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的普遍建立，充分说明了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350多年前发源于12位英国科学家的创意，在经历了初创时期的艰难曲折之后，终于得到国王这一最高统治者的认同和支持，名正言顺地成为符合国家意志的重大举措。就像所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样，皇家学会的成立在那时英国国内风云变幻并表现着各自的浓墨重彩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中，既跟上层社会的争权夺利没什么关系，也不能直接影响普通民众为衣食住行终日奔波的劳苦生活，所以就不可能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真正关心此事的人，大多局限在那些从事科学实验和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小范围之内。但是，有谁会在当时预料到这一制度的未来发展，有谁会相信它不断地逐步引起各国同行的关注，甚至最后走向世界成为全球共同拥有的社会制度。正如中国古人所说，“其始也微，而其成也巨”。院士制度的创立和所有新生事物的诞生和发展一样，都表现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不塞将成江河的历史必然性。

综观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最高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的设置，虽然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现实有着很大的差异，在科技创新和学术研究的实际水平上，也不可能有等量齐观的表现，但是，却能够发现这样一个共同点：紧密结合本地社会实践的客观环境和具体条件，根据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和文化传统建立起来的国家科学院和相应的院士制度，才具有真正的发展前景，才能符合本国本地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实际需要，也只有这样的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在代表先进科学文化的前提下得到国家的肯定和人民的拥护。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目前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最高学术机构的设置开始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形成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这一问题，以便增加对当今世界的最高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的了解与把握。

1.综合性的单一型学术机构

在国家级学术机构设置上，目前大致有这样几种方式：

所谓综合性的单一型学术机构，大多称为科学院或国家科学院，也有在名称上就显示这种学术的多重性，前者如俄罗斯科学院、丹麦皇家科学院、匈牙利科学院、奥地利科学院、伊朗科学院和日本学士院等，后者如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挪威科学与文学院、以色列人文与自然科学研究院、科特迪瓦科学艺术和农业研究院，它们虽然有各不相同的名称，但都是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例如，1739年奉瑞典国王弗雷德里克之命，仿效当时的伦敦皇家自然科学促进学会和巴黎皇家科学院成立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其创始成员中，有举世闻名的博物学家、机械工程师，还有政治家安德斯·约翰·冯，后来他成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首任终身秘书。所有院士都被分为10类，它们分别是数学、天文宇宙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医学、工程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人文科学或其他科学。中国科学院在成立之后28年的运作中，也是采用这种形式，直到1977年原属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独立组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止。目前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的最高学术机构仍采用综合性的单一形式，即无论是从事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研究的所有专家，他们如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创造出高水平的学术成就，有机会被遴选为院士的，都称为科学院院士，他们在各个方面享受同样的荣誉和待遇，能够获得同样的社会地位和学术机会。

这样的制度设计自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所谓合理性首先是指这种国家级学术机构，是从国家意志的高度进行的顶层设计，体现了对于所有不同门类的科学研究一视同仁的尊重，既没有重理轻文或重工轻理的偏向，也没有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或者对于尖端技术开发的疏漏，体现国家和人民对各种不同门类的学术研究的普遍重视。这些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所从事的都是人类智慧开发和知识积累的伟大事业，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需要，因此，都应该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充分尊重和有力保障。

其次，单一型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把不同的学科放在一起管理，这就能够为不同科学门类、不同学科之间创造交流沟通、交叉协同的机会，在充分发挥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在促进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协同创新和知识融合的途径，深入关注并努力解决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遇到的新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共同攻关开创新的科研领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这样就能够为科学研究积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客观世界，把握事物的新特征，探索世界新规律，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提供更有力的保证，这是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之所以能够保持生生不息的前进动力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人文科学重点在于关注人类的精神生活，社会科学的重点在于探索保障群体生活顺利运行的机制，自然科学侧重于探索大自然的奥秘，而技术科学的核心就在于发明、优化各种能够拓展人的感官、增强人的本质力量的工具和设备。这四种门类的科学研究确实有内在分工和学理上的区别，但是，无论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还是从类型学的意义来讲，相互之间却不是完全割裂的绝缘的，而是以“人”为纽带，以探究事物的内在规律为途径，相互之间有着很多内在的联系。因此，单一型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对于学术的协同创新，对于新的研究领域的开发和新学科的培育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再次，单一型的国家学术机构在领导核心的组织上，能够把专业上最优秀、学术贡献最大，科研创新、社会活动和组织协调能力最强的学术领袖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团队，既能够以统一意志和一个声音说话，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制订计划、申请经费，又能够按照科学研究的实际需要和社会发展的轻重缓急，去指导各个门类的科研部门申报项目、发放资助，这里体现的是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公平态度和系统论的科学方法。这就说明，单一型的学术机构在组织架构为管理上的公平、公开、公正提供了基本保证。可见，这类国家学术机构的组织形式确实有其内在的优势。

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国家学术机构的组织形式也不会例外。这就是说，单一型学术机构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因为不同门类的科学研究在研究对象、思维方式、团队组织、经费使用、社会效益等方面，都会出现很大的差异，而差异就是矛盾，有矛盾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问题甚至冲突。不同学科门类的专家如果为此而互相攀比、指责，甚至形成某种怨气，那就必然会因为内耗的产生而影响科学研究的正常开展。因此，充分发挥不同学部在学术研究中的领导作用，用科层管理的模式组织具体的研究活动，正是单一型学术机构扬长避短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专业性的分类型学术机构

为了解决单一型国家学术机构在运作上存在的问题，很多国家选择了另一种组织形式，就是把原本单一的学术机构分拆重组为几个。这一般是在那些历史较为悠久，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又有实际需要的情况下采用的。这种做法改变了学术机构原有格局，以几个不同门类的科学院取代原来那个单一型的科学院，几个专业性学术机构分别负责相关科学门类的研究创新、组织协调、交流联络、成果奖励及院士遴选等工作，这样也就把原来由一个学术机构负责的工作，分解成几个部分交由相关的机构承担。目前，这种分类式的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已经被很多国家所接受，这就导致专业性分散型的科学院在数量上逐渐增多，并且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www.daowen.com)

所谓专业性的分类型学术机构，一般依据本国科学研究的客观情况和发展需要而建立几个国家学术机构，分设的最根本的依据主要就是学科门类的不同，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学术领域单独设立科学院的情况比较多见，有的国家还在艺术创作研究方面也设立科学院，有的则把艺术归到人文社会科学院中去。目前我国的国家级学术机构基本上就是按照这种分类方法设立的，这就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所组成国家学术机构的基本体系。

澳大利亚国家学术机构的设置同中国的情况大致相同，也是由单一的科学院分成几个平行的专业科学院。创建于1954年的澳大利亚科学院，就是其他后来诞生的专业科学院的工作母机，它是由一批著名学者所创立的，首批成员中有多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而担任首任院长的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马克·奥利芬特教授。1969年、1971年，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相继成立，这样澳大利亚国家学术机构就由原本涵盖所有科学门类的单一型科学院，拓展为分别引领三个不同科学研究领域的分散型学术机构了。目前，有不少国家的学术机构都在沿着由单一型向分散型发展的路子演变，这或许是今后一段时间国家学术机构拓展变化的趋势。

这样一种分类型的国家学术机构的出现，当然有特定的社会历史的原因，应该说也适应了科学研究不断深化的需要。从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知识爆炸的历史背景，信息传输的数字化革命，高新科技成果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所有这些都需要科学研究在进一步强化专业性、精确性、持续性的基础上去把握客观世界更深邃、更细微、更隐蔽的本质特征，把人类探索真理、把握规律的科学研究能力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然后，把已经掌握的客观规律转化为能够有效帮助人类提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的先进设备和工具，使那些过去只能在神话和幻想这类人类想象世界中出现的许多“神器”，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各种现实的工具、设备和仪器。正是由于当今知识生产和智慧开发对学术研究提出的崭新要求，从事同一学科乃至同一科学门类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在知识积累上有较大的相通性，学术上具有较多的共同语言，这样就能够使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过程中涌现更多的量的集聚向质的飞跃转化的机会。因此，专业性的学术机构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会起到集中优势力量打歼灭战的作用。

如果从提高学术研究的管理水平来说，把研究领域相同或相近的学术精英组织到一个学术机构中来，无论是学术领袖的产生还是学术机构的运作，都会因为领导层与成员们对特定学科的内部规律的更为深刻的把握而产生无形的优势与动力。用通俗的话来说，这种专业型学术机构的运作，不再是以往曾经遭人诟病的外行领导内行的不正常现象，而是由真正懂行的领导带领一批实干的内行。这样，就会在科研战略的谋划统筹，研究方法的优化创新，人力资源的科学调配，实验设备的合理配置等各个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形成更精细的考虑，更大的话语权，一旦遇到疑难问题也会在懂行的领导直接指导下得到较快的解决，至少他们会提出一些有启迪意义的思路。正是从学术机构管理水平的有效提高这个角度来看，以专业性学术机构对科学研究加以分门别类的管理，是符合当代管理科学的基本原理的。

还有一点就是从院士和其他优秀科学家的角度来说，成立专业性的学术机构有助于他们更加热爱所从事的科学研究的具体领域，因为谁都乐意看到国家和社会对于自己用全部的生命力量去拼搏、去奋斗的学科和专业受到应有的重视。每一个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人，都钟爱自己的专业，都会对自己在这个领域里多年来废寝忘食地学习，苦思冥想地钻研，豁然开朗的收获而感到骄傲与自豪。当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有了国家层次的最高学术机构之时，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自豪感和成就感。这些都是人类的高级情感，它们都具有崇高的品质和积极的作用，就会进一步提升科学家对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执着追求，他们就会以更炽热的情怀、更刻苦的奋斗去争取更伟大的科研成果。同时，更多的同行在一个学术机构中活动，相互交流的机会就更多，共同的科学理想、共同的奋斗精神和共同的协作愿望，就会创造出更为融洽的人际关系，还会产生更多的协同创新的机会，即使因为观点的不同而引起学术争鸣，也会在理论的碰撞甚至冲突中产生思想的火花。这也是当今各国纷纷成立专门性分类型学术机构的题中之义。

就像综合性的单一型学术机构存在着一定的弊病一样，专业性分类型的学术机构同样会有一些缺点，主要表现在高新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不同科学门类、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与交叉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因为当今人类对于科学技术的要求，不再停留在追求工具的先进与便利的层次上，以往作为人的感官和肢体延伸的创造发明，已经被进一步纳入个体生命和个性化生活的紧密体系之中，就像苹果手机的主创者乔布斯所提倡的那样，当今的科技发明和人的需要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人的生活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专家，还是进行技术科学创新的工程师，他们都需要掌握更丰富、更深刻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以便新的创造发明能够实现更高水平的人性化，能够为文明的昌盛和历史的进步提供更加伟大的正能量，而不再重现以往那种双刃剑的状况，在给人类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戕害人类的负面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不但需要掌握大量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而且要经过较为扎实的艺术创作的训练，把想象力的开发与培育作为科学研究和创造发明的重要动力。可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分门别类的国家级学术机构的设置，对于适应知识融合、协同创新这一新的时代要求，确实会存在一些不利的影响。

3.国家学术机构组织形式发展的新态势

正因为上述两种国家级学术机构的设置方式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也就是说在今后的发展中都需要不断地改进和积极地优化，于是，在一些国家由于国情的特殊性将原来并存几个平行的国家学术机构合成一个新的综合性科学院的同时，也有不少像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科技大国、创新强国，却把原来单一的国家科学院分拆成几个专业性的学术机构。由多个合为一个的例子不太多见，南非的例子可以说是比较特殊的：1996年，在新南非开国总统曼德拉的倡导下，经过全国科技界和学术界的长期酝酿，南非政府庄严宣布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科学院——南非国家科学院。这一新的科学院把原本分别代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三个科学院综合起来组建。这三个科学院是指，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南非皇家学会、以阿非利堪斯语为工作语言的南非语言研究院和主要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的南非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新的科学院不是上述这三个科学院的简单合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不同的安排，南非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和南非语言研究院两家继续按照原来的研究领域展开工作，前者继续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两个研究领域发挥作用，后者的主要任务是研究阿非利堪斯语、南非荷兰语和祖鲁语，以及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而原来的南非皇家学会所承担的国家科学研究和学术管理的任务，则由新的南非科学院负责。这种做法充分体现了消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要想更好地承担起科技创新和学术研究在建设新南非中的历史使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曾经严重对立的族群重新聚集起来，尽快消除种族隔离时期的历史隔阂，团结一致向前看。摒弃前嫌、凝聚力量，既是新南非以国家意志的名义对科研工作者提出的政治要求，又是科学研究开创新局面走向新辉煌的必由之路。按照本国社会发展实际情况重组学术机构，是完全符合国家根本利益和科学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举措。

跟南非处于特殊的国情进行的以整合为主的调整不同的是，更多的国家则是把原本单一的国家科学院分设为几个专业性的学术机构。如最早创建国家学术机构的英国，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英国工程技术学会。这个学会是全球工程技术领域的顶级专业学术团体，包括了能源电力、交通运输、信息与通信、设计与制造和建筑环境五大学科40多个专业，工程技术学会之所以要从皇家学会分离出来，就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引领本国和世界工程技术科学的发展。又如1863年成立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在经过百年多时间的长足发展之后，为了适应工程技术科学迅速发展的历史潮流，在20世纪已经扩展为三个平行的学术机构：最早是组建于1916年的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此后是成立于1964年的美国国家工程院，尔后又在1970年建立了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1994年1月，由俄罗斯社会政治杂志社出面，在联邦司法部门注册登记了新的跨地区学术团体——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B.奥西波夫院士指出，在俄罗斯历史上成立社会科学院还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这是好几代社会科学家孜孜以求的事情。新的社会科学院将带领在社会科学领域辛勤耕耘的学者，大家团结在一起，实行更有效的自我管理，为培养更多的杰出的、有威望的科学家，集中力量研究那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课题，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中国科学院由单一性的国家学术机构，分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同样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不同门类科学研究发展以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要。可见，这样的举措反映了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的具体形式，以及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历史进程的历史要求，因此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有分有合，看上去似乎很热闹，颇有《三国演义》开头所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气象。但如果这样的分与合都是从深入探索客观世界和认识人类社会的目的出发，并且符合本国本地区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那么对国家学术机构在组织形式上加以适当的变化，当然是值得肯定的。反之，只是为了满足某些领导者好大喜功的虚荣心，把学术机构作为装点门面的花架子，那无论是打着“强强联合”的口号搞合并，还是甩着“强化专业”的幌子搞分拆，形式主义的本质所造成的自欺欺人的最终结果，必然会对科研事业和知识创新乃至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升带来极大损害，这是我们考察国家学术机构基本格局时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