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皇家学会诞生到今天350多年的时间，虽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但这短短几百年当中人类社会取得的巨大进步，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今天普通老百姓都能用汽车代步，都能坐上超音速飞机周游世界，坐上火箭去外太空旅游的梦想也正在成为现实，跨海大桥、城市地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通过计算机、网络、卫星或光纤电缆，无线技术使信息的数字化传播达到了一个梦幻般的境界，文字、图像、视频的制作、传输的高速和美妙，不但可以让人足不出户就能拥抱全世界，而且还会在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之外，给我们创造出一个如梦似幻的虚拟世界；从数码机床的应用、纳米材料的问世到3D打印机的发明，各种建造活动高度自动化、智能化，心想事成的美好愿望即将成为现实；遗传基因的研究、染色体的发现、克隆技术的诞生到核磁共振、微创手术及预防疫苗，人类对于疾病的防治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这些高新科技手段的支撑下，世界人口总数已经超过70亿，人的平均寿命也有大幅度的提高。所有这一切，都是这350多年来科学研究不断深入、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带给全人类的幸福，而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正是推动科研进一步造福人类的有效途径，也是人的本质力量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巨大提高的基本保证。

1.先进制度传播的文化内涵

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理所当然地具有积极向外扩展的张力。17世纪60年代在英伦海岛上最初冒出的一点星火，很快跨过英吉利海峡点亮了法兰西、德意志等西欧国家的科学界的创造灯火。18世纪欧洲国家纷纷设立国家科学院，更为特殊的是，英、法两国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先后把这样的制度一直推行到埃及和南非。到了19世纪，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不但被更多欧洲国家继续仿效，而且越过大西洋在美洲新大陆生根发芽，甚至还得到了当时义无反顾全面欧化的日本帝国的青睐，开始迈向古老的亚细亚大陆。20世纪是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进入相当成熟的新时期，拉丁美洲、澳洲乃至非洲的许多国家都逐步成立了国家科学院，院士制度也成为很多国家表彰优秀科学家、促进科学技术研究和思想文化探索的重要措施。

上面这一简略的回顾告诉我们，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的创建与传播，总体来说走的是一条由点、线、面逐步拓展的路子。如果以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为起点，按照各国国家科学院和院士制度成立时间顺序，把世界上现在拥有同类机构和制度的国都用线条连接起来，就能发现它传播扩散的基本轨迹：最初表现为线的延伸，随后有多条线的交结而演变成几个扇形的面的叠合，最后则是线条的重叠缠绕，展现出一幅看似复杂无序的线描构图，颇有后现代主义绘画那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派头。其实，从最初发轫到普遍推广的过程中，在眼花缭乱的表象下面，却蕴含着这样几个方面的深层次内涵：首先，这一现象说明了任何新生事物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自身拥有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不是属于哪一个圣哲、伟人的恩赐，也不是狂人、达人用自吹自擂的手段获得的，而是经过了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之后，让世人对它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作用有了越来越充分的了解和认可。只有具有这样一些品质的新生事物，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同时也会在传播的过程中获得进一步的优化和拓展。一个方面的原因是，量变的充分积累肯定会转化为质变的发生，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初创时期的幼苗逐渐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它对周边环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当然有了质的飞跃，这一新生事物就是这样在不断生长的过程中跃上更完善、更有效、更普遍的层次；第二个方面原因是，新生事物还处于成长发育的过程之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传播范围的逐步扩大，必然会在接触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想、科学观念、政治体制、社会价值乃至宗教信仰、军事需要时，发生程度不同的摩擦、碰撞与冲突。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它的先进性和开放性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正是先进性的优势，使它具备了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能够积极主动地吸收一切对于自身生长发展有益的东西，这就为生命力的充实和优势的进一步提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反过来，在不同的文化传统的磨炼和陶冶下所形成的更强大的先进性，又能转化为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它具备了从一个国家走向全世界的强大而持久的力量。这种良性循环就是新生事物在传播和拓展的实践中的生命力所在。

其次，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的创立与传播，充分体现了先进文化成长发展的基本规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先进文化所体现的高地效应。所谓高地效应，是指那些能够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潮流的新生事物，在它诞生以后很快就显示出超越同类事物所具有的高度，从而表现出某种鹤立鸡群的位置优势。当然，这种优势不是海市蜃楼那样悬浮着的空中楼阁，也不是自命不凡的盲目的优越感，而是有一批能够紧紧抓住历史发展机遇的聪明人完成的创新成就，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识时务的俊杰，具有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魄力和勇气，是能够在历史进程中的关键环节下决心创造业绩的非凡人物。这批人一方面具有丰富深厚的知识积累，另一方面又不拘泥于现成知识的条条框框，善于思考，敢于挑战，于是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就必定具有超越前人的先进性，又有适应未来发展的预见性。这样的创新成果也就具有高屋建瓴的优势，而且肯定会产生高山流水般的冲击力。这就是说，具有创新品格并且已经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的新生事物，在向新的范围拓展的时候一般不会遇到特别大的阻力，因此不用花费特别大的力量，就能以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从上述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的传播与拓展的简略回顾中，新生事物的高地效应就表现在它的强大的生命力上，而反过来说，这一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在这里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证明。

再次，通过上述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的简明传播史的叙述，可以发现新生事物的发展过程既表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又显示出曲折复杂的形态。前者是指一项先进制度在推广拓展的过程中，既不可能像在一张白纸上画画，也不可能在一马平川的原野上势如破竹地前进。它的传播和拓展的过程更像水流在丘陵地带滔滔汩汩地流淌，前方不但有平川，也有地势稍高的山丘，可能还会碰上高山大川。小的土堆阻挡不住它，它能冲越而过并继续前进，如果是高山就只能在碰撞中溅出几朵水花之后迂回而过，当它在前进过程中碰上大江大河，那就只能与之同流合一了。这样，以新生事物的高地效应所展开的传播和拓展过程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形态，也就显得精彩纷呈了。就像苏东坡所说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当止，纹理自然，姿态横生”^[2]，国家学术机构的组织也是如此。有的国家由于政府相当重视，通过正式的文件加以组建，在组织架构、人员选拔、功能设定甚至名称的采用上，都有相当的重视；有的国家由于当权者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其他方面，对科学的发展和学术机构的组建不是那么关心，就会在行政行为、经费支持及领导团队的人事安排上比较随意。至于现代学术机构的运作及改组中表现出来的由分到合、由合到分的不同方向、不同路径，更是体现了各国各地区具体的社会环境的制约作用。

这种生动丰富的传播方式与拓展形态之所以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新生事物的先进价值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这就使它在传播过程中必然会与接受它的国家和民族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特殊情形，精英阶层与民间草根的态度差异，积极开放与保守封闭的矛盾斗争产生特定的反应，并且会使接受外来新生事物的具体过程表现出迅速与缓慢、坚决与迟疑、踏实与虚化等不同的状况。这是由于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在流播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任何一个民族既会持积极开放的心态欢迎外来新生事物，也总是会在坚守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排斥甚至拒绝外来文化。这种矛盾的深层原因就在于人们对新生事物，一方面都会抱有积极的探究心理，因此就会深入关注陌生的东西，分析它的优劣，检验它的功能，把握它的未来发展趋势，然后才有可能采取恰当的措施应对它；另一方面由于对民族本地区原有文化传统的钟爱，以此为立身之本加以认真的保护，并且还会运用文化隔离的方式，坚持本民族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基本模式，而且还会通过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风俗习惯的保留来表现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正是由于探究和封闭两种文化心理的矛盾在社会心理的深层相互冲突所产生的张力，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的传播尽管表现出很强的高地效应，仍然会在开放与封闭两种不同接受态度的影响下，表现出千姿百态的复杂性。

2.三个特殊案例的启示

世界各国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的建立，充分体现了代表着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新生事物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通过高地效应的发挥，在传播和拓展的实践中显示出特殊的正能量，因而在短短350多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走向世界的梦想。然而，对于这样一种先进制度的自觉接受还只是事物发展的普遍现象和一般规律，还是属于矛盾的普遍性的范畴，而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3]作为社会现象的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的创建与传播，同样体现着矛盾的普遍性蕴含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的辩证法，分析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案例，有助于我们对于这一问题更为深刻的把握。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下面就对埃及、日本和中国三家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在建立演变过程中反映出来特殊的社会现象进行一些理论的阐释。

在这三个国家中，地处非洲的埃及最早成立国家科学院。然而，这一件本来体现着先进文化的新生事物在埃及的诞生，却是殖民统治者强加于埃及人民的，并且是作为殖民侵略的工具而催生的。公元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野心勃勃地率领着远征军，跨洋过海开始对埃及进行军事侵略。第一批20万人的远征军用两千多门大炮轰开了埃及的国门，在随后的进军中，令人意想不到的竟然有一批法国的专家学者。就在这一年的5月18日，由45名教师和学生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里面还有2位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蒙日、贝尔托莱，他们随着32000多名军人在法国的土伦港乘上军舰，向着埃及进发。7月3日，这支由全副武装的军人和几十名文化人组成的“合成军”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又经过几天行军，终于在7月23日到达开罗。这些教师、学者被派到埃及来负有特殊的使命——在埃及依照法兰西科学院的样子，组建一个埃及研究院。8月23日，占领军发表了关于成立研究院的公告，说：“波拿巴将军于共和历6年果月^[4]签署命令，在开罗成立科学和工艺研究院。这个机构主要负责（1）科学知识在埃及的进展与传播；（2）埃及自然、工业和历史的学习、研究与出版。”这个科学和工艺研究院由数学、物理、政治经济、文学和艺术4个学部组成，规定每个学部都可推选12名院士。两天之后埃及科学和工艺研究院即举行成立会议，具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头衔，又担任过巴黎理工学校校长的科学家和军事工程师蒙日被选为研究院主席，拿破仑则被选为副主席。^[5]

这一在今天看来颇有几分荒唐的特殊事件，却能够说明很多问题。第一，在18世纪末埃及的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并没有提出建立国家学术机构、推选院士的要求，这个所谓的研究院完全是外来殖民统治者强加给埃及人民的，跟法国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人权宣言》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第二，拿破仑军队侵占埃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埃及封建社会的结构，打击了腐朽的封建势力，传播了欧洲资产阶级文化，并对后来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里发起的改革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但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毕竟是用野蛮屠杀和疯狂掠夺的手段来达到殖民统治的罪恶目的，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在斯芬克斯像上看到的弹痕，就是当年拿破仑军队用大炮轰击所留下的罪证，更不用说成百上千的珍贵文物遭到掠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所谓的学术机构完全出于为殖民统治者服务的卑劣动机也就昭然若揭了。第三，人们常说科学技术就像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能够促进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也有可能给人类造成伤害，如把科学技术置于极端功利主义的桎梏之下，或者科学技术控制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分子的手中，那就必然会使普通百姓遭殃。国家学术机构的创立和院士制度的实行，从根本说来确实不应该成为反面力量的工具。但是，客观事实就是那样的无情，善良的人们意想不到事情就这样明明白白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昭示后人，这是人们在对待所有新的科技成果和先进制度时之所以必须采用扬长避短的辩证法的原因所在。

埃及科学和工艺研究院这种在殖民统治者强加的国家学术机构与院士制度，在世界上毕竟是少数。因为很多处于殖民统治需要，对殖民地的语言历史、民俗人种、政治经济、地理地貌进行的研究，大多是通过宗主国所设立的科研机构来完成的。他们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根本目的是进一步巩固殖民统治，从殖民地掠夺更多的财富。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对殖民地的科学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样的正面意义其实是相当有限的。跟这种外来殖民统治者用强权成立的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相反，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出于推进科学技术研究，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通过组建国家科学院、推行院士制度以实现强国梦想。在这一点上，日本的表现是最为突出的。这不仅是指它在亚洲国家中最早成立这样的机构，1879年就仿照法兰西科学院的格局建立东京学士会院，更重要的是举国上下对于学习欧洲先进文化有着强烈的渴望、深刻的认知和坚决的行动。这一举措为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强力崛起创造了重要条件，成为明治维新所追求的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倡导的“脱亚入欧”的理念，就是强烈主张干净彻底地抛弃以中国儒学为代表的亚洲文化，义无反顾地学习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形成的新的思想观念，成为引领日本新政治制度设计和社会风尚转化的领头羊。

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日本现代文明最为重要的奠基者之一。“脱亚入欧”这个在日本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口号，就是这个福泽谕吉最早喊出来的。福泽谕吉一方面熟读儒家名著，熟悉中国历史；另一方面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学习荷兰文，曾拜著名兰学家绪方洪庵为师研学兰学。所谓兰学，是指日本从荷兰人那里学来的欧洲近代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在他26～34岁的8年时间里，曾先后三次游历欧美，目睹了欧美在富国强兵、繁荣工商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很多国家拥有坚船利炮，在世界各地攫取利益；反思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封建主义国家落后挨打的惨象，于是大胆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他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认为“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6]。他大声疾呼：“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福泽谕吉高喊的“脱亚入欧”论，其实就是主张“全面西化”。这种价值取向之所以能够在日本得到不同阶层的响应，原因就在于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缺乏深厚的根基，至今没有确凿的材料能够证明这个岛国在上古时代有独立的文明系统的存在。这就造成了日本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以学习他民族优秀文化为立国之本。日本是一个孤悬于太平洋上的岛国，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几乎没有条件跟西方文明进行接触和联系。在历史上，向一衣带水的近邻中国学习，可以说是日本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遣唐使”的派遣以及他们在大唐帝国奋发学习对于日本在中古时代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只是到了近代，原来的老师落后了，亚洲文化圈颓败了，于是改换门庭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拜欧美列强为师，走富国强兵之路，就成为渴望成为亚洲强国的日本举国上下的共识。正是由于这样的社会基础及由此催生的明治维新，在日本形成全盘接受欧美新事物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氛围就十分自然了。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成立的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日本人的样板，他们在这一方面态度之积极、动作之迅速、效率之良好，很难在其他国家见到。日本民族在虚心学习别国优秀文化这一方面，可能在全世界堪称模范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上面提到的“文化隔离”机制对于日本不起作用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安身立命的文化传统，尤其是那些历史悠久、积累深厚的民族文化，就像参天大树的根系，盘根错节的庞大系统只有深深扎在土壤里，才有可能吸收足够的水分和养料，保证主干部分的枝叶茂盛，并且为开花、结果直至为下一代种子的播散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所以，这类国家的传统文化往往既自成体系又博大精深，但这样的原发优势对于外来新生事物的接受就显得较为被动缓慢，顾虑重重、患得患失的心态一般会贯穿始终，并在很多情况下产生舍本逐末的结果。反过来，像日本这类文化积淀不那么丰厚的国家，善于学习也就在习惯成自然的过程中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民族发展史的演变中慢慢转化为一种传统、一种集体心理。这样，这类国家就不会扎起严密牢固的文化藩篱，对于外来新生事物的接受表现出强烈期待、热诚欢迎的态度也就习以为常了。这就是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在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较为特异的案例给我们的启发。

还有一个案例就是中国的国家学术建构和院士制度的建立与健全的复杂性。1927年4月17日，国民党元老、著名教育家及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李石曾，提议设立中央研究院，并推举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共同起草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当年11月9日公布的《中央研究院组织法》明确宣布，“中央研究院直隶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并提出研究院准备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设立14个研究所。为了落实组织法提出的目标，时任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在11月20日邀请30位学者召开中研院筹备会暨各专门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决定先着手建立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调查所、社会科学研究所、观象台这四个研究机构，并推选出各研究所的常务筹备委员，立即展开具体的筹建工作。

1928年4月10日颁布的《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确定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把“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作为办院宗旨，随后又特任蔡元培为院长。6月9日，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院务会议，并正式宣告成立。但是在近20年的时间里，由于内战、抗战等时局的原因，中研院并没有建立院士制度。在蔡元培担任首任院长的12年时间里，中央研究院在南京、上海等地建立了10个研究所，这些科研机构是由原来的理化实业所、社会科学所、历史语言所、地质调查所及观象台与自然历史博物馆扩建演变而来。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及其下属各研究所，为了避免遭受日寇的野蛮摧残，西迁云南昆明、广西桂林、四川李庄等地，直到抗战胜利才重返南京、上海，继续开展科学研究。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开始启动院士遴选工作，结果共选出81人为第一届院士，同年9月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举行，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制度正式建立。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央研究院及数学、历史语言所的大部分人员和设备迁往台湾。当选为第一届院士的81学者中，随中研院去台的只有傅斯年、林可胜等7人。其余都留在大陆各研究所，成为1949年11月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的科研骨干，这部分未去台湾的第一届中研院院士，在过了几年后大都成为中科院的学部委员。(www.daowen.com)

随着中国科学院的成立并开始承担国家学术机构的职责，迁到台湾去的“中央研究院”由于多数院士以及由第一次院士会议选出的第三届评议员32人大多留在大陆或移居海外，在台的院士和评议员的实际人数，不能满足召开新一届院士会议的法定要求，院士会议和评议会无法召开，因此“中央研究院”在这段时间只能陷入半停顿的状态。1954年，经朱家骅多方奔走，终于在台北南港购得一块土地营建院区，植物研究所也恢复建制。第二年又成立了近代史研究所及民族研究所筹备处。后来经过多方反复协商，最后用“以报到登记人数为实有全体人数”的方法为法定人数的基数，经过这样的通融转圜，第二次院士会议和第三届评议会首次会议在1954年4月3日召开。此后在台的“中央研究院”开始进入正常运转，经过这60年的发展，“中央研究院”在各个方面日趋进步与完善：新的科研机构陆续增加，科研力量逐步充实，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在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也显得越来越为重要。

中国共产党对于科学研究和科技教育同样予以高度的重视。抗战时期，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培养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科技干部，促进边区与全国的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193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1940年1月，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特别是为了促进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并为未来的新中国培养一支科学研究队伍，中央决定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延安自然科学院。改建后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既是全国抗日根据地自然科学教学的最高学府，又是开展自然科学学术活动的中心，边区各学科的学会领导机构都设在这里，许多研讨会和学术报告都在这里举行。担任院长的徐特立同志大力提倡学术自由，积极组织学术讨论。根据徐特立院长的意见，全院师生把教学科研和边区的经济建设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他们采取多种形式，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虽然延安科学院承担了学术研究管理和科技教育的双重任务，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机构，但这一举措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关注自然科学教育和研究的预见性和明智性，即使在延安时期这种特别困难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和卧薪尝胆的吃苦精神，确实具有领风气之先、开历史先河的重大意义。

1949年3月，刚刚进驻北平的中共中央，在谋划渡江战役、筹备开国大典的同时，在百废待兴的非常时期就酝酿中国科学院的筹建。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了以郭沫若为院长的中科院领导班子。同年11月1日，中科院开始在北京办公，这一天就被定为中国科学院的成立日。11月5日到12月21日，新成立的中科院接收了原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以及原属该院的六个研究所，还有静生生物调查所和西北科学考察团。1950年3月21日到4月6日，又在上海接收了原属中央研究院的4个研究所和2个研究所筹备处，以及北平研究院设在上海的2个研究所和该院物理学研究所在上海的结晶学研究室。1950年在南京接收了中央研究院办事处和5个研究所以及中国地理研究所。至此，中科院对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所辖的研究所接收完毕。^[7]

由此可见，中国科学院是在原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中科院和中研院就是同一根脉、同一主干的一棵大树，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春风雨露的润泽，原有的树枝生出来的新枝条不断茁壮成长，这棵大树就长得更加根深叶茂、花红果香。“中央研究院”迁到台湾的那部分，在科学家们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之后，随着局势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也迎来了玉汝于成的新天地。这就像用扦插的方式进行植物的繁育一样，从母体上分出来的枝条插到了合适的土壤中，它又一次生根长叶、开花结果，很快又长成一棵充满勃勃生机的大树。

当然，今天的现实已经清楚地告诉世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国家最高学术机构，而“中央研究院”已经不再具备这样的职能，它只是台湾地区的学术机构，这样的格局是历史的安排，谁也没有办法否认和改变。今天海峡两岸都致力于继续开创和平发展的新局面，为两岸民众谋福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已经成为两岸同胞广泛认同的政治共识。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之中，以中科院和“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科技界、学术界应该继续保持相互良好交流的势头，在两岸大交流的局面持续巩固和发展的背景下，进一步扩大科研人员的往来规模，争取设立更多的科技交流平台，拓展同行之间科研协作的专业性、学术性深度。这样，两岸科技界、学术界就一定能够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奉献更大的力量。两家科研机构在国际上的学术活动中，可以参照国际奥委会的做法，用“一国两院”的方式形成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良好局面，在繁荣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的大目标下，在新的高度实现民族团结，为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携手奋进。

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学术机构体现了继往开来的传承关系，作为具体的科学研究实体又有着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历史纽带维系着。这就说明了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既和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又有科学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清明、时局稳定、经济繁荣，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就会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下顺利发展，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就会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反过来，战火兵燹、政治动荡、自然灾害等各种灾难必定会给科学研究和学术事业带来剧烈的冲击，有时甚至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这种灾难降临的情况下，真正的科学家不能采取消极躲避的态度，鸵鸟式的做法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会使坚强的人变得软弱，勇敢的人变得怯懦，明白的人变得糊涂。只有像孟子所说养浩然正气，坚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8]的大丈夫气概，才能走过艰苦岁月，最后迎来光明灿烂的艳阳天。可见，复杂动荡的政治局势、战火纷飞的艰难时世和泰山压顶的自然灾害，都会对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的建设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而克服这些困难和灾祸的最好办法，就是依靠人民的力量、正义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这对于个人战胜各种各样的灾难，对于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平安度过动荡年代来说是最根本的途径。

【注释】

[1]［美］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8-59页。

[2]苏轼：《苏东坡全集（卷二十）·与谢民师推官书》，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6页。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4]果月（Fructidor），共和历的12月，相当于公历8月18日至9月16日。

[5]参见李艳平《大革命期间的法国科学院与埃及研究院》，《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年第05期。

[6]［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7页。

[7]参见樊洪业《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949、1950篇。

[8]《孟子·滕文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