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制度的建立对人类创造活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人类创造活动生动丰富的展开形式所具有的特定类型，可以说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院士制度都有自己的特点，有的侧重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有的统筹兼顾，把那些在思想意识探索、科学技术发明和文学艺术创作中最为杰出的优异者，都通过院士桂冠的加冕加以肯定和褒扬。有的国家以创造业绩、创新成就为评价指标，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实践领域中做出伟大贡献的人，都纳入同一个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而有的国家则根据不同的创造活动范畴，分别设立不同的学术机构。这样的制度设计当然与具体的国情和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无论是分门别类的设计，还是兼容并包的方式，都是基于高度尊重和积极促进创造活动的崇高目的，都和人类各种创造活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展开形式息息相关。

1.创造活动的历史过程

今天，把人类的创造活动的具体展开形式加以区别，这似乎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常识。其实，这样的认识是创造活动的发展历史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既不是上天做出的规定，也不具亘古不变的绝对性。纵观历史，上古时期人类的创造能力还比较弱小，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可能还很简单很幼稚，因此不可能将这样的创造性活动上升到类型学的高度加以把握，作为人类社会开端时代的原生态的创造活动，都源自人类生活的实际需要，都是为了满足个体生存和种族繁衍的需要而展开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的智慧、想象和动手建造的能力都相当有限，创造能力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在早期的劳动实践中出现的创造活动都是浑然合一的，都从属于满足生活的实际需要的劳动生产的范畴。社会的进步使生产力的水平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当社会不再需要动用所有的人为生存进行劳动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就有可能专门负责群体管理、祭祀等工作而不必从事物质生产，社会分工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了新的发展。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发生在原始社会后期的三次社会大分工，即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商人阶级的出现。尤其是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对于创造活动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了更好地适应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需要，社会开始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买卖的商人，于是人类社会又有了历史上的第三次大分工。这次分工主要发生在手工业者和商人活动较为集中的地域，商品交换的兴起，商人阶层的形成，逐渐产生了萌芽状态的城市经济，于是，那些经常用来进行产品交换的地方，居住的人口逐渐增多，生活的设施得到改善，雏形状态的管理机构在这里慢慢形成——这个地方就具有了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生活内容和存在方式，这就是城乡分工的出现。这些社会分工很重要的结果就是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和剩余产品的增加，使得一部分人具有了完全摆脱体力劳动的条件，他们可以专门从事监督生产、协调族群以及祭祀神灵的管理工作，那些心灵手巧的工匠们就能够专门从事制作各种生产生活用品的技术活动，这些技术活动的开展又需要更多地了解自然界的奥秘，这样的初步的探究活动促成了科学研究的萌发。而在祭祀和劳动中涌现出来的仪式，以及为满足人的情感的表达、抒发和宣泄的需要，那些从事朗诵、吟唱、舞蹈、绘画和雕刻的艺术活动也由一些具有这些方面专长的人来担任。于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开始形成，而政治管理、思想探索、科技创新和文艺创作等更为精细的社会分工也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实现。

人类创造活动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从个人奋斗向制度规范的提升，从“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向把握规律的高度转化，所经历过的曲折历程和丰富的表现方式，本身就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内容，它是人类自身成长过程的具体表现，又是人的本质力量和总体价值自我实现的根本途径，蕴含在其中的人学内涵和历史意义也就显得非常的深刻、无限的丰富。由于本书的任务不是专门论述人类创造史，所以只能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对人类创造活动的发展过程作一个鸟瞰式的介绍，对在人类创造活动的展开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环节进行必要的梳理。笔者认为可以从混沌期、交叉期和融合期三个阶段加以认识：

第一，创造活动的混沌期。

早在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之时，就已经开始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虽然人不具备普通动物那些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但是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学习的本能是他们能够通过制造工具来适应环境，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对自然环境加以改造，这实际上就开始了从事探索外在世界的实践活动。远古时代的原始人遇到特定的地质灾害时，看到石头在剧烈的撞击中会裂成一些薄片，就启发他们拿起石头去打击另一块石头，在反复的尝试中终于使石头变成了边缘较为锋利的石器。这种在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活动，在当时就是制造工具的伟大创造，也就是探索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光荣开端。可见，那时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完全就是同一件事情。

远古时代人类获得的两项最重要的技术就是石器的制造和火的使用。在这两项活动中，原始人在大自然的启迪下，通过艰难的学习掌握了一些对自身生存有用的自然规律，并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地拓展自己的活动内容和活动范围，一步一步地提高了生存质量。石器制造和火的利用都是原始人从自然现象中学到的知识，又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尝试之后，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深化了对于客观事物的本质的了解和把握，可以说这是认识事物客观规律的一大进步。正是这样一些对于自然界的正确认识，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取得成功提供了保证。虽然在人类的童年期，对大自然的认识和改造处于直接统一的状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人类对于外在世界的认识活动和改造活动在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互动中逐步深入。这样的历史进程就有效地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工具的制造逐渐走向规范化，更多的生活资料通过动手建造而不断改善人类的生活。于是，人的双手就变得更加灵活，而头脑相应地变得更加聪明，这样就能够在新的广度和深度获取及建造更加符合人的需要的生活资料，新的更为复杂的劳动工具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创造出来。弓箭的发明就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不断提高的最好例证，因为弓箭的发明与使用，说明当时人类对物质材料的弹性、空中飞行轨迹的控制，以及箭头的穿透力等力学原理已经有了朴素的认识和经验层面的把握。恩格斯曾经指出：“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19]这就是说，还是在远古时代，原始人了解事物内在特性的认识活动，已经跟建造符合生存需要的物品，有机地融合在生产实践中，人类认识自然的探究活动和建造工具与用具的技术活动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由于动物的生命和自然界是直接交合在一起的，所以它们的生存就只能被动地接受自然环境的各种变化，对于那些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危险的灾害，唯一所能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逃避。人类的生存完全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性状态，人类凭借着已经获得的摆脱自然环境严格束缚的“非特定化”的优势，在远古时代就密切关注自然界发生的各种奇特乃至凶险的现象。令人恐惧的电闪雷鸣，横冲直撞的山洪暴发，天崩地裂的地震，河流枯涸的干旱，这些自然现象直接威胁着人的生命，也就会引起原始人的特别关注。这种关注的深入与系统化，就是人类探究客观世界的开始，只不过还处于蒙昧时期的人类无法准确把握这些自然现象的深层奥秘，不可能真正掌握自然界的规律，于是那时的人们对于外在世界的探究也就只能在想象和幻想中寻找答案了。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探究自己的起源。于是，在“自意识”和“万物有灵”相互促发的原始思维的作用下，猜想人类是由氏族的女始祖跟某种动物在特殊境遇中感应受孕而繁衍起来的，出于祈求老祖宗的保佑，使氏族能够过上平安的生活并且保持兴旺发达的发展势头，幼稚然而又是虔诚的巫术礼仪所形成的图腾崇拜，就以原始艺术的方式折射着人们探究外在世界和自身起源的强烈欲望，原始宗教也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形成：虔诚的顶礼膜拜、狂热的情感投入和具有意味的动作仪式，把上古时代人类探究世界和生命的科学活动，通过想象和幻想的生动展开与情感的充分宣泄，又经过刻画图腾画像、建造图腾塑像等手工制作活动，使人类早期的科学探索、艺术创作和技术制作活动融为一体。就这样，想象和幻想、技艺和制作被作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具体形式形成了特殊的创造活动的统一性。创造活动这种混沌合一的形式，用以己度物的方式方法是可能深入把握客观世界的奥秘的，但对于人类智慧的开发，探究欲望的激励和生命意义的积极体认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暂时还处于潜在状态的科学探索活动和技术制作活动，虽然以艺术的表现形式被包裹在原始宗教朦胧梦幻的情景之中，但是科学、技术和艺术三者的同一，却是人类创造活动无法跨越的卡夫丁峡谷。

第二，创造活动的交叉期。

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知识积累有了相当丰富的提升，与此相应的是人类的劳动技术水平也获得了与时俱进的进步，终于使个体的劳动除了养活自己和后代之外还有一定的剩余。于是，社会就有条件让一部分人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同时，由于劳动不断复杂化而产生的人际交流新的发展，语言文字的逐渐发达使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产生了一次新的飞跃，而创造活动也就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种类更为丰富，内容更加复杂，过去那种混沌合一的创造活动，在展开的形式上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而终于出现分化。由于已经不需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解决生计的维持上，那些虽然不能直接满足人们物质消费需要的活动，却由于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得到了重视，开始作为独立的创造活动类型出现在社会生活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发展途径中，科学、技术、艺术分道扬镳，自立门户，这一过程所导致的创造活动专业化，为人类开创了新的历史时期。

根据历史记载，独立形态的科学研究在西方是从处于奴隶社会的古希腊开始的。一批伟大的希腊哲学家、科学家对世界本源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纷纷探寻万物的本源，他们的研究已经具有超越经验的更为深刻的抽象的特点。另一个重要的进步是数学开始成为重要的学问进入人们的研究领域，这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和更加系统化的语言。此外，希腊人创立的形式逻辑，同样成为人类理性地认识世界的有效方法。欧几里得在几何学、阿基米德在力学以及托勒密在天文学的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可以说树立了古希腊科学研究的高峰，他们对于欧洲乃至世界的科学发展产生了居功至伟的推动作用。

古代科学研究的另一个高峰就是从春秋诸子百家的崛起一直延伸到元明时期的中国。中国在春秋时代各种学派百家争鸣，形成了十分浓厚的科学研究的学术氛围。老庄孔孟、墨翟杨朱、邹衍李悝等贤哲分别用易经说、阴阳说、元气说、五行说等学术理论来表达他们对于世界本源的探索。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古代中国人也是坚持不懈，薪火相传，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是在天文观测、数学研究、作物栽培和生命医学等领域，更是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曾经用这样的语言来赞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他说：“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20]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力地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复兴与发展：哥白尼创造性地提出日心说，在取代传统的地心说的过程中引发了一场天文学革命，并且和伽利略—牛顿力学对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批判一起，掀起了近代科学的第一次革命。18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工业革命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自然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人类开始认识到自然是一个有着相互联系、充满发展变化的有机整体。到了19世纪，西方科学实验进入一个大繁荣的新时期，许多客观世界的重要规律被人类所掌握：如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等重要研究成果，都显示了科学研究已经从过去以材料搜集为主要工作的经验性阶段，飞跃到以材料的整理、归纳及规律探寻为主的理论性阶段。科学研究在迅速的发展中揭示着客观世界越来越深刻的内在奥秘。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的院士制度，既是科学研究日趋专门化的产物，又为科学研究注入了一种超前性品质。很多基础理论研究已经走到技术发展水平的前面。来源于科学家对电磁现象的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引发了以电力应用为标志的电气技术革命，这一理论并非来源于生产实践经验，却能够引领生产技术的迅速提高，同时创造了技术革命的新世纪。这样，科学研究就从原本受生产技术的需要支配的混沌统一的状态，转化为人类更加积极主动、深入持续地探索事物内在规律的自觉行动，而院士制度的破土而出，院士精英形成的创造创新的群体集聚，这就是这种积极探索的自觉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具体表现。于是，科学研究就从生产技术的实用功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类创造活动的新的独立的领域，这一过程既是人类对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自觉性充分展开的表现，又是科学研究能够从那种直接的功利要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现实反映，这样的发展趋势，给科学研究带来了更大的自由，更为广阔的空间，使更多专门从事探索性研究的科学家有了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实践早已证明，摆脱了直接功利束缚的科学探索，并不是纸上谈兵的高谈阔论，而是生产技术革命的指南，它反过来对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巨大的有时甚至是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就在科学研究获得了独立地位的同时，以往艺术与科学混为一体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对于外在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探究的努力促进了理性思维的发展，过去那种用类似艺术的原始思维的方式来认识世界的方式被逐步淘汰，以原始宗教为中介的科学与艺术的统一体开始分化。无论是对于理性思维的重视，还是把想象与情感的具体内容凝聚在文艺创作中，这两种倾向都使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找到了各自的领地，这一过程可以说是人类掌握了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尽管相互之间仍然会有不同程度的交集，要想完全分得一清二楚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艺术创作的主要社会功能在于表现人的情感世界，它的本质特征就在于通过想象和幻想创构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这和通过实验探寻事物内在规律的科学研究有了明显的分野，科学和艺术这两种创造活动各自沿着自己摸索出来的新路子向前发展。

与此同时，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使得人们对于艺术和技术的理解，也从以往模糊朦胧的状态中分离出来。西方的理论家们先是根据人类在创造活动中付出的差异，把主要依靠心灵的努力所进行的创造活动称为自由的艺术，把主要依靠体力的努力所进行的实践活动称为粗俗的艺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表现手的灵巧的工艺又和表现心灵自由的艺术产生了新的区分，诗歌、音乐、绘画、雕塑等艺术美的创造者开始得到社会的尊崇，这些人无论是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在他们自我认识上，都认为自己是超越一般匠人的美的创造者，甚至有人竭力想割断艺术家在历史上曾经跟工匠有过的密切联系。18世纪中叶开始，只有所谓“美的艺术”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艺术，其他的创造活动则被从艺术的殿堂中赶出来，成为独立的科学研究与技术生产。

科学、技术和艺术到了各自向着独立的方向发展的时候，说明人类社会实践对于创造活动的专门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样的进程说明人的本质力量已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了创造活动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以往那种混沌合一的创造活动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不同方面各自找到了实现对象化的最佳途径。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创造活动的分化有利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不同方面能够通过专门化的拓展而得到新的提高，这无论是对于个体的发展还是社会的进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可见，创造活动在这一历史时期产生的分化，就是进化和优化的具体表现。当然，分化了的创造活动可能会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的不良后果，尤其是对于技术生产来说，强烈的功利性往往会使创造活动的分化妨碍人的全面发展。然而，科学研究、技术生产和艺术创作在专门化的背景下独立发展，其中所蕴含的进步作用应该说还是十分显著的。

第三，创造活动的融合期。

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取得了迅猛发展，大量重要的发明创造把神话中的梦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有效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作为人类创造活动主要形式的科学、技术和艺术，也就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变化，科学与技术相互融合，以及它们与艺术之间的良性互动作用的日益强化，使创造活动的广度与深度都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技术水平的提高是一种强有力的推动和支撑。信息技术革命为人类进一步探索客观世界开拓了崭新的天地，今天地球上的卫星遥控系统，可以使科技人员在地球上观测、控制在外太空运行的月球、火星探测器，这样的技术成就为人类不断深入探究未知世界的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更有效的保障。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诞生，不但使人的感觉器官和感知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和延伸，而且它们所创造的虚拟空间为人类提供了另一种新颖的生活方式。今天，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不但使人们的通信方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迅捷便利的境界，而且通过网络所完成的金融支付、家电遥控等功能，正在改变着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高端技术使个人大脑的思维功能得到了放大。也就是说，人类制造的机器或者说广义的工具，已经能够部分地取代人脑的计算、控制和思维的功能。大量的新技术的问世充分证明，科学研究的技术化进程正在成为人类探究大自然的深层奥秘的根本保证。

而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基础理论方面新成果的不断涌现，使科学的进步直接为技术创新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正是在科学研究的积极引领下，人类的双手变得越来越灵巧，对于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的操纵控制，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智能的工具极大地提升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科学对于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想观念上深化了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无限性以及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认识，无穷无尽的客观世界为人类提供了广袤无垠的探索对象，而人就是在一步步的深入探究中认识到自身的本质力量同样具有无限性；二是在新的科学理论指导下，人类对于新的对象世界客观规律的把握不断取得新的拓展，相关的仪器设备的发明、革新与完善，使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有了更为得心应手的工具；三是智慧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人的意识和思维在各种生产活动中的功能，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只是局限在对于身体的支配和意志的控制层面上，手工劳作中形成的以手的灵巧为标志的精湛技艺，更多地开始转化为人脑对电脑的控制和使用。这几方面足以说明，科学研究对于技术创新的巨大的推动作用，使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达到了一种血肉相融、相依为命的新水平。

与科学和技术相互融为一体的关系相比，科学和艺术的关系虽然也处于进一步密切的进展中，却未能形成如此的统一。但是，新的变革已经露出了美好的曙光，科学研究借助艺术创作的因素，以及当代艺术运用高新科技成果的元素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高度重视艺术创造中所运用的异想天开般的思维方式，对于科学探索的创造活动带来的启迪意义和引导作用，想象幻想虽然不是以思想的缜密和理性的清晰为主要特点的科学研究的主要思维方式，但是两者之间并非是绝缘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存在着相互沟通、相互启发的可能与需要，严密的逻辑思辨和璀璨的想象幻想开始有了相互渗透的尝试，科学和艺术这两种创造活动也在朝着相互融合的方向积极发展。反过来看艺术创作对于科学的态度，同样处在一种积极认同、认真吸收的过程中。科学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们对于人和自然的认识，思想观念的更新肯定会影响艺术家的创作活动，类似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已经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有一定深度的影响。更为现实的是，新的科研成就刷新了社会和人的精神面貌，有力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社会生活内容，必然会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也一定会在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

技术和艺术的相互关系相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在创造活动从分化走向融合的过程中步子要迈得大一点，也就是说技术与艺术的相互融合要显得简单直接。科学技术在20世纪取得巨大进步的现实，决定了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的周期变得越来越短，这就使更多的富有高新科技含量的新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崭新的技术手段必然会催生一系列新的艺术门类，诞生在20世纪的摄影、电影、电视和动漫等新的艺术，充分说明了技术进步对于艺术发展所带来的促进作用，这样一些新兴艺术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艺术创作和欣赏活动的原有格局，技术与艺术的相互融合也就在艺术的技术化和技术的艺术化双向互动中走向更为深入的未来。

2.创造活动的基本品质

创造活动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早期人类的创造活动主要是从维持生存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具制造的初级阶段开始的，所要解决的都是直接服务于狩猎、采摘和食物的加工等现实问题。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上古时代，哪怕一个有助于改进生活质量的小发现，只要对于人的生存产生促进作用，那就是了不起的创造，都会得到人们的普遍肯定，并且在有效性的作用下积极地扩散开来。火的功能就是原始人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当人们看到雷电或者矿物的自燃把来不及逃生的野兽烧死的时候，烈焰腾腾的场景起先只会让人们恐惧惊慌，但当火焰熄灭之后，一些较为大胆的人看到被烧死的兽类就会勇敢地拿来食用，觉得火里烧过的兽肉吃起来要比生的味道更好。经过多次的尝试，这一事实终于为人们普遍认同，于是保留火种使它能够随时用来加工食物，就成为原始人极为重要的生活内容，而烧烤过的食品在营养与卫生两个方面有效地提高了人的健康水平和味觉享受，那么火的使用就是人类重大的创造成果。又如陶器的发明应该是在同样的情形中获得成功的。火的使用优化了食物的品质，人们就把它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当保存在洞穴里的火种一不小心烧着了原始人用来取水、储水的黏土和树枝做成的容器时，把容器中类似柳条筐的那部分烧成了灰烬，而剩下来的黏土部分却变得坚硬密实，不但依然可以盛水，而且还能放在火上把水烧开。这一发现使得用火加工食物的方式变得更为多样化——原本只能直接在火上烧烤的单一方式，开始扩充为煮、蒸、炒等更多的加工方式，而陶器也从偶然的发现演变成人工的烧制物，并且随着食物加工要求的多样化和精细化，创造出鼎、鬲、釜、罐等各种器皿，这种在今天看起来显得十分稚嫩的创造活动，却已经较为全面地表现出人类在从事创造性实践时应该具有的基本要求。这首先就是善于观察客观世界的细微变化，并且能够及时发现并抓住那些能够给人类生活带来好处的客观事物的特性；其次就在于应该具备敢于冒风险、破成规的勇敢精神，一方面要有积极探索未知世界奥秘的勇气，另一方面又对那些为人们所尊奉的清规戒律提出挑战，只有内外两个方面都具有开拓者的勇敢精神，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创造的环节；再次是通过大胆实践、勇于尝试的实践行动，在很多情况下必须有坚持不懈的韧性，有败而不馁的坚强意志，这样才有希望在经历无数次失败之后获得成功。而这些早期人类在创造活动中显示出的基本特点，其实就是人类创造活动的文化基因，这些品质或者说要求至今仍然是一切创造活动的必要条件。

创造者的这些基本品质始终贯穿了人类的社会实践，而对于客观世界的重要发现，都是在创造者不断探究外在世界，坚决摒弃墨守成规的陋习并且不断提高实践的勇气的合力作用下，获得的最为重要的创造成就。古今中外一切有益于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创造，无一不是把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作为创造活动的起跑线。无论是探索宏观世界的天体和宇宙，或者是探索微观世界的物质构成，还是探索最为复杂的生命系统，都是自古以来无数智者深入钻研的对象，他们以掌握前人遗留下来的相关知识为基础，向新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在经历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循环往复的验证和理论上的总结之后，终于有可能把人类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向前推进。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的持续努力，人类在更多的方面和更深的层次掌握了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认识外在世界的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人的感官、想象、思维和情感等精神世界的运作能力得到了新的拓展，这就为实际改造客观世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由于人们在三个不同领域的探究能力，必然会受到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只能属于相对真理的范畴，还有更多的未知世界摆在人们面前，这一方面召唤着后人通过生生不息的探索活动去认识新的相对真理，另一方面又只能运用想象和幻想的方式，通过建构宗教信仰的彼岸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虚幻天地，在减轻未知世界的无限性对于人的心理压力的同时，也为科学地认识世界提供某种有益的启迪。(www.daowen.com)

人类创造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品质就是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动手改造世界。这类实践活动既是认识活动的必然延伸，又是满足人类生产生活实际需要的根本途径。这就是说，认识的成果只有真正成为实践的成果时，思想的绚丽之花才会结成鲜美的果实。于是，那些能够提升人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的工具、设备和仪器，就在发明家聪明的头脑和灵巧的双手的共同作用下源源不断地诞生了。从石器的打磨、陶器的制作、青铜器的铸造、铁器的使用和瓷器的发明，直到今天的硅酸盐材料、塑料制品、单晶硅、光纤、纳米材料，人类不但能够从大自然直接获取种种现成的材料，而且还能够用人工合成的方法制造出用途各异、新颖精致的材料。人类最早依靠畜力帮助自己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后来懂得了利用矿物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热能来替代人力和畜力，就从运输工具的更新换代来说，早期的马车、牛车在使用几千年之后，被烧煤的蒸汽机和烧油的内燃机所拉动的火车、汽车、轮船、飞机所取代，这就使得人类的体力被发明的各种机器所放大；而以光电磁的各种特性为基础发明的电灯、电报、电话，以及照相机、摄影机、摄像机和无线电收音机、电视接收机，已经把过去只出现在神话的想象世界中的“千里眼”、“顺风耳”变成人人都能享受的现实，各种新的发明进一步延伸了人的感官；今天以互联网、智能手机、机器人及火箭、人造卫星为代表的高新科技，这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创造发明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拓展了人类智慧，原来很多依靠人的大脑思考的问题都能交给电脑去处理，这不但使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得到了非凡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为人类的智慧能够更多地投入到新的创造性的工作中去提供了保证。

至于文学艺术作品，它是人类精神生产的成果，虽然不像科学研究中的公式、定理那样是在实验的基础上发现的相对真理，也不是在改造现实世界的努力中形成的发明，但是，文艺作品也是人类创造力的对象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美好的思想内容如何通过精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需要艺术家用自己的慧眼和巧手，精心建构新颖别致、精巧严密的形象系统。这里同样需要高度的表现技能，需要将内在胸怀完美地外化为形象世界的建造能力。这种建造活动以审美价值为追求的目标，形式美的规律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艺术品的建造指南。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21]值得指出的是，人们在艺术品的创造活动中，由于能够较少地受到物质因素的制约，而审美带来的精神解放能让艺术家在建造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自由，“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情感和想象在更为广阔的天地里自由翱翔，也为形式建构的创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在艺术品建造中精深的恣肆汪洋表现和作品的超越常规的突破，却能够为物质生产中的创造发明带来思维的拓展和想象的引领，这种启迪作用对于人类全面把握创造活动的本质特征，扩展与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总的说来，自由自觉创造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基本特征，它不但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水平，也是个体生命价值的根本体现。作为精英阶层的院士群体，生命的精彩就在于他们向人类奉献的创造才能，无论是在思想探索，还是在科学研究，抑或是技术革命，乃至文艺创作，只要是在强大的意志力的作用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究，获得了填补历史空白的新成果，并且运用适当的形式把它建造成为世人普遍享用的产品，就必然能够引起人们的敬佩崇拜，他的人格也因此具有更强劲的魅力，国家学术机构和院士制度就是在这样的人学内涵与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并茁壮成长。

【注释】

[1]参见欧阳光伟《现代哲学人类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9-73页。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54页。

[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6页。

[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6页。

[6]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54页。

[10]恩格斯：《致费·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0页。

[11]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13]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14]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4页。

[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1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1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9页。

[1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1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20]［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序，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