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种最具代表性的人类智慧

正因为聪明智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所以如何增加个人以及族群的知识积累、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就成为每一代人的永恒课题。求知若渴的愿望可以说是人类近乎本能的欲望，就在社会生活中激励着人类把生命的全部力量投入到寻求知识的求索活动中去。这并不是说各种知识的稀缺，反过来倒是揭示了人对未知世界的无限性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潜在的然而又是永恒的认识与无限追求，正如庄子在《养生主》中所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为了对待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残酷事实，人类一方面运用宗教的方式去掌握世界，也就是用顶礼膜拜的方式虔诚地信仰自己所创造的彼岸世界，用神的万能去对付未知世界的无涯，由此消除内心世界的恐惧与焦虑；另一方面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外在世界，在一步一步地深入探究中拓展人的知识体系，把已经掌握的知识、技艺作为开拓新的知识视野的基础，用族群的世世代代繁衍的无穷性去拯救个体生命有限性的困厄与无奈，就像《愚公移山》的寓言所说的那样，“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在这样的知识传承与拓展中，每个民族每一时代必然会涌现出一些聪慧睿智的杰出人士，这些杰出人才以大无畏的学术勇气，强烈的求知欲望，坚定的信念意志和较为科学的方法，持续不断地向新的未知世界进攻，坚韧不拔的攻关过程中，经过无数次的理论推导、科学实验和技术创新，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失败的考验之后，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在崎岖的小路上勇敢攀登，终于攻克了新的知识的堡垒，登上灿烂辉煌的时代顶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先锋作用，在特定民族乃至全人类智慧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关键在于这些人具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往往能够运用超越常人的智慧、经过实践检验的经验和愈挫愈奋的顽强意志，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把前人已经获得的知识、技能和方法推向新的高度。如果没有这样一些杰出人物，我们还会在黑暗中摸索得更久。

在人类认识未知世界的漫长征途中，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的人们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了过上更加有利于人生存和发展的生活，各民族的人们总是根据特定的自然环境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通过勤奋的劳动、艰苦的探索和认真的思考去开发人们的思维能力、探究能力、建造能力和想象能力，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去提升群体智慧水平。在提升智慧水平、拓展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有些民族的人们在这方面的贡献较为突出，他们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聪明智慧，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实际作用与相当深远的历史影响。从西方的智慧传统来说，有两个最为重要的源头值得高度重视。这就是古希腊的雅典智慧与古代犹太人的耶路撒冷智慧。

古希腊的雅典智慧最突出的成就表现在对于逻辑与科学的探索上，尤其是对于事物本质的寻根究底的深入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各门科学的初创，主要的都是起源于古希腊的先哲和智者。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哲学、历史学、逻辑学、政治学、诗学、伦理学，以及数学、物理学、动物学、医学还有造船、航海等各种生产技术，都是雅典智慧所深入探索的知识和技术领域，而且都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就。古希腊的哲人先贤汇集而成的灿烂群星中，像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伊壁鸠鲁、希波克拉底、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著名学者，就是以自己璀璨的智慧在不同领域建立了探索事物奥秘的伟大功勋，他们的英名直至今天还被全世界的学者所铭记，因为他们在自己所钻研的学术领域中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正像19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价亚里士多德时所说的那样，他“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1]。古希腊许多大师哲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样重要的学术地位，这是雅典智慧之所以能够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如此长远影响的原因所在。

雅典智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力求对事物的认识形成条分缕析的清晰性，这样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方法的形成与确立，就把人类所面对的混沌朦胧的未知世界，提供了分门别类加以认识的可能，开始了知识体系的结构性组织的创设，为后人更深刻地把握世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方法论和范畴论的基础。此外，雅典智慧还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人类探究力的执着与坚韧，为了真正认识世上各种各样的事物，古希腊的学者都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探究精神，就是作为研究者来说，总是要求透过对于客观世界的表面现象，尽最大努力去探寻它的本质与底蕴，力求得出一个明确并且有深度的答案。虽然由于当时的知识水平和研究方法还有许多局限，他们对于事物本质的认识有不少方面还停留在较为简单的水平上，甚至还会有一些错误的结论，但是，他们作为开拓者的勇气和渴求认识事物本质的坚毅，充分显示了学者的睿智和哲人的风范。由于他们在探索客观世界奥秘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坚持不懈的决心和穷尽根底的精神，对客观事物进行冷静的科学分析和高屋建瓴的理论概括的方法，这些都通过探究的力量、具有独创性的途径和思维模式，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并且通过知识内容的充实和学科门类的创设，积极提升了人类的智慧水平。这就是雅典智慧对于人类知识传承和智慧拓展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古代犹太人开创的耶路撒冷智慧，也是人类智慧体系的宏大结构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跟雅典智慧不同的是，耶路撒冷智慧更多地和信仰与道德有关。从智慧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来看，耶路撒冷智慧在早期更多地涉及人在超验世界中的地位，关注人与造物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所探索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类群体怎样才能更好地生活在一起。这种智慧的核心是对天道的探究，对人道的关心，深入研究天道与人道如何能够在更为广阔的世界与更加深邃的程度上达成谐和。耶路撒冷智慧具有较高的人学意义，它把人看作参与者，是在天与人互动中的局中人。耶路撒冷智慧的经典文献或者说具有代表意义的《十诫》，它的理论的指导思想都对人的道德义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明确要求人们去恪守。有论者认为耶路撒冷智慧跟雅典智慧相比较，前者更多地侧重于信仰的力量，后者却更为重视科学的精神。

耶路撒冷智慧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信仰为依托的道德追求。从伦理学的意义说来，道德就是指导处理人际关系基本规则的信条与学说，在耶路撒冷关于道德的基本规则是来源于人对造物主的信仰，人们按照神的旨意生活。这样的信仰引领人类的伦理范畴，它就是来源于人对神的信仰，而不是建立在科学发现或者数学计算的层面上。只有这样具有绝对命令性质的道德规范，才是真正引导人们生活的最高准则。如果没有这种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道德智慧，人类就缺乏分辨真善美和假恶丑的能力，就会陷入迷蒙和罪恶而不能自拔。可见，耶路撒冷智慧把信仰作为道德的本源来尊奉，因为没有道德，人活着就是行尸走肉，科学探索和发明创造因而也就没有重要的价值与特别的意义了。而这就是耶路撒冷智慧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通过寻找并践行符合神的旨意而组织的政治生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秩序的文明准则。耶路撒冷智慧就这样凸显了道德与信仰的根本性，这就是这一智慧类型的精华与特色所在。

对于人类的知识创造和智慧开发，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同样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人类知识体系的耿耿星河中，中华智慧发出的耀眼的光辉长久地照耀着历史的征程。当然，由于特定的生存条件的制约，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民族特性，跟古希腊雅典智慧和古代犹太人的耶路撒冷智慧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一样，古代中华智慧也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在文化交流还没有达到充分发达的古代更是如此。

以农业文明为核心的中华古代智慧和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实践。这是由于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中华文化核心圈，天时变化往往决定着收成的好坏，由此形成了靠天吃饭的依赖性。由于无法掌握天气的变化，人们只能把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更多地落到自己的努力上面，喊出“人定胜天”的口号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激励人的奋斗意志。于是，精耕细作、辛劳勤勉就成为古代中国人最看重的劳动态度，长期而且普遍的行为方式逐渐积淀为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这样，高度重视实践就在日积月累的坚持中成为行为准则和思想传统。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来说，深入把握知行关系就成为他们特别重视的智慧命题，由此形成的思想体系也就体现出偏重行为、重视实践的理论特色。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里所说的“乐之”，就是乐在实践之中，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通过智慧、技艺、想象和意志的顺畅发挥而获得乐趣，孔子对于“六艺”的重视，也包含着在具体的行动中实现自我、享受生命的意思。所以李泽厚先生用“实用理性”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古代智慧的特点，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李泽厚先生指出：“实用理性正是这种‘经验合理性’的哲学概括。中国哲学和文化特征之一，是不承认先验理性，不把理性摆在最高位置。理性只是工具，‘实用理性’以服务人类生存为最终目的，它不但没有超越性，而且不脱离经验和历史。……‘实用理性’使古代中国的技艺非常发达，但始终没有产生古希腊的数学公理系统和抽象思辨的哲学，所以，它在现代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但也因为它的实用性格，当它发现抽象思辨和科学系统有益于人的时候，便注意自己文化的弱点而努力去接受和吸取。”^[2]可见，古代中华智慧的探索方向主要不在于理论体系的建构，不在于运用严密的逻辑思辨深刻阐释自己的思想观念，而在于强调言行一致、知行统一的行为要求与人格修炼，努力把学说的真谛与身心的修炼统合起来。于是，中国古代智慧的实践特性也就成为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

由于中华智慧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实践经验，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往往建立在对经验的反复检验和体会的基础上，由此表现出来的思维形式就不那么讲究论证上的精细严密，也不太重视表达方式的条理性与系统性。这种注重在生活的具体展开过程中的实证，也就更多地偏重于直觉的体验，这也就成为中华智慧在思维方式和表述形式上的一个特点。这种重直觉的智慧类型，跟雅典智慧重逻辑思辨、耶路撒冷智慧重信仰的特点确实有所不同，但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关注的问题和运作方式的差异上，各有侧重也各有所长。在中华智慧重直觉的运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对现实生活的体验，用心观察，反复审视，感悟其中的奥妙，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感受、体验和心得，就会在量变的基础上转化为质变，日常经验在融会贯通的过程中产生升华，原有的种种困惑就会顿时豁然开朗，以前的个别经验就会在形成飞跃的过程中上升为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知识。当然，这种依靠所得所悟而总结出来的成果，一般来说缺少完整的思辨过程和严密的逻辑结构，更多的是心灵的闪光和思想的火花，在表现形式上也就很难形成系统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成果。中国古代哲人通过直觉思维所得到的智慧结晶，成为人类智慧独立自在的类型，它对于人类的知识创造和智慧开发的影响同样是深远而重要的。

中国古代智慧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重道德。正是由于对于实践的重视，个体的践履也就偏重于个人道德修养及其行为表征，虽然某些学派对于生产劳动的实践不予重视，但是从理论的更深层面上来看，只是对于具体的行为内容给予了高低贵贱的不同对待，而对行为本身的重要性并没有忽视，因此在理论内涵的层面也就间接地包含了对于实践活动的认同与肯定，虽然这一点在儒、道、墨三家表现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倾向。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中国古代智慧从本质上讲更侧重于人的道德，可以说是一种道德哲学。这样的智慧把关注人们心性修炼与人格完善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来追求，而由此形成的诸子百家尽管对于道德的关注程度有所不同，但都有相当的内容讨论人的行为准则、人品养成和人性追求，或者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运作的有序。无论是儒家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条基本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还是道家主张的修道积德，如老子提出的道生化宇宙万物而无处不在，德成就众生而无所不能，修道积德，止于至善；抑或是另一个在中国智慧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墨子，墨子的人格精神得到了很多思想家、政治家的高度赞扬，他所倡导的大公无私、言行一致、劳身苦心、热诚救世、锄强扶弱、为正义赴汤蹈火等各种优秀品质，作为重要的文化基因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鼓舞仁人志士积极向上的精神动力。可见，中国古代哲人都把道德实践视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强调，通过自觉的道德追求，能够提高个体的道德修养，从而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最终达到和谐共生的境界。中华智慧高度重视道德实践的传统，同样为人类智慧和知识体系的丰富多样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雅典智慧、耶路撒冷智慧和中华智慧，虽然对于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有一些思想内涵与表达显示上的差异，三者之间或侧重科学，或侧重信仰，或侧重道德，但是它们都是人类极为宝贵的精神生产的伟大成就，并为人类知识体系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强大的动力。这三种智慧类型之间是一种高度互补的关系，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在不同的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人类在探究世界、认识事物本质的时候离不开逻辑与科学，在认识自身、驾驭心灵的时候离不开信仰，而在处理人际关系、安排社会秩序的时候却离不开道德。雅典智慧是探究未知世界和认识事物本质的智慧，耶路撒冷智慧则是信仰造物主创世并由此使人的灵魂有安身立命之所的智慧，中华智慧却是高度重视用最为妥善的方法处理现世社会良好运作的智慧。三种智慧的核心就是在认识世界、认识人类无穷尽的过程中开展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并因此促使人类在更高的水平和新的广度与深度上去把握未知世界，在探索外在世界的同时也要积极探索人存在的本质意义，在提高物质文化享受的同时，不断深化对于生命意义的求解，并由此探寻更为美好的生存之道。今天的科学研究既要探索外层空间的月亮、火星，也要探究物质内部的质子、中子等微观构成，而不可忽视的是对于每一个人的正当的生存权利、自我实现的机会和人的自由、尊严与价值等人权保障，还需要让人们的心灵能够在纷繁复杂、热闹喧嚣的社会中，能有一片诗意栖居的净土。人类在生存权、财产权、选举权得到基本满足的同时，还需要有广阔无垠的精神世界以满足人们的思想情感、想象能够有天马行空般的自由。这样，人类历史才会在承续前人获得的智慧和知识的基础上涌现出新的智慧，创造出新的生活。(www.daowen.com)

2.学习是继承和发展智慧的根本途径

院士就是继承人类智慧、开拓新的知识的领军人物，就是探索客观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先驱。任何人想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做出超越个体生命的贡献，他就必须尽力把前人遗留下来的知识学到手，只有掌握了丰富而又深刻的间接经验，才能使自己成为有智慧的人，才有可能站到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向上登攀，成为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人。学习知识本身是人类超越一般动物最重要的优势，谁能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新的极致，谁就能够在最大限度上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也就必然会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这是任何人成才之道和成功之道，也是每一个院士的共同经历。用全部的心智学习知识，全身心地投入到继承—创新的伟大使命中去，这是成为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艺术家的必由之路。

各国的院士群体都是最善于学习的群体，每一个当选院士的人都是学习的模范，他们为汲取前人留传下来的知识，可以说都有类似“头悬梁、锥刺股”那种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勤学苦读的经历，而且往往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才有可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数学大师华罗庚就是这样一位勤奋学习的模范。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华罗庚在数学上的成就得到世界的公认，美国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把88位数学家列为古今数学伟人，其中就有华罗庚的英名。华罗庚家境贫寒，但学习却十分努力，上初中时，有些老师和同学没有发现他的才华，认为他“平庸无能”。他发下誓言，一定要通过勤奋学习获得优异成绩来回击别人的偏见。于是，华罗庚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去，尤其是他最喜欢的数学，简直就像着了魔似的沉醉在数学王国里。可惜初中还未毕业，因为养家糊口的需要，就只能辍学去当店员。但他却对数学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兴趣，辍学之后，更懂得用功读书，脑袋里装满了数学公式，解数学难题成为最大的乐趣。白天，他连走路时都在思索着解题方法；夜里，他守着小油灯不知疲倦地演算数学题。为了挤出时间学习，他清晨就起床，当隔壁邻居早起开始做豆腐的时候，华罗庚已经在油灯下看了一阵子书了。夏天的晚上，他不顾屋子里的闷热和蚊子的叮咬，坚持在小店里学习。三九寒冬，他把砚台放在脚炉上，以免零度以下的室温把蘸着墨汁的毛笔冻住。过年过节，华罗庚也不去走亲访友，而是在家里埋头读书。就这样，华罗庚在数学学科的崎岖小路上一步步攀登，在攻克了一座又一座的险峰之后，终于登上了光辉的顶点——1930年，华罗庚撰写的数学研究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发现这位只有21岁的年轻人，依靠自学成才已经在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就，并真诚地聘请他到清华大学来任教。这样，华罗庚终于离开了杂货店的暗室，到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教师。这是华罗庚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机，在清华这块精英汇聚的宝地上，华罗庚的数学生涯从此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1936年，26岁的华罗庚由清华保送到英国留学，拜剑桥大学数学首席教授哈代为导师学习数学。根据剑桥大学当时的规定，他只要在一年时间内专心研究一个问题，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但华罗庚把学习知识放在第一位，作为访问学者同时攻读七八门功课。在剑桥大学的两年中，华罗庚就针对当时国际数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写出了18篇论文，先后发表在英、苏、法、德及印度等国的学术刊物上。按照这些论文的学术水平，每一篇论文都可以获得一个博士学位。他提出的一个理论被数学界称为“华氏定理”，改进了他的导师哈代的结论。虽然华罗庚在剑桥从未正式申请过学位，但他的学术成就早已达到了评审院士的要求。

跟华罗庚是在自学成才的道路上艰难跋涉，最终登上了科学研究的光辉顶点的学习经历不同，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元勋与中国科学院院士邓稼先，通过刻苦学习，最终掌握了丰富的科学知识，并且为祖国的强大做出了伟大贡献。他们在学习的道路上走的虽然是不同的路径，但把青年时代生命的全部力量投入到学习中去，依靠知识的力量从事研究和创新，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1924年6月，邓稼先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第二年，母亲把他带到北京。此后，他就在担任北大、清华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从小聪颖睿智的他5岁就上小学读书，父亲的悉心指导，帮助他打下了扎实的中外文化基础。1935年，他11岁就考入志成中学。1937年北平沦陷后，邓稼先在父亲安排下，跟着他的大姐到大后方昆明继续中学学业，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虽然是在战火纷飞、生活艰难的抗战岁月，邓稼先的大学生活却十分充实。他高度关注国家的安危，同时用最优异的学习成绩，作为今后报效国家的资本。

邓稼先深知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建设需要大量掌握先进科学知识的人才，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1948年夏天，他考取了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时间里，邓稼先一心扑在学习上，他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去拥抱科学知识，用最艰苦的努力和最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心一意充实报效国家的本领。1950年8月，年仅26岁的邓稼先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的勤奋努力和优异成绩受到人们的广泛称誉，大家称他为“娃娃博士”。就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邓稼先毅然告别了工作生活条件都更为优越的美国回到祖国，随后进入钱三强主持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核物理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确保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核武器的研究也就成为最重要的科研任务。这时，已经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和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总负责人的邓稼先，通过举办“原子理论扫盲班”提高科研团队的核物理知识和理论水平，他亲自讲课、辅导，还组织同事们学习、翻译大批外文资料。为了运用学到的知识去完成制造核武器的神圣使命，他夜以继日地谋划研制原子弹的主攻方向。一个又一个研究方案被提了出来，又在深入的钻研与讨论中被推翻，经过反复的思考、分析和比较，最终他正确地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三个方面，作为攻关的主攻方向，并用算盘这样简单的计算工具进行无比繁重的数学计算。尤其是在原子弹总体力学的计算中，有些数据如原子弹爆炸时内部所要达到的大气压的数值，对于原子弹成功爆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邓稼先带领一班青年人轮班进行紧张的计算，最后运用特性线法得出了突破性结论。这一结论后来被物理学家周光召从物理学的角度加以证实，成为在原子弹的研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的理论成果。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邓稼先35年勤奋学习终于结出了最伟大的果实。次年，他又奉命率原班人与于敏率领的研究团队合作，开始了氢弹的理论研究任务，他们用科学态度和拼搏精神从事尖端武器的研制，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拿出了突破氢弹爆炸原理的新方案，使中国氢弹研制工作迅速向前推进，并在几年时间里取得爆炸的伟大成功。

上述两位院士的勤奋学习，在尽量广泛而深刻地掌握前人留传下来的知识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努力探索未知世界，在对已有的知识体系进行新的拓展的同时，进一步充实了自己的智慧内涵，并由此提升了人类的智慧水平。同时，随着知识的创新，人们掌握了更多外在世界的内部规律，也就能够更有效地在高新科技领域展开应用性研究，许多能够更好满足人们过上美好生活要求的新的技术产品、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机制应运而生，人类文明也就在不断的学习中向前发展。世界各国一切有识之士、有为之人，无一不是学习的楷模、创新的先锋，而院士群体的出现，就是把这样一些善于学习、敢于探索、精于创造的精英们汇聚起来，通过这样一种激励机制，充分展示了人类学习能力随着历史进程的提升、优化与升华，从人类生理学的本能属性转化为最根本的人学属性，促使人类社会朝着“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发展目标奋勇向前。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作为邓稼先的好友，曾在悼念他这位相交半个多世纪的挚友时说：“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邓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杨振宁教授在这里所指的“几千年传统文化”除了中华文化的家国情怀与奉献精神之外，还有中华文明在科学技术上为人类做出的贡献，还应该包括世界各民族所创造的知识和智慧。其实，这样的评价用在所有院士的身上同样是十分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