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人类能够通过创造性的社会实践，不断总结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改造经验，努力探寻客观世界的内在规律，并且能够运用特定的符号系统，依靠具体的物质媒介记录信息，把已经掌握的知识转化为具体的符号体系，由此形成了人类知识传承的根本途径。这一途径保证了人类在生生不息的繁衍中，每一代人都能够在前人已经获得的实践经验及由此生成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去探索新的未知世界，在知识积累的接力中为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奠定了最基本的条件。但值得指出的是，知识的传承方式又是十分复杂的，它不只是一种日积月累的增长，不只是数量上的扩充，还表现为人类在认识新事物、拓展新知识的过程中，对于看起来已经被人们把握的事物，甚至有些被视为规律性的东西，有可能会被在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中获得的新发现、新认识所打破，即使是那些经过社会实践的长期检验而被认为具有真理品质的知识，也会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进步中受到挑战。事实已经反复证明，有不少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定于一尊的思想观念、事物本质、技术经验，在人们的实践和认识向新的深度拓展的时候，或者由于原本产生这种知识的社会条件发生变化了之后，最终被新的经验和认识所取代。这就是说，人类知识积累的基本方式具有两重性：一是在与时俱进的累积中形成的无限性，从规模和数量来说，这是解决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无限的未知世界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的根本出路，也是人类知识体系的丰富性、开放性的基础；二是人类的知识积累具有一种否定性的特质，也就是说每一代人在继承前人流传下来的知识时，需要随着实践的深入和时间的延伸反复加以验证，当某些新的问题出现时，就需要大无畏的勇气去大胆地怀疑，当然只有在新的科学实验、生产实践和理论探索中确证了怀疑的正确性，才能最后推翻原来的结论，提出经过验证的新结论。也就是说，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必须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形成最高程度的统一，这样才能够真正为人类知识库增添更加逼近绝对真理的新内容。这是人类知识生产的基本途径，它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内涵，这就是列宁所说的事物发展螺旋式前进的基本思想。列宁说过：“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式的曲线。”^[3]而这种累积与否定的相反相成的统一，具体说来主要通过经验的总结、信息的传播、挑战的发生和结论的更新来完成。也就是说，人类知识的生产大致包括接受、质疑、再生与传播这样几个主要环节。这些环节无论是从个体行为的角度还是从人类社会习惯来看，都具有循环往复、无穷无尽的特征，由此保证了人类在广阔无垠的未知世界面前保持永不懈怠的探索的勇气和创新的行动，才使人类的智慧不断发展，越来越聪明的人类也就在知识的引领下变得越来越强大。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院士制度的建立所发挥的推动作用是十分重要的，院士个体所做出的贡献也是非常显著的。

1.院士在知识接受过程的杰出表现

每一代人对于知识的接受都要通过两个基本途径，一是教育，二是实践。

教育是人类根据自己的本质特征所形成独特的生活过程，也是人的生活方式与动物的生存方式最为重要的区别。这种生活方式无论对于人类群体还是个体来说，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知识生产的根本途径来说，在具体的社会在实践中获得真知灼见是第一位的，但是生物人类学的基本特征决定了间接经验作为人们知识获得的极其重要性，通过充分吸收间接经验为人类创造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也是人类在知识生产中能够根据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源源不断地获得能够适应各种变化的新经验、新知识的基本保证。这就是说，人类的知识生产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正是依靠了间接经验的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才能形成知识海洋的无限性以突破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明确指出的：“一切真知都是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4]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强调了这么一点，即“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不仅仅是指个人的知识构成在数量上间接经验占有较大的分量，而且还包含着更深刻的意思，这就是间接经验对于人们通过社会实践去获取新的直接经验的某种基础作用。正因为如此，对于已经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知识水平的人类来说，间接经验的接受就成为衡量个体或社会的知识体系广度与深度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当然也是知识生产最终向创新升华的必要前提。所以，在人类知识生产的基本环节中，“接受”这一环节在整个知识生产过程中排在第一位则是毫无疑问的。

对于知识体系中的间接经验相关内容的接受，主要是指书本知识的学习。当然，如果从比较宽泛的角度来看，书本知识这一概念的内涵可以和间接经验等同起来，但是，在它的具体存在形式上说来，却又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意蕴：在人类尚未使用文字的史前阶段，口口相传是知识传承最基本的方式，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书本知识，前人的间接经验都是通过老一辈向下一代口授得以流传的。这样一种知识传承的方式，决定了个体记忆力就成为原始游群及后来的氏族社会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而生存经验丰富并且具有较强的记忆力的长者，就成为这一地位显赫的教育者，这也就是教师这一职业的滥觞。当文字成为信息的载体之后，书本知识才真正进入实至名归的历史阶段，知书识字的人就有了一种文化上的崇高地位。或许他们作为教书匠在政治上、经济上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但在文化体系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古代礼制文化把“天地君亲师”排列在一起，教师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就是对知识的尊重，也就是对人类自身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智慧结晶的敬仰。由于文字成为信息的载体已经具有漫长的历史，作为文字的物化形式的书本也就格外得到人们的重视。早期的文字是刻画在泥板、竹子等物质材料上，后来中国发明的造纸术和活字印刷等技术，使书本承载人类实践经验的功能得到了巨大的飞跃。尽管文字的呈现方式随着人类文化传播技术的进步发生了多种形式的变革，即使今天的互联网和数码技术可以不再依靠纸张与书本了，但是文字迄今为止仍然是知识传播的核心，所以把前人的间接经验称为书本知识仍然有着相当合理的内在依据。

正是由于书本知识的接受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人类就把这一过程逐渐向着专门化的方向发展。上古时代人类社会对于下一代的知识传授大多是由巫师、官员等人兼职充任的，随着知识体系的内容不断增加，接受的难度越来越大，兼职人员已经无法适应知识传承在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历史要求，于是就有一些思想敏锐的学者，如中国的孔子、墨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批先驱，开始了私人招生授徒的创举，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完善，终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组织严密、层次丰富、类型多样、方法先进的现代教育体系。就拿中国来说，数以千万计的专职教师在各级各类学校里从事着神圣的教育工作，还有许许多多业界精英以自己在特定行业里的知识和技能，担任学校的兼职教师，为学生的书本知识学习发挥着补充与拓展的作用。教育在人类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这就为人类知识传承提供了最为优越的条件。

知识接受的另一途径就是实践。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书本知识的学习绝对不可忽视，但是事物总有它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知识接受不能仅仅局限在书本知识的学习，鼓励青少年努力运用学到的书本知识观察社会、参与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积极投身到科学实验与发明创造中去，对于正处于身体和心智成长过程的青少年学生来说，具有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通过自己的实践，就有机会用亲身体会到的感受和经验去确证书本知识中的真理成分，可以更加直接、更加真切地感受自然、了解社会，这样有利于更准确地理解书本知识，更深刻地领悟前人的间接经验，这对于知识的接受能够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正像列宁所指出的，“要理解，就必须从经验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上升到一般”^[5]。其次，通过参与必要的社会实践，在实践过程中直接感受外在世界与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及时地了解客观世界的变化，有助于青年学生更好地领会“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则常常是灰色”的至理名言，有助于他们用一定的批判眼光对待已经学到的书本知识，避免在苦读中蜕变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再次，鼓励青年学生参与社会实践，能够帮助他们培养灵活运用书本知识的学习方法，这不但有利于激发青年人创造发明的勇气，而且能够鼓励他们向更广阔的视野、更高级的层次上改进学习方法，拓宽并且优化思维模式，尤其在实践过程中培养起来的创新意识，对于创新精神以及创造性思维的形成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当然，学生时代的年轻人参与社会实践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要求上都应该做出合理的安排，如果过分强调实践对于年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否定书本知识的学习的基础性和必要性，把两种学习途径割裂开来，甚至蛮横地对立起来，那就会走到事物的反面。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遭受“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时，出现的一种被称为“读书无用论”的荒唐思潮，这应该是人类知识传承史上最野蛮的罪恶。在那个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一概被视为“封资修”黑货，“学工学农”，“批判资产阶级”以及所谓扫“四旧”、揪斗牛鬼蛇神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一些认真读书的学生被带上“白专道路”的帽子，遭受到侮辱与迫害，“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谬言论一时甚嚣尘上。这种彻底违背人类知识传承基本规律，反科学、反人类的阴霾黑雾，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得以彻底扫清。这种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闹剧，表面上以批判资产阶级为幌子，实质却是否定知识、否定文化的恶劣行径，它对青年学生与民族智慧的毁灭性打击所产生的教训，一切善良的人们都应该永远记取。

在书本知识的学习上，院士们堪称全社会的楷模，在接受前人留下来的间接经验的苦读中走在时代的前列。本书前面介绍过的华罗庚、邓稼先等院士既是中国知识分子刻苦学习的典型，也可以说表现了中外院士们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的共同特点，他们都用最大的努力想尽办法去接受知识，以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最坚韧的学习态度去读书。每一位院士在年轻的时候都有勤奋苦读的经历，他们既有“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毅力与恒心，又懂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科学方法，还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钻劲，最终达到了“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境界，打下了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艺术创造的知识基础。可以这样说，每一个真正能够成为院士的人，他们不但在青少年时期全身心地学习书本知识，而且把这种学习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许多人在获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已经戴上院士的桂冠之后，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仍然把知识的充实作为最重要的生活内容，真正成为“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标兵。院士们在学习上表现出来的拼搏精神、科学方法和钻研劲头，使他们最终能够到达知识创新和智慧拓展的理想境界，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创造性的贡献。

2.勇于大胆质疑，促进知识创新

作为学习的模范，院士们在学生时代善于做学习的主人，在知识接受的过程中走在人们的前列，这是每一位有幸成为伟大的学者和专家的基本条件。但这还只是大有作为的良好开端，更为重要的是在虚怀若谷、好学向上的同时，又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敢于对前人的成说提出自己的看法，用分析的态度、批判的精神对待书本知识的学习，积极开动脑子，努力在那些已经被人们普遍认同的理论、学说和观念中发现存在的问题，或者结合客观现实的发展变化，对那些不适应时代进步的陈旧知识提出质疑。这是人类知识生产更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一个社会只能在陈陈相因、垂垂老矣的知识框架中延续，把前人留下来的间接经验奉为永恒的经典，那么，这样的社会必然会陷入教条主义的桎梏而不能自拔，必然会在思想僵化、智慧退化、行动虚化的病态中走向衰退与灭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知识学习中坚持分析的方法，鼓励质疑的态度，用不断发展着的客观现实对前人留给我们的知识给予辩证的考量，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在知识积累与生产过程中的具体特点，分别采取具有针对性的科学态度，使人类知识的传承和创新进入更为合理、更为顺畅的快车道。

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质疑，可以说是新的研究工作的起点，往往也是发现事物更深层次的客观规律的第一步。在学术研究和发明创造的过程中，只有敢于挑战现成的知识和经验，不是把现有的科学知识作为绝对的信条，用那种类似宗教信仰的态度来对待它，把前人留下来的间接经验奉为圭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更不容许提出挑战和否定的意见。这种做法实质上就是把人类在历史过程中累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看作一个封闭、僵化的体系，绝对的尊重、盲目的服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以虔诚和膜拜的态度对待前人，其实，这样的做法就是在那种坐享其成的懒惰和怯懦中堵死了人类知识创新的前进道路，从根本上阻断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这是对科学精神的亵渎和否定。尤其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错误的态度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时，必然会使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陷入故步自封、僵化昏庸的境地，对于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实践所造成的危害往往是十分严重的。

对于质疑前人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合理性、必要性，早在孔子的学说中已经露出这样的思想萌芽。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说，只顾埋头读书而不动脑筋思考，头脑就会陷入迷茫，从而受到书本知识甚至是那些一孔之见的蒙蔽；反过来，不认真学习而胡思乱想，由于没有从前人已经获得的间接经验出发，那就会劳心伤神而一无所得，甚至有可能误入歧途。这一论述辩证地阐释了虚心接受书本知识和积极开动脑筋进行深入思考的辩证关系，其实就是获取真知的正确途径。“学”就是要尽可能更加全面深入地继承前人的间接经验，而“思”则包含着敢于质疑现成的书本知识的重要思想。没有“学”就不可能站到前人的肩上继续向上攀登，如果这个时候去“思”，很可能只是在前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中做重复的因而也是无意义的蠢事，也有可能是像发明永动机那种违背科学原理的空想；反过来，如果只是死读书，把前人的间接经验奉为一成不变的教条，没有认识到真理有相对性的一面，完全依赖以往累积下来的知识，不再用心去“思”，最后只能使有用的知识蜕变成无用的教条，古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教诲，就是针对这种只“学”不“思”提出的忠告。可见，只有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思考，才有可能把前人留下来的知识放到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客观现实中加以考察、检验，才能确认这些知识是否还符合今天的社会实际，是不是人们所遇到新的历史发展和自然现象，需要用新的理论加以阐明、分析。由此可见，积极开动思维机器，在尽可能完整地接受现有的知识的同时，必须用分析批判的眼光加以质疑，使人类知识创新活动得到持续的发展。

然而，明确质疑现成知识的重要意义，不只是为挑战现成知识体系中存在问题与不足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对于具体的知识创新活动来说，还要求创新主体具备相当的学术勇气和敢于战斗的批判胆魄，要求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的科学精神，以大无畏的勇气质疑已经站上高山之巅的权威，尤其是那些通过获得创造发明的巨大成功，已经在社会上享受崇高的威望的学术权威，面对他们所拥有的各种桂冠和光环，能否大胆指出他们所创立的理论体系还存在着一定疏漏、不足与问题，能否把那些具有新的拓展空间的可能性提出来，能不能跳出功名利禄等的社会压力的羁绊，甩掉患得患失的思想负担，那就不只是有没有勇气和胆魄的问题了，而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则是质疑者对于前人留下来的知识的接受和理解的广度、深度，还取决于由此形成的个人的学术功底及思维方法的科学性了。所以，敢于质疑现成的理论体系、创造成就和研究方法，从人类知识生产发展的总趋势来说，质疑就是相对真理在不断的积累、优化和完善的过程中向着绝对真理不断逼近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所有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艺术创造中一切有作为的英才所具有的共同品质。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有重大建树的科学家、技术家和艺术家，他们往往把生命的全部力量都贡献给了学术研究、技术创新和艺术创造，对于自己已经取得并且得到社会认可的成就，并非把它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方法的改进所带来的研究的深入，有时就会发现自己以往的成就还有不完善甚至不正确的地方，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更为困难的是在不断深入的研究中，感到自己原来的结论可能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而这些前期成果已经为自己挣得了荣誉和地位。敢不敢对自己的研究提出质疑，敢不敢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真正的学者英才与混迹于学术队伍的庸人小人的分水岭。如果能够毅然决然地指出自己的问题，承认以往存在的严重不足，把个人的名誉得失置之度外，不怕他人的挖苦讽刺，不怕陷入某种尴尬的境地，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技术家和艺术家，也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所应该做的事。能够经受住这样的考验，那就在人格上战胜了自己，也是学术上产生飞跃的重要推动力量。质疑自己、挑战自己，把所有的一切都投入到研究和创新的伟大事业中去，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个人的荣辱进退也就不在话下了。这样的例子，在中外院士群体中也可说是屡见不鲜。因为院士群体正是这样的英才，他们在学术、技术和艺术道路上所以能够做出重要的建树，就在于他们都具有质疑现成知识包括质疑自己的胆魄和勇气，都能够冒着很大的风险挑战权威和大师，他们的可贵之处首先在于通过质疑的途径去促进人类知识生产的向前推进，正是这样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品质、勇气和能力，才保证了人类所掌握的知识在生生不息的创新中形成几何级数增长的态势，院士的光荣也正是建立在他们所发挥的前驱和中坚的伟大作用的基础之上。

3.向着更广阔的空间和更长远的时间传播知识

院士群体在知识创新中还发挥着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他们都自觉承担着向世人传播新知识、新理论、新经验、新技术的历史使命，使得人类在越来越显得复杂生动的社会实践中获得的认识自然、把握社会的思想成果、科学原理、技术经验和艺术技能，能够从一开始只有少数先知先觉者所掌握有限的范围，向着更为广泛的受众和更为长远的时间传播。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积极自觉的知识传播活动，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入，这就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的成功提供了更加充分的保证。正是由于知识的积极传播，人的本质力量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增加：以人的聪明智慧为主要内涵的探究力得到了持续的提高；新的工具源源不断地发明，使人动手改造外在环境的建造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以精神的自由展开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想象力，随着改造客观世界的努力取得的巨大成功相应地变得更加生动活泼；而新的交通、通信、航天、微生物等领域大批具有高新科技水准的仪器设备进入现实生活，由此所接触到的更为广阔的宏观世界和更为深邃的微观世界，使得人们能够广泛接受到许多崭新的事物，各种新鲜有力的外来刺激，有效地促进了感官的发展，从而使人的情感意志得到了新的强化。这就是说，知识的更新与传播为人类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而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院士群体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可以说他们为完成这一伟大使命殚精竭虑，这是院士群体对于人类社会又一个重要的贡献。

作为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中取得卓越成就的院士，他们个人都用艰苦卓绝的学习和钻研推动了人类知识生产的进程，新的理论成果、技术革命和艺术新潮的出现，对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及充实自身的精神思想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一个能够自觉意识到自己在知识传播中所担负的重要使命的文化先驱，他们不可能在个人已经取得的业绩面前停滞不前，而总是想尽各种办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把那些已经经过实践检验具有真理成分的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新工具传授给他人，新知识的推广与普及使得人类的知识积累的内容得到更新与优化。这就能够帮助人们的头脑在更正确的思想、更先进的理论、更有效的工具和更新颖的艺术的综合作用下，变得更加聪明，院士群体就是通过知识的传播为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院士们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基本途径，大致包括言传身教和著书立说这两个方面：

言传身教是指院士个人在他的探索、研究和创造活动中所发挥的学术带头人的作用。无论是在思想探索，还是在科学研究，抑或是技术革命等各种创新活动中，任何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技术家或者是艺术家，大多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尤其是处于现代高新科技背景下的创造发明活动，往往需要一个具有合理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等各种要素相互协调、相互补充而形成的团队。在这样的团队中，年长的成员大多具有知识和经验的优势，年轻的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有敢想敢说的闯劲和积极活跃的思维；在逻辑思维方面具有优势的人可以更多地挑起理论探索的重担，而在技能操作上表现得较为出色的人，就可以更多地担负起实验、试验的操作任务；在发达国家接受过长期的教育或者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的学者，不但能够运用国际学术前沿的先进理念、优质知识和新颖方法参与学术研究工作，而且可以发挥他们在学缘上跟国际接轨的优势，利用更为广博的人脉关系强化相关工作的国际化特色，而长期在本土接受教育和学术训练的学者，他们对于本土社会的客观情况和实际需要有更多的了解，对于本国本地的传统文化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就能够使得相关的项目更接地气，更符合本土的国情。这样一个团队的形成，既是智慧集成的需要，又是合理分工的必要，而院士就是这个团队在学术上的核心和领袖，他不但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深湛学识在研究、创新工作中挑大梁、当主力，而且还要在整个团队的任务的分配、梯队的组织、责任的落实及质量的检查等各个方面，担当起指挥员和先锋队的双重角色。而要真正发挥好这样的作用，就不但需要在知识的积累与创新走在团队的最前面，而且还要把自己摸索到的领先一步的新知识、新技能、新理念，尽最大的努力让团队的成员掌握起来。这样，作为学术带头人，他需要承担传授知识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像一个好老师一样，在从事研究创新的同时还要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

言传身教是传播知识最直接、最重要、最为基础的方式，这是院士在完成自己的研究任务的同时需要花大力气做好的事情。任何一个具有高深学识的学术带头人，作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技术家和艺术家，他们都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和更多的人分享。当今世界各个学科的研究项目，像核裂变、超导、纳米、激光及航空航天等高新科技的理论探索与设备制造，都是在新知识、新理念和新技术的综合运用中诞生的，这样的系统工程需要的是追踪世界科学前沿的最新发展，院士或者有希望成为院士的优秀专家、学者，只有努力把自己在学术上的新发现、新观点、新结论尽快报告给团队成员，才有可能使整个团队保持旺盛的探究精神，才有可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高质量地完成团队所承担的研究任务。此外，尽快把自己新获得的知识在团队内部进行传播，还有以下这三个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就学术研究本身来说，院士如果能够及时向团队报告新的研究成果，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在集体中的领航作用，引导团队成员集思广益，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不同观点的交锋和碰撞往往会冒出新的思想火花，智慧的集成就会有效地促进学术活动向着新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其次，就知识创新来说，学术领袖向同伴及时传授新的感受和体会，还能为新知识的形成与完善带来纠错机制，对于知识的生产和更新产生重要影响，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指的就是智慧的集成所起的巨大作用，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往往能够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思路，使本来不是那么完善的知识和经验，通过众人的分析比较、挑刺批判，就有可能产生质的飞跃，上升到具有创新意义的高度；再次，就优秀人才和优良学风的培养来说，当团队的核心人物在研究工作中愿意积极地向同伴们报告新的思维成果、新的实验路线，就会对整个团队产生很好的引导作用，就能充分调动全体成员发表个人见解的积极性，哪怕是还不很成熟的想法也都会愿意讲出来供大家分析探讨。这种学术民主的风气的形成，无论是对于团队的科学精神的凝练，还是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都会产生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作为在学术团队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院士或者在学术上开始崭露头角并正在争取进入院士行列的学术带头人，他们都应该把自己的新鲜经验、新鲜感受告诉各位参与者，都应想方设法在团队中营造敢想敢说的研究环境，创造开放的、宽松的、富有进取心的学术氛围，用“言传身教”的方式做好最直接、最灵活、最基本的知识传播工作。

在人类知识生产的历史上，确实有许许多多在学术研究和科学实验中做出伟大贡献的院士，为了科学事业，为了人类的进步，不但呕心沥血从事研究工作，还把培养下一代科学家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著名科学家居里夫妇从沥青铀矿渣提炼出纯净的钋和镭，并发现了它们的放射性，因而和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共同获得了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巨大的成功，崇高的荣誉，不但没有使他们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踌躇满志而停滞不前，反而激励他们潜心钻研继续攻关，同时为培养新的科学家竭尽全力。中国核物理学奠基人施士元先生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来到法国巴黎，成为居里夫人的学生。居里夫人对这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学生积极扶持，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不但免试接受他为自己的博士研究生，还在研究工作中手把手地指点教诲。作为镭研究所的所长和卓越的科学家，她不但把自己掌握的放射性元素对人身的危害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这个中国学生，还反复向施士元强调，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又非常有趣，但稍有疏忽就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正是出于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和对学生的爱护，居里夫人对于涉及放射性材料的试验，总是通过谆谆教诲和循循善诱的方式，教会学生正确处理科学实验与生命安全的关系。当施士元做实验时，居里夫人经常站在操作台旁边，反复叮咛他必须清醒地记住应该注意的事项：例如，实验中千万不能用手去碰放射源，不然的话手指就有被灼伤的危险；在不得不接近放射源的时候，一定要用铅盾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同时还必须屏住呼吸，以防放射性气体进入呼吸道。

在居里夫人悉心教诲和精心培育下，施士元在镭研究所的四年学习和研究中，他的身体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并且在导师的指导和推荐下，施士元的研究文章分别在法国《科学院院报》、《物理年鉴》等杂志上发表。1932—1933年，施士元又出色地完成了锕C元素的核谱测定工作，当时全世界只有居里夫人的研究所能完成这项实验，而施士元就是第一个完成这项实验的人。正是在导师所传授的科学知识的哺育下，在强烈的求知欲望的激励下，施士元圆满地完成了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任务，1933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学成回国的那一年他只有25岁，就被当时中央大学聘为物理系教授并担任系主任，后来成为中国核物理学的学科奠基人。这是众多院士对科研团队成员言传身教的无数事迹中的一个个案，但“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这一类同样为许许多多院士所采用的做法，彰显了院士们在知识传播中所产生的决定性意义，他们在人类知识生产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也就显得更加伟大、更加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把院士在较为直接的知识传播过程中所运用的方式称之为“言传身教”，其实只是语言表达习惯使然，这种方式也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言教身传”。因为对于具有较为亲近的人际关系、平时能够直接接触的人来说，教育者用语言进行理论上的阐释、指点，主要是通过阐发内涵、启迪思维、掌握要领的途径来传授知识，而通过具体的行为让受教育者在耳濡目染中受到正面的影响，它所起的作用可能没有像耳提面命的方式那样明确、那样强烈，而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同样能够在知识传承中发挥很好的作用。如果从超越道德的层面上对“身正为范”的含义做更为宽泛的理解，那么，用自己在治学过程中所运用的科学的方法、良好的习惯、艰苦的努力和坚强的意志引导学生，同样会对他们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尽管这种“身传”的知识传播的途径会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但是它在院士知识传播中的积极意义与巨大作用却是不能忽视的。

正因为院士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所采用的“言传身教”方式要受到时间、空间及其他各种因素的限制，接受的对象只能是有限的少数。鉴于这种方式还不能很好解决人类依靠知识的积累和智慧的发达来充实自身本质力量这一根本要求，院士们当然需要运用能够满足更多的受众的求知欲望，并且把自己在创新实践中获得的新的知识创造留给后世，使之成为人类知识宝库的一部分，可以被后人作为间接经验加以承传，以启迪他们的思维，开发他们的智慧，为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更伟大的社会实践提供知识的支撑，这就需要采用知识传播的另一个最基本的方式——著书立说。

“著书立说”是人类的专利，运用人类所创造的符号系统把自己在创造性工作中所获得的新发现、新见解、新经验记录下来，这些内容包括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运行过程中的本质特征和客观规律的探索成果，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取得的经验积累，以及为社会进步而进行的艰苦探索的奋斗历程中产生的心得体会，等等。一切有助于后人更深刻地认识客观世界和人类本身的新知识，都应该把这样的思维新成果外化为人类文化最根本的载体——语言，并且物化为各种特定的物质材料，这就是传统的书籍、当代的录音录像直至当今最先进的数码存储器。正是由于每一代人都把他们经过艰苦探索收获的知识创新成果，从上古年代以“记忆—口述”的手段保存知识的方式，随着历史的进步不断得到改进，像古代的泥版书、甲骨文、金文、竹简等，那时所使用的介质都是比较实在的物质材料，镌刻时有需要付出高超的技艺和繁重的体力，使得知识的传播只能被少数有地位、有技能的人所控制，普通百姓也就没有办法掌握阅读和书写的本事。纸张的发明才开始改变了这种局面，而活字印刷术与现代印刷机的诞生则使知识保存的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变化：期刊和书籍出版的纸张材料、印刷过程的技术成本大大降低，生产、流通过程的时间大大缩短——这就为有识之士把自己在各种社会经历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撰写成论著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当期刊、书籍的出版、收藏、流通成为人类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之时，无数渴望更多地掌握前人留下来的书本知识的读者，也就有了更为容易地实现自己美好愿望的机会。

从院士群体在知识传播中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来说，产业革命的兴起是技术革新和知识生产的两个相互叠合的高潮，滥觞于同一时期的院士制度就是在这两个高潮的推动下应运而生的，造纸、印刷和运输的产业化为论文的发表和书籍出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作为新兴的知识传播主角的院士群体，犹如“好雨知时节”那样能够幸运地运用这一大好形势，很快就适应着时代的要求，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在知识传播中占据了高屋建瓴的位置。买书、读书、藏书成为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十分重要的文化消费和精神享受，“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成为响亮的口号，院士制度和院士群体就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持续不断地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著书立说也进一步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尊敬。(www.daowen.com)

对于院士来说，著书立说既是研究创新工作的自然延伸，又是对取得的创造成就的回顾和总结。因为著书立说绝不是信口开河的胡言乱语，也不是充斥着废话空话的无病呻吟，而是以严谨的态度、严肃的精神、严密的逻辑以及严格的要求，把自己在专业领域里获得的最有创新价值、最具社会意义的收获用语言形式表达出来，所以撰写的著作必须有充实的内容、新鲜的经验、批判的眼光和经过实践检验的新结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著作必然是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思维的结晶、技艺的高峰和经验的汇聚，因而往往代表着这一学科在当时发展的最高水平。正因为著作的撰写无论是对于院士的还是对于社会都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很多院士大多是在研究工作取得较为明显的进展，或者在一个研究项目圆满完成之后，才考虑著书立说的。可以这样说，院士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著作，就是恩泽当代、惠及后世的大好事，著书立说就是在为人类进步铺筑一级又一级的阶梯，帮助全人类更快更稳地向上登攀。

院士们在著书立说的过程中生产出来的著作在内容上主要有这样几种类型。第一种是提出解决某一理论或现实问题的新见解、新观点的学术论文；第二种是已经形成完整理论体系的学术专著；第三种是闪耀着思想火花、表达作者深邃而又独特感受的学术随笔；第四种则是用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去介绍深奥的专业知识的科普读物。这四种不同类型的文体形式各具特点又相互联系，我们在这里做些简单的分析：

学术论文在知识传播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论文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集中力量突破难点，对某一个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法与路径，并且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证明自己提出的观点与结论的正确性。学术论文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创新，而完成这一任务则需要把渊博的知识积累、敏锐的学术眼光、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灵秀的聪明智慧在融会贯通中产生质的飞跃。因此，学术论文的写作一般需要经过这样几个环节：首先是在已经掌握的尽量丰富的信息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内在的矛盾，找出其中的不足之处、薄弱环节或谬误所在；然后再从事实依据和逻辑关系上揭示错误形成的原因，指出某种观点或结论或者已经背离了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现实的本质特征，或者完全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发展状况；最后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系统的论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并使之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这样的学术论文，就能对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社会问题的解决起到促进作用。

学术论文在呈现个人研究成果、表现个人学术水平以及推动学术争鸣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有的论文所解决的问题既是科学研究上的一次突破，也是作者治学道路上前进的标志。一般来说，作为学术论文的组成部分，学位论文虽然跟已经成名的院士的论文有很大区别，但同样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学位论文既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依据，它的主要使命就是学术训练，但不同等级的学位论文在学术贡献上有着很大差别：学士学位论文是学术研究的起步，主要任务是让本科生了解学术研究的基本过程，掌握论文写作的一般方法，对一个学术问题或社会现象进行必要的梳理，能够提出一些个人见解就显得难能可贵了；硕士论文则要求较为系统地思考一个问题，通过材料的搜集、辨析、论证，产生新的观点和结论，并且在符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进行，一个十分重要的要求就是力求提出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因为这样的学术熏陶是学术型硕士的培养目标所必需的；博士学位论文一般要求全面掌握相关资料，深入探讨一个问题，系统阐释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较有创新价值的见解，并且通过系统的学理分析，对自己在研究中的发现、质疑及批判加以充分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证明自己新提出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体系的必要性、深刻性和科学性，由此展示自己的学术建树并最终成功实现申请博士学位的目的。由此可见，博士论文的学术贡献和科学价值应该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有的甚至可以达到这一领域高水平专家的程度，而这样的博士论文无论在质量还是在篇幅上，都可以发展成为系统的学术专著。

院士撰写的学术论文显然要比一般的博士论文更高一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研究经验更加丰富、研究方法更为先进，论文的科学性、创造性、系统性更强；二是院士有条件凝练整个学术团队的研究成果，在知识和智慧的集成中更容易突破学术难点，提出新的理论体系，形成新的学说学派；三是院士撰写的论文，更能够在学术界产生大的影响，有的甚至能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因为这样的研究成果往往会对学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来震撼性的影响，成为科技创新的里程碑。所以，世界上对于院士的学术论文都给予了巨大的关注，像SCI、EI、SSCI、A＆HCI等各种数据库对于各国各地区由院士领衔撰写的学术论文一般都会加以特别的重视。由于具备了这样一些更为优越的条件，也就有效地提升了知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论文也就能够在更广泛的时空范围产生学术影响并形成更好的社会效果。

学术专著顾名思义就是专门研究学术问题的著作，这里的“专”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首先是作者能够当选院士，必定是这一学术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他对所阐述的学术课题一定是在长期关注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钻研，得出的结论、提出的观点必然具有超越前人的先进性；其次，所谓专著就是说这本书是专门讨论某个专业问题，不但在内容上通过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分析阐释，把作者对于所论的专业问题的研究成果，运用实验数据、统计数字和事实确证的方式加以系统的论证，因此都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的特点，在论证的方法上多采用从客观事实的归纳向科学抽象升华的途径，这样的著作就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再次，学术专著的接受对象是同一学术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们通过阅读这样的书籍来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专业修养，院士们撰写的学术专著理所当然地成为同行们追踪学术前沿必须掌握的重要资料。这样的专著因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所以在文字表达上必然会出现很多专业术语，因此只有在这一专业的学术研究中开始入门的人，才有可能真正领会、理解作者在书中阐述的问题，并且能够帮助自己把相关的研究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院士的《堆垒素数论》，就是他在数论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学术专著之一。这本书的内容最早是在西南联大为本科生讲授的，当时慕名而来的学生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在非常艰苦的条件，华罗庚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堆垒素数论》这本专著。1941年出版的这本书，全面论述了三角和估计及其在华林-哥德巴赫问题上的应用。全书所论证的问题除西格尔关于算术数列素数定理未给证明外，所有定理的证明均包含在内。1953年国内再版的《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该书出版60多年来其主要成果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其中大量未公开发表的结果，以及三角和方面的基本材料，华林问题和他利问题等，仍是世界数论研究的尖端课题。

华罗庚在“序言”中说，在数学史上，数论的思想和方法影响着其他领域的发展。反之，其他领域中的发展就也常常被用来解决数论中的问题。《堆垒素数论》这本数学专著先后被译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国际性数学杂志《数学评论》高度评价说：“这是一本有价值的，重要的教科书，有点像哈代与拉依特的《数论导引》，但在范围上已越过了它。这本书清晰而深入浅出的笔法也受到称赞，推荐它作为那些想研究中国数学的人的一本最好的入门书。”这样的学术专著所体现出来的“专”特色，对于业内人士来说就是非读不可的经典，很多地方读完一遍依旧很难理解，那就必须硬着头皮多读几遍。只有经过多次阅读、反复揣摩，才有可能真正掌握其中的奥妙，这就是学术专著的特色，也是它的魅力之所在。

跟学术专著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严密的逻辑思维有内容安排和表达性上的区别，另一种经常被院士们采用的著作形式则是学术随笔。学术随笔跟学术专著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内容的安排上不是把重点放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系统构成上，不是刻意追求对一个学术问题的来龙去脉、整体面貌和重要观点作面面俱到的分析和阐释，而是以作者对于某一学术问题的一个侧面、一点心得乃至一丝灵感的抒写。这种随笔往往闪耀着思想的火花和智慧的亮点，虽没有高头讲章的宏伟气象和严肃品格，也没有条分缕析的层层深入，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或者轻视它的学术价值。很多学术随笔虽然不具有学术论文那样严格的规范性，但是，由于作者对于所讨论的问题同样是在深入钻研的基础上有感而发的，因此，思想的敏锐性和生动性、论说的尖锐性和深刻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性，完全可以达到和学术专著并驾齐驱的程度。尤其是这种学术随笔因为不需要考虑内容安排上系统性，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摆脱了一些写作规范上的束缚，这样就为具有亮点的学术思想更自由地发挥、对于谬误进行更为鞭辟入里的批判、对那些不一定已经十分成熟却能给同行和后人带来启迪的想法更大胆的表达，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

二是在文字表达上的灵活性与生动性。正因为学术随笔不需要拘泥于专著所要求的严格的表达规范，在行文的过程中也就具有更为广阔的空间，不管是对于某一具体事实的剖析，或者是对于特定的思想观点的批评，还是对自己切身感受的表述，都可以灵活运用自己最为擅长的文笔来叙说。一般的学术专著在摆事实、说数据的时候采用真实记录的方法，因此叙述也就成为最常用的表达方式；而在讲道理、做结论的时候，以论证为内涵的议论就成为贯穿全书的最重要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学术专著中描写、抒情几乎没有插足的机会。但在学术随笔中虽然用得最多的同样是叙述和议论，但是，可以在需要直抒胸臆的地方大胆抒情，可以在细致刻画的地方对客观事物加以描写。因为文笔的生动就是为思想的自由展开服务的，在学术问题上的小感触、新想法，甚至某些还停留在猜想、推测阶段的思想观点，都可以在文字的自由挥洒中表达得更明白、更活泼，这样对于自己的学术观点的阐发同样可以达到事实清楚、道理明晰、结论符合逻辑的高度。而表达手段的丰富多彩既能充分展示作者活跃的学术思想和强有力的研究功力，同时还能够以优美动人的文字引起更多专业人士的深入关注，甚至还可以由此吸引非专业人士加入到读者行列中来。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优秀的学术随笔所体现出来的学术价值一点也不亚于学术专著。如2013年离世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科斯，就是用学术随笔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让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了解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他漫长的教学研究生涯中，他所撰写的论著数量不多，而且几乎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论文，至少从论著本身的表达形式来看是不符合学术论文的基本规范的。但就是这些看起来缺乏宏大格局的学术随笔，却集中展示了他在学术研究上的精髓，被学界称为传世之作。就是凭借着这些学术随笔，科斯成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初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1937年，年仅26岁的科斯发表了一篇名为《公司的性质》的文章，文章以独特的观点阐述了决定企业形成的基本要素以及一些起决定性作用的规律。科斯的这篇学术随笔，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了企业产生的原因。他认为市场交易行为存在成本，这些成本包括讨价还价、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以及时间成本等，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直到今天，仍为经济学界所惊叹。科斯在早年便显露出了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家所具备的深刻的洞察力和严谨的逻辑分析能力。

1960年，科斯又发表了一篇名为《社会成本问题》的文章。文章提出，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规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换言之，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将科斯的这一理论进一步归纳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最终形成“科斯定理”。可能就是因为科斯的文章没有论文的庄严气派，这一研究成果最初没有引起学术界太多的重视。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30年之后，产权理论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科斯本人也最终因为这一学术成果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已经81岁高龄的科斯，就是凭着为数不多的学术随笔中揭示的堪称经典的理论，登上辉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领奖台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学者、作家，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钱锺书先生，也是撰写学术随笔的大师。他的代表作《管锥编》，辑录了中国古代典籍781则，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对《周易》、《毛诗》、《左传》、《史记》、《太平广记》、《老子》、《列子》、《焦氏易林》、《楚辞》以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古代典籍进行了详尽而缜密的考证和诠释。全书用文言文写成，近130万字。书中旁征博引，贯通文、史、哲等领域，又能引经据典，运用了多种西方语言。

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翻译了《管锥编》，译本名为：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艾朗诺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美学和人文文化进行过多年深入的研究，他独立编成的《管锥编》英文选译本1998年由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这是《管锥编》第一次被部分译成英文出版，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并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艾朗诺先生在《管锥编》的英文选译本序言中指出，该书继承了中国学术研究的随笔传统。他认为中国最有学问的随笔、札记是清代的考证派学者写的，而钱锺书先生就是用随笔的形式同清代学问最好的学者争鸣。正是学术随笔这样的文体形式，使《管锥编》不必着眼于对不同人文传统背景下的文学名著进行牵强附会的整体性比较，然而在单个思想或主题的层面上，却尽可能用更多的不同来源的材料来展现一个主题的多个方面，在跨越时间和语言的同时，也尽其所能做到不忽略任何可能的材料。对于这样的学术随笔，它在学术价值、智慧底蕴与文化精神上所达到的高度与深度，都为知识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把它称之为学术随笔中的经典，也是实至名归的评价。

除了学术专著、学术随笔之外，院士们在知识传播中还采用另一种文体形式，这就是科普读物的撰写。科普读物在学术性、专业性和理论性上可能没有学术专著那样高的要求，也不像学术随笔那样需要运用渊博的知识对所谈论问题加以旁征博引，但它绝不是知识传播中的小儿科，而是面向最广大的读者传授科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因而关系到全社会的科学知识水平的提高，关系到人类文明发展的速度与深度，而普通民众知识水平的高低，又是决定这个民族、这一时代科学发展状况的深层次原因。正因为科普读物具有如此重要的社会作用和历史意义，所以很多世界上最顶尖的学术大师，都在从事高端研究的同时，抽出宝贵时间撰写科普读物，他们都把用科学知识武装广大的人民群众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

例如，享有世界声誉的数学家华罗庚，在很多数学专业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他又非常关心中国应用数学的普及工作，亲自撰写了好几本科普读物，如《优选法平话及其补充》、《统筹方法平话及其补充》、《从孙子的神奇妙算谈起：数学大师华罗庚献给中学生的礼物》，还专门为少年儿童写了《聪明在于勤奋　天才在于积累》一书。这些科普读物都具有高度的开创性，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少年当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又如著名数学家王梓坤院士在科普读物写作上同样取得了斐然成绩，1981年他荣获“全国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奖”，1990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在《科学发现纵横谈》和《科海泛舟》两书中，王梓坤先生纵览古今，横观中外，通过对科学发展史上近百个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的精辟分析，得出结论：“德、识、才、学”对人才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四者是对科学工作者素质的基本要求，它们相互联系，而又不可或缺。在《科海泛舟》一书中，王梓坤精辟地论述了数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他指出，数学专题研究分为提出问题、攻克难关和整理提高三个阶段，并且用生动的文字介绍了这三个阶段各有侧重的研究方法和应当注意的问题。

像华罗庚、王梓坤两位院士那样，虽然位居学术殿堂的高端，却俯下身子热情向普通民众和青少年传播知识，在中外学术界也是较为常见的。这是因为许多在科学研究中已经功成名就的大家都清醒地意识到，一个缺乏雄厚扎实的知识积累和储备的社会，是绝不可能实现学术研究的巨大飞跃和持续发展的。同样，没有一支宏大的后备队伍，就会使学术研究遭遇到后继无人的可怕局面。所以，很多大师级的专家，都把撰写科普读物作为自己的分内事，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族、全人类的文化水平，是关系到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大事，也是提升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所以他们自觉地把科普读物的写作与学术著作的写作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来看待，同样的运筹帷幄，同样的字斟句酌，同样的孜孜不倦。正是有了这样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科普读物才能成为促进科学进步、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大众知识水平的有效途径。

当然，科普读物在具体的写作方式上跟学术著作、学术随笔还是有所不同的，这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接受对象的根本差异。科普读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大众的知识水平，开启大众的智慧之门，因此具有很明确的启蒙意义。这就决定了科普读物不像学术著作具有明确的接受对象，它所面对的读者不受年龄、行业、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的限制，如果一本科普读物能够受到最广大的读者的欢迎和肯定，那就证明这一科普读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次是作品内容上的适应性。这就是说，人民大众往往把科普读物作为对某一领域里的科学知识的入门向导，因此它应该着眼于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的介绍，要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掌握相关问题的基本知识，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发展产生兴趣，为在广大读者中培养未来的研究人员积极创造条件。其实这就是适应—征服的知识接受规律，只有先适应大众的知识水平、阅读习惯、兴趣爱好，然后才有可能让他们对所讨论的问题引起关注，接受并理解你的观点，最后在信服你提供的知识的基础上，积极地参与到相关的探索和研究中来。再次是表达上的生动性。正因为科普读物主要是面向普通群众，所以在语言表达上就必须说“普通话”，专业术语能不用的尽量不用，语言风格必须坚持深入浅出的原则，尽可能把那些深奥的理论、繁复的论证通过通俗易懂的言语加以阐述。这就要求科普读物的作者应该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就在于作者对于专业问题的精深掌握和透彻理解，只有在专业领域里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才有可能在文字表达上做到挥洒自如。正因为优秀科普读物的写作具有这样的难度，所以才需要院士这样的顶尖专家更多地参与到其中来。

知识传承与智慧开发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力量，院士群体在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实践中承担着先锋和中坚的历史使命，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努力，在“学”与“思”的紧密结合中最充分地继承前人流传下来的知识经验，形成渊博的知识积累，开启深邃的智慧之门，真正成为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止步，也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开动脑子大胆质疑，通过对知识体系的勇敢挑战，或者对原有知识存在的疏漏和不足进行补充完善，或者打破那些已经被时代所淘汰的陈规旧说，或者紧扣社会发展的主题创立全新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院士群体努力把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新收获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人们。他们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积极帮助年轻学生、团队成员掌握那些领时代风气之先的新知良说，又用著书立说的方式把自己在知识创新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学术成就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同时通过各种不同的知识储存方式，为人类知识宝库的不断充实奉献自己的智慧和精力。由此可见，院士群体以及一切在知识创造中做出伟大业绩的人们，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先驱，他们用生命的全部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探究力、建造力、想象力和意志力，他们就是这个时代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

【注释】

[1]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9页。

[2]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85页。

[3]《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1页。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288页。

[5]《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