。

联名致信邓小平同志的四位资深院士能够敏锐地观察到世界高新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准确掌握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等科技领域所出现的巨大突破，密切关注新技术革命浪潮对于全球高新技术及相关产业带来的冲击，深刻认识这一潮流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手段，强烈感受到作为一名院士应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实践证明，四位院士以高度的家国情怀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提出的重大建议，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可以说是资深院士登高一呼，举国上下都受到极大的震动。当院士们在反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真知灼见最终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时候，当863计划成为国家战略部署加以实施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凝聚了全国科研人员奋力拼搏的攻关合力。于是，努力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积极抢占科技制高点和前沿阵地，就成为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自觉行动，成为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途径。经过三十年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努力，一个经济上更繁荣，政治上更独立，战略上更主动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863计划的首倡者——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院士的英名，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现代科技发展史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创业史上，而这也就是院士制度在国家战略决策中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的具体体现。

再次是院士群体在重大攻关项目中发挥的核心作用。院士制度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在现代大型科研项目中发挥组织作用，从而成为系统工程的支撑体系。院士制度本身就是为了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而诞生的，同时伴随着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等一系列创造发明新成果的涌现而不断优化、不断完善，而院士群体正是在取得辉煌的科学研究成就的过程中，以呕心沥血的探索和创新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当他们的研究登上一个高峰之后，还来不及更多地享受成功的喜悦，马上就会发现还有更高的山峰横亘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很快就鼓起奋斗的勇气，集合前进的队伍，认准攀登的目标，找到最佳的路径开始了新的攀登征程。正是由于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无穷尽的，而探究自然和社会深层本质的规模越来越大，困难越来越多，工程越来越浩繁，因此，科研工作需要付出的智慧和精力也就越来越多，涉及的学科领域越来越广，这就必然要求更多的科研工作者集聚在一起，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智慧最大限度地贡献出来，整个团队就在智慧、知识、技术的高水平乃至超水平的发挥中形成巨大的正能量，从而完成一项重大项目的研究，把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相对真理拓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项重大的科学研究项目和技术创新任务，总是需要集合各个专业领域的顶尖专家组成一支高水平的攻关队伍。在这支队伍中，院士群体由于已经取得的辉煌业绩和崇高威望，必然成为其中的核心力量，他们是整个项目的设计师、领路人和实干家，无论是整体方案的设计与完善，还是研究过程中尖端问题的突破，抑或是实验设备和仪器装备的创造发明，院士都是解决问题的主力军，是广大科研人员的主心骨。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如“两弹一星”、载人航天、三峡工程、纳米技术、激光应用、高速铁路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圆满完成，离不开院士群体的杰出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在世界优秀科学家之林能够傲然屹立的英才团队，我们的重大项目才能得到一个又一个的成功。

就拿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辉序幕的“两弹一星”来说，院士群体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永远值得我们全民族的崇敬。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诞生，国际上敌对势力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核讹诈和军备竞赛的浊浪，形势十分严峻。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毅然做出了研制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战略部署。1956年，国家把导弹、原子弹的研制列入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很短的时间内调兵遣将，组成了各个领域的攻关队伍，一批院士义不容辞地挑起了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重担。他们以命相搏，用和时间赛跑、跟对手较劲的生死时速，仅用了4年时间，在1960年就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我国自主研制的导弹。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只过了3年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浩瀚的天穹播放着壮丽的乐曲绕地球运行，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此后，我国国防科学技术逐渐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中国人掌握了中子弹的设计和核武器小型化的尖端技术，研制发射了多种型号的战略战术导弹和运载火箭，核潜艇胜利下水，潜艇在水下发射战略导弹，返回式卫星、地球同步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和北斗导航系统，令人目不暇接。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是中华民族能够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重要标志。这些伟大成就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民族凝聚力，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2]所有这些重大项目的成功，跟一批掌握了尖端科学技术，又竭尽全力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无条件地奉献给国家的院士群体是分不开的，没有他们披肝沥胆的忘我奋斗，没有他们高瞻远瞩的运筹帷幄，没有他们在第一线事必躬亲的艰苦操劳，要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里获得这么多的辉煌成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国庆五十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表彰了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他们是：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钱学森、吴自良、陈芳允、杨嘉墀、彭桓武、朱光亚、黄纬禄、王大珩、屠守锷、程开甲、王希季、孙家栋、任新民、陈能宽、周光召、于敏。这些闪耀着璀璨光辉的英名，仅仅是“两弹一星”英雄群体的杰出代表，还有很多当选为院士的科学家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祖国都在忘我奋斗，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都是两院院士的杰出代表。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院士群体在国防科研重大项目中的贡献居功至伟，这是院士制度所发挥的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的又一方面的体现。

最后，院士体制在制度文化上的社会功能还表现在人才的选拔、表彰和奖励上。任何一个具有上进心的民族，总是把“知识就是力量”作为引导民众积极向上的号角和民族发展进步的灯塔，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为强国富民的根本途径。院士制度本来就是在科学技术开始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时应运而生的，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院士制度的本质特征，也是这一种制度能够面向世界积极扩展，并且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生命力的内在原因。但是，历史的发展过程有时会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一些反知识、反科学、反文化的野蛮言行，例如几十年前发生并且历经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及其最为凶残的表现——所谓“破四旧”，其实就是愚昧无知而又偏激狂妄的“愤青”，在一些身居高位的阴谋家们的煽动和唆使下做出来的毁灭文化的打砸抢烧暴行，“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极“左”思潮一时甚嚣尘上；今天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在中东等地的倒行逆施，对人类文明肆无忌惮的破坏，同样犯下了令人发指的逆天大罪。虽然这样一些恶劣的行径，只是人类文明进步历史长河中的几股逆流、几朵浊浪，“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全世界求进步、求知识、求文明的滚滚洪流绝不会被这样几个小小的旋涡所阻挡，但是，这种反文明、反人类的丑恶就像地沟里的阴风鬼火，时不时地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幌子从泥沼里冒出臭气冲天的气泡。因此，一切坚持真理、崇尚善良、追求美好的人们对于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丑恶行径必须展开坚决的斗争。

2.院士制度有效促进了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

院士制度就是以国家行为的名义，对于那些在科学研究的海洋中遨游，在历经千辛万苦的奋斗之后，终于能够征服未知世界的激流险滩，成功地登上前人还没有到达过的新的彼岸。他们的成就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深化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充实了人类社会的知识积累，提高了人们的智慧水平。他们有的创造发明了新技术、新工具、新装备，帮助全社会有效提高生产能力和生活质量，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实和拓展创造了重要条件；有的则通过客观规律的掌握，促进了人类对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相对真理的把握，为新的社会实践取得更大的成功奠定了更为扎实的基础。对于这样艰苦卓绝的努力，这样光辉灿烂的成就，真正甘于献身于科学的勇士们是不会讲究回报的，但是，我们的社会却必须让那些为人类进步做出了较大贡献的人得到高度的肯定，必须让他们获得应该得到的荣誉和尊严，必须尽最大的力量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他们以崇高的奖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得到更快的发展，才对得起科研工作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生命的全部力量去探索去创造，才能更好地发挥榜样的无穷力量，才能使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忘我工作的正能量得到充分的释放，而那些唯利是图、巧取豪夺、荒谬绝伦的丑恶言行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因此，只有让那些最能吃苦、最能战斗、最能奉献的人堂堂正正地戴上光荣的桂冠，只有对他们创造的伟大业绩给予最充分的肯定，整个社会才会充满无穷的前进动力，创业创新才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这样，院士的遴选也就在制度层面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人类能够通过间接经验的世代传承而富有智慧，这一特征确实让人类具有揭示客观世界奥秘、把握事物内在规律的优势。但是，由于人们所面对的大千世界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是没有止境的，所以人们通过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所获得的相对真理，永远只是广袤无边的对象世界的一部分，那些已经被人类意识到或者远没有意识到的未知世界，不但比人类所掌握的已知世界要大得多，而且随着人类掌握的相对真理的增加，新的未知世界就会不断地被发现。于是，认识未知世界也就成为人类社会的永恒的课题。文化人类学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规定性，总是推动着人类在探究未知世界内在规律的道路上奋勇前进，而任何新发现、新发明、新创造，对于人类来说就是最为重要的收获，最有意义的成就。当这样的发现发明开始进入系统化，并且成为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的时候，院士制度不但应运而生，而且作为一种重要的表彰机制发挥了巨大的正能量，一批批卓越人才在制度文化的激励、鼓舞、保障和褒扬之下，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勤勉和机遇，在浩瀚无际的未知世界中艰难跋涉、刻苦钻研，往往经历过探索—失败—再探索的艰难困苦，以最坚强的意志、最坚定的信心、最坚韧的毅力、最坚决的行动，把相对真理拓展到新的广度和深度，为社会实践获得新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院士制度对于为科学研究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才的表彰奖励，最重要的就表现在对于他们在创新过程中的巨大付出以及由此获得的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和高度推崇上。这种创新既有基础理论研究上的突破，也有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燃眉之急的成功：前者的研究成果大多还是理论探索方面的新收获，有些成果可能暂时还不会对社会生产力和人们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直接的作用，但是基础理论方面的创新对于人类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建立在反复的科学实验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循环往复的实证基础上得出来的结论，往往可以在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内引发新的创造发明，因为对于客观世界不断深入的探究，就是为了使人类能够更好地在合规律性的基础上成功进行合目的性的创造活动；后者则是客观现实直接向科学研究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社会运行过程中急需解决的大问题，例如当今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所遇到的环境污染、资源紧缺、温室效应、地震、泥石流等等，还有那些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病毒和细菌，就像从被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夺路而出，癌症这一老顽疾还没有被攻克，艾滋病在几十年间就蔓延到全世界，“非典”的阴影还未完全消退，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及埃博拉病毒又接踵而至……更不要说那些复杂尖锐的社会问题，仅仅是自然界的威胁已经让人类疲于应付了。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问题，人类既不可能依靠神仙佛祖，也不甘心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任凭各种灾难肆无忌惮地祸害自己，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运用人类永不枯竭的聪明智慧所蕴含着的强大力量去征服它们。

院士制度在解决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无论是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那些老大难问题，还是饥馑、荒漠化、极端天气、地质灾害及环境污染等长期妨碍人类过上美好生活的基本困难，都需要一大批科学家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勇气，向困难发起挑战，在群策群力、你追我赶的不懈奋斗中，扼住那些破坏平安美好生活的灾祸与不幸的咽喉，人间奇迹就是在一些特别能吃苦、特别能牺牲、特别能创造的英才们率先冲锋中产生的。

著名的水稻育种专家、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就是怀着让全体中国人民都能吃上饱饭的梦想，进行杂交水稻的研究。为了杂交水稻，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知识、汗水、灵感、心血，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完成杂交水稻育种这个神圣的梦想。研究刚刚起步时，各方面的条件都十分匮乏，为了获得一株育种必需的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1964年到1965年夏季，他和新婚妻子一起，受着烈日的炙烤，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和附近生产队的稻田里，大海捞针般地一遍又一遍地寻觅。连续两年的不懈努力总算有了收获：在查看了4个常规水稻品种的14000多个稻穗后，终于发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

田野上烈日灼烤、风吹雨打、毒虫叮咬，这些苦难都难不住这位胸怀大志而又脚踏实地的科学家，在夏日的育种试验田里，一个品系接一个品系地栽种，一茬又一茬地反复实验，培育出来的杂交水稻品种不断优化，产量不断提高。随着杂交水稻优质品种的推广，中国粮食产量得到了迅速提高，全国人民都能吃上饱饭的梦想成为现实。就是在全国大动乱的1966年，在经过两个春秋的艰苦试验，掌握了更多有关水稻雄性不育株的资料之后，袁隆平把试验中获得的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撰写出一篇重要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科学通讯》第4期发表。这篇论文的发表，不仅标志着普通意义上的水稻育种课题的启动，而且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科学研究领域。在随后的30多年间，袁隆平在杂交水稻这个领域始终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他的研究成果一个接一个，他创造的杂交水稻神话奇迹般地涌现。从1976年至1999年，我国累计推广种植杂交水稻35亿亩，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相当于解决了3500万人口的吃饭问题，确保了我国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袁隆平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圆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都在期盼的梦想，谱写出震惊世界的杂交水稻研究的华丽篇章。这是袁隆平和他的团队，经过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创造出来的奇迹，这一伟大事业为解决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粮食短缺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也光荣地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www.daowen.com)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所有事物一样，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各种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危害人类生存的瘟疫疾病，由于受眼前利益的驱使，却对人类的长远发展造成潜在危险的生活方式或生产方式，往往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戕害。面对这样一些凶险，总是需要富有智慧和勇气的英雄站出来，带领广大民众寻找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现象后面的本质，迅速抓住要害问题并对症下药，采取最恰当的措施，完成救苦救难的伟大使命。这种解决危机的工作往往面临着重重困难，有时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之后，仍然没有办法找出造成灾祸的原因并给以毁灭性的打击。然而，就在这种一筹莫展的紧张焦虑中，如何尽可能充分运用科学文化知识，并使它们在融会贯通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就是那些在与灾祸搏斗中冲锋陷阵的领军人物的重要使命。这里不仅需要有“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的耐心和毅力，更为重要的是在知识、智慧、方法和胆魄所合成的坚毅的信心和力量中去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敢于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式，运用新观念、新方法和新材料，在大胆试验的积蓄中形成飞跃的良好态势，为解决问题奠定胜利基础，并在最后的搏击中取得完全的胜利。

2003年春天，广州暴发了“非典型性肺炎”，这一过去从未听说过的急性传染病来势汹汹，在短短几十天的时间里不但夺去了几十个患者的生命，就连参加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也有人被传染。而且这种疾病还向香港、北京等地扩散，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疾病所带来的灾难眼看就要更为广泛地降临到人民群众头上。面对病魔肆虐，医护工作者在全力投入抢救的同时，都迅速行动起来追究戕害人民生命、给社会带来巨大恐慌的根源。有人提出“衣原体是这种“非典型性肺炎”的元凶，也有人认为是“支原体”在那里作怪，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能够找到真正的病根，对症下药也就无从谈起，抗击“非典”的战斗只能停留在治标不治本的被动境地。

就在这危难时刻，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医学院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研究员挺身而出——他在诊疗第一线全面观察病患的临床症状的基础上，科学分析病人呼吸系统受到严重伤害导致丧失生命的根本病因，深入研究相关流行病学的统计资料，最终发现这种“非典型肺炎”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由于钟南山教授的结论跟当时某些掌握了更大话语权的人发生了矛盾，这一从救死扶伤第一线得出来并且通过严格的科学论证的结论却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与非议。在这救命如救火的关键时刻，如果那种畏惧权势的懦弱以及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患得患失的想法占了上风，都会失去狙击病魔的最佳战机，凶恶的冠状病毒就有可能肆无忌惮地扩散，更多的人就会遭殃，甚至被夺去最为宝贵的生命。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钟南山院士挺身而出，他在深入论证、强烈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的同时，抱着“明哲保身不是科学的态度，敢于坚持真理就要面对客观事实”的态度，向高层决策者申诉自己的意见，提出了更加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丰富的临床经验、严密的医学论证、大无畏的学术勇气和敢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迅速获得了同行及高层次专家的支持，他们认可了钟南山院士的结论，把杀灭冠状病毒作为抢救病人的根本手段，并且把钟南山院士的治疗方案迅速在全国医疗机构推广。对症下药的救助方法和预防措施很快发挥了作用，一时让国人束手无策而谈虎色变的“非典”，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有效控制，并且在此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销声匿迹，中国取得了抗击“非典”的全面胜利。当然，战胜这一灾难的彻底胜利，是全国医学专家和医务工作者共同拼搏的伟大成果，有的医务人员甚至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以身殉职，他们在极为困难的境况下冒着生命危险抢救病人，这种高尚的敬业精神和人文情操，永远值得充分肯定。但必须指出的是，钟南山院士作为研究和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顶尖专家，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没有患得患失的顾虑，而是不顾已近古稀之年的高龄，在诊疗第一线废寝忘食地工作，又能够在实践的过程中在大胆探索的基础上坚持自己的真知灼见。这样的科学态度和钻研精神，充分显示了一个科学家的非凡的智慧、过人的胆识和高尚的人格，院士的专业才华、献身精神和社会贡献就在人民群众危急之时闪耀出特别耀眼的光辉，科学和人格的双重力量，又一次充分展示了院士制度的重要与伟大。

上面两个例子告诉我们：无论是在经过艰难困苦的科学实验的基础上，一步一步揭开客观世界的谜团，不断逼近事物的本质特征，最终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的科学实践中，成功解决了重大社会问题，实现了造福人民的伟大理想，科学家本人也因此得到社会的普遍尊崇，并由于特别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而当选为院士；已经是院士的著名科学家，在国家和人民遭受危难的时候，能够急人民之所急，敢于临危受命，站到斗争第一线，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既能带领团队冲锋陷阵，更能以自己渊博深湛的知识结构、运筹帷幄的战略决策、独具慧眼的观察能力和泰山压顶不弯腰的人格力量，充分发挥了院士在解决重大实际问题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广大人民群众排忧解难，这种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具体行动也就让全社会更具体、更真切地感受到院士制度所具有的深远历史意义及所发挥的重大社会功能。

袁隆平在开始从事杂交水稻研究时，为的是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以解决中国粮食短缺的现实问题，能不能评为院士应该不是他所考虑的问题，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极“左”思潮严重地冲击了中国国家科学研究机构的基本体制，不要说当时根本没有院士制度，50年代建立起来的科学院学部制度和学部委员实际上都已停止了正常的工作，搞科研不但得不到鼓励和支持，反而会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遭受无端的舆论批判乃至人身攻击。可见，是期盼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拳拳之心，是科学家发自灵魂深处的良知良心，才使他和他的同事、学生们在经历无数艰难困苦之后，终于迎来了应该得到的成功的喜悦。所以，袁隆平最终成为院士，是一项正确而伟大的制度最终发挥出强大召唤力的表现，更是这样的科研体制方面在制度上显示出来的重大社会意义的确证。

而钟南山教授在抗击“非典”时，当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院士角色，并且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院士的称号，不是拿来作为躺在以往的成绩上坐享其成的资本，更不是拿院士这样的光环作为躲避危险的借口，院士这一份荣誉应该是沉甸甸的责任和奋起拼搏的动力，是战斗的号角和前进的旗帜，在这样一场异常艰巨的战役中，院士这一称号更应该让它发出鲜艳夺目的科学荣光，应该成为解决艰难险阻的知识的源泉和战胜疫情的坚强动力。正是在这样一种光明磊落的崇高心态的支配下，钟南山院士成功找到了“非典”病根，并且以科学的力量和无私的胆魄顶住各种压力，最终为战胜瘟疫做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表彰。他作为一名院士，在人民群众危难之时做出的杰出表现，为院士这一光荣称号增添了璀璨夺目的光辉，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普通民众对于院士制度发自内心的认同。

3.院士制度为培养大批创新人才提供了根本保证

院士制度的确立不但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提供了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支撑，也不只是储备了一批能够解决国计民生中重大现实问题的高水平的专家，它还发挥了为国家培养大批具有献身科学研究、富有创新精神的新型人才的重要作用。众所周知，人类面对的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未知世界，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总是会有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总是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奥秘需要去继续探索，还需要经过再接再厉的努力，以更艰难、更复杂而又更具挑战性的创造性实践，充分利用人类已经掌握的智慧、技艺和各种设备，去克服阻挡社会前进的困难，解决那些影响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难题。

由于人类历史进程所面临的这样一种现实，所以摆在人类面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就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已经完成了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任何成果，都只能是阶段性的，绝不可能具有一劳永逸的性质。

形成这一局面的基本原因有三个：

一是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掌握了较好的工具能够使生产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的提高，于是就会渴望有更好的工具把生产生活能力再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种欲望就成为新的创造发明的驱动力——就拿火车的发明来说，当蒸汽机列车以巨大的动力刚刚登上交通运输的舞台的时候，它的威力简直让人们感到极大的震撼。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就觉得它的速度还不够快，燃煤时冒出来的滚滚浓烟、铿锵作声的噪音，让驾驶者和乘坐者都感到不够舒适。于是，内燃机车、电动机车相继取代了蒸汽机车。但人们对于这样巨大的发展成就仍然不会满足，今天时速可以达到350公里，安静平稳而又舒适的高速列车又将铁路运输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然而，这样的成就仍然不会使人类得到最终的满足，对于更加快速更加舒适的轨道列车的期盼，还在激励科研人员继续深入钻研，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更新颖、更便捷的交通工具肯定会创造出来。

二是随着各种从事劳动生产、科学研究和生活服务的工具用具和仪器设备越来越精密，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化工具的精益求精，人类掌握世界的能力也就得到了新的拓展。这种拓展就能进一步开阔了人类的视野，以往很多未能进入观察与思考范围的新的陌生事物，就会成为科学研究的新对象。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水平与意识到的未知世界的疆域是同步扩展的，就像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之后，已经掌握了遨游太空的人们，又萌发了登上月球的梦想。1969年美国宇航员成功登月之后，火星就成为下一个探测目标，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人类在把握世界的能力得到提升的同时，也就自觉地为自己设定了继续探索新的未知世界的任务。

三是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有时因为对于客观事物的深层本质的认识与把握不够到位，就会遭到这类客观事物的报复。恩格斯早就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3]就像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但是自然界却通过环境污染、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等问题对人类实施报复，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只能依靠更深入的探索和创造。

人类在知识生产和智慧发展上生生不息、持续不断的特点，决定了以院士群体为代表的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一个国家只有始终不渝地为人才培养提供全面而又完善的保障，才有可能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避免出现人才匮乏困境。院士制度的确立就是国家意志对于创造型人才成长培育的庄严承诺，它以制度的尊严向人民发出召唤，尤其是一些已经把院士制度纳入法制的轨道的国家，就以法律的严肃性和神圣性体现了国家求贤若渴的决心。这种做法具有很多优点，最主要的作用就体现在不会因为领导人的关注点的变换及时局的变化，造成对于人才培养工程的忽视甚至中断，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上演过的否定知识、颠覆文明的“读书无用论”的荒诞剧，对于许多亲历过“文革”的人来说，应该仍然是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

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对于创造性人才的培育可以通过多方面的途径加以实现，但最重要的表现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院士制度以国家意志的方式对那些在科学研究、创造发明等创新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士，通过遴选让他们进入院士队伍的行列，对他们为人类、为民族、为国家付出的艰苦努力和各种牺牲，在政治上、精神上和经济上给予适当的报偿。院士这一头衔所具有的崇高的社会声望、丰富的学术资源和优越的科研条件，为他们在院士群体的创造力的集聚效应的作用下，为进一步挖掘他们的研究和创新潜能提供了现实的保证，这就为创造性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提供了制度的保障。尤其是当它和国家对于科技研究成果的奖励制度形成系统性的机制的时候，就把人才的选拔擢用和成果的肯定推广有机联系起来，使两种制度相互呼应，这样就能产生更大的鼓励效应与激励作用，而很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科研成果就是在院士的带领下取得的。这些重要项目的研究攻关过程，又是锻炼和培养优秀科研人员的最好机会，一个重大项目的成功往往会有几个杰出人才脱颖而出，这就为院士队伍的后继有人及后来居上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就拿我们国家来说，《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对优秀科研成果进行奖励，予以明确的规定。许多在我国科学技术创造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和研究团队都获得了国家科技奖励的巨大荣誉，像“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多光子纠缠干涉计量学”、“硅衬底LED项目”、“京沪高速铁路工程”等一些举世瞩目的重大成果获奖，既充分肯定了获奖者当中的院士们崇尚创造、追求卓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成为今后遴选新的院士的工作的重要依据。

其次，院士这一壮丽辉煌的称号所蕴含的极大荣誉，对于一切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和创造性实践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学子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这种力量虽然不排除它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社会给予创造者的功利上的回报，但更主要的是把探索未知世界的奥秘，创造出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不断发展着的经济文化需要的新理论、新思想、新产品，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并加以孜孜不倦地追求。这就是说，院士制度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人们攀登科学高峰的前进道路，它鼓励着年轻一代如饥似渴地学习前人遗留下来的知识，激发了人们开展创造性实践的智慧和意志。由于院士制度是通过国家制度的形式出现在社会上的，这就使它享有崇高的信誉和高尚的尊严，因而能够得到公民的普遍认同与高度赞许，并由此产生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和社会动员力，为国家的科学研究培育一支宏大的人才队伍。

再次，院士制度是各国顺应世界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迅猛发展潮流的重要表现，世界历史前进的车轮滚滚向前，高新科技、先进思想和当代艺术在新世纪的阳光的照耀下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开辟着新的天地。哪一个国家在这样激流勇进的时代不重视知识的拓展，不重视创新精神的培育，那就很难参与到国际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活动中去，更不要说在其中获得一定的话语权。院士制度通过科研团队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就具备了和其他国家开展对话的基础。如果院士制度建设能够取得卓有成效的业绩，那么，这个国家在国际科学技术和创造发明领域就会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这不仅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的荣誉，更重要的是通过院士制度保证了本国优秀科学家、技术家和艺术家，能够以自己的创造成就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而综合国力的增强，又是彻底摒弃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惨命运的必由之路。

正是由于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在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国际强盛和人民幸福等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运用制度文化的力量来保证它的顺利运行和良好发展，也就成为每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创新的有为国家的必然选择。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我们的院士群体中有着像“两弹一星”元勋，首倡“863”计划的四位资深院士，在科学前沿做出重大建树的陈景润、薛其坤，在解决国计民生重大现实问题中建立功勋的袁隆平、钟南山等一大批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科学研究、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英才俊杰，这说明中国院士制度是成功的。虽然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院士制度还很年轻，在很多方面还需要不断地加以优化，但它在创建时间不是很长的情况下，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创造力、强大的生命力和伟大的作用力，并且充满着强劲的发展潜力和美好前景。中国的院士制度必将随着综合国力和科研创造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通过制度本身的优化和完善，必定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在为人类社会向更加繁荣、更加美好的远大目标奋勇前进的康庄大道上，勇往直前，不辱使命，以更强烈、更先进、更生动的时代精神、人文情怀和辉煌业绩，进一步昭显院士制度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思想和现实层面引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持续发展，为全人类最广大的人民谋福祉。

【注释】

[1]邓小平：《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2]邓小平：《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