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为不断满足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总是在积极地探索未知世界，通过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等手段努力把握更多的客观规律，并且在积极驾驭这些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开展更为有效的生产实践。而科学院和院士制度的创建，则在运用制度自觉的过程中，进一步鼓励了优秀分子卓越的创造力，更有效地推动了探索未知世界的伟大实践。院士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院士群体对于文明的进步来说，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主动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把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创造活动的认识与实践，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并加以不断的深入和持久的拓展。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院士制度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产业革命及其催生的科技革命对当时的科学研究提出的历史要求，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客观要求所做出的必要的、及时的而又是非常正确的反映，因而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措施。因此，我们在讨论院士文化的过程中，首先对人类的创造活动的特性、内涵与意义加以阐释，也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1.生物人类学哲学对于创造活动的理解

人类为什么能够从事创造活动？这种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像某些神话中所说的那样是上帝的恩赐，还是由某些具有特异本事的英雄、超人传授给普通百姓的？答案当然都不是。人类的创造力是从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的。正是由于动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在量变转化为质变的飞跃中，出现了一种根本性又是否定性的变化，这就是人不再像其他动物那样完全臣服于自然，而是从自然环境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就和自然界形成了一种被称为“非特定化”的关系，这样才使人类获得了改造自然的自由，人也就在这样的历史环节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一“非特定化”的概念是德国学者阿诺尔德·格伦（Arnold Gehlen，1904—1976）提出来的，他通过对人与动物在自然界所处的不同地位的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格伦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动物与环境的关系是“特定化（specialization）”的，而人与自然环境处于一种“非特定化（unspecialization）”的关系。^[1]所谓“特定化”，是指动物与环境的关系被大自然规定得死死的，无论是生存习性还是在食物链中的位置，都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动物的生存只能凭借自然界提供给它的极为有限的本能，它的各种器官只能适应每一种特定的生存条件的要求，生命的机能与环境的特性是紧紧地胶合在一起的。

动物仅仅依赖自然界所提供的现成的材料就能维持生命，它把自身跟外在生存条件紧密地对应起来，彼此直接契合、固定在一起，并由此形成了这样一种生存特点，即特定的器官及生存习性只能适合于某种特定的外在条件。而当这种条件发生变化时，与此直接相关的动物就会无所适从，不是产生某种畸变就是被自然所淘汰。例如，憨态可掬、令人喜爱的大熊猫，它的牙齿和肠胃就像是专门为吃冷箭竹这样的食物所特制的，生长在山林中的大熊猫只适合吃这种竹子。20世纪80年代秦巴山脉的冷箭竹衰败枯竭，大熊猫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食性转而食用其他植物去维持生存，更不用说用吃小动物的方式来维持生命所需要的能量。如果没有人类（主要是把它奉为国宝的中国人）经过全民动员募捐集资筹措经费，从其他地方运去竹子投放到熊猫的活动区域去救助它们的话，好多大熊猫就只能眼睁睁地饿死了。当时的红歌星程琳所唱《熊猫咪咪》就是对这一事件的真实描述：“竹子开花罗喂，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呀星星多美丽，明天的早餐在哪里？咪咪呀咪咪请你相信，我们没有忘记，高高的月儿天上挂，明天的早餐在我心底。请让我来帮助你，就像帮助我自己；请让我去关心你，就像关心我们自己。这世界会变得更美丽！”可见，动物只能依赖大自然所提供的现成材料来维持生命，它只能被动地适应特定的外在条件。

跟动物这种对于外界特定的生存条件的高度依赖、完全被动的情形相反，人类早在人猿相揖别的上古时代就开始了改造环境的活动，尽管当时的创造力还十分幼稚，生产力水平还非常低下，但人已经不再完全依赖自然界某些特定的对象，不愿再简单使用自然界提供的现成条件来生活，而开始尝试着把周围各种资源改造为适合人的生存需要的条件。正是由于大自然没有给人安排一个现成的生存环境，人类只能生存在一种“匮乏性”的条件中。人类缺乏很多动物所具有的各种本能：很多动物生下来跌跌撞撞尝试几步，一会儿就会走路了；还有好多动物像牛、羊、狗，很多有用的本事是与生俱来的，生下来没有几天的小牛、小羊，把它放到水中，就会无师自通地游起来。而人类学会游泳却要花很多精力，请老师教，跟同伴练，没有十天半月一般是学不会的。不少人尤其是生活在干旱山区和戈壁沙漠地带的人们，由于条件的限制，一辈子都没有学会游泳。但是，人类这种“匮乏性生存”并非出于大自然的苛刻，实际上反而显示了大自然对人的恩宠——由于进化过程中抛弃了遗传本能所提供的所有天生的本领，却在这种根本性的否定之中获得了一种超越一般本能的特质，这就是人类所具有的学习的本能。从“匮乏性”生存的角度看来，人的身体在许多方面跟动物的机能不能相比，但人却可以把大自然各种各样的事物作为学习的对象，特别是运用各种工具使之具有超凡的本领与能力：人生下来不能游水，却可以通过学习掌握游泳的能力，而且可以通过船舶的制造，在海洋上游弋，在深水中潜行；人不能像鸟儿那样在天空中展翅高飞，却可以乘坐自己建造的飞机、火箭遨游蓝天和太空。正因为人与自然处于“非特定化”的关系之中，人类必然要把建造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作为一种自觉的追求。从简单地利用大自然各种现成的场所如巨大的树杈、天然的岩洞作为避风躲雨和防止外来袭击的屏障，逐步发展到运用树干、石块搭建原始的房屋，并且学会了用人工合成的砖瓦、混凝土，以及钢材、玻璃及各种有较高科技含量的建筑材料来建造房屋、修筑道路、架设桥梁，人类最终为自己建造了更加舒适、便利、美观的生活空间，还进一步把这种聚居的空间建造成为能够从事较大规模的生产劳动、商品交易、政治活动和文化享受的新颖的聚居形式——城市。更重要的是人类在工具制造和使用方面的日新月异的进步，充分显示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伟大：从上古时代只能依赖面对面交谈的口语到今天的电脑、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从最简单的石斧、石铲到移山填海的挖掘机、推土机乃至可以建造房子的3D打印机，从依赖感觉器官的生理机能的有限感知到今天电视、网络视频的现场直播，让人们直接看到发生在地球各个角落的文艺演出、体育比赛、政治活动及灾难救助，还可以通过卫星信号传输和太空站进行视频对话；智能手机的问世使千里眼、顺风耳已经从远古的神话，成为普通人就能享受的信息获取和人际交流的工具。就这样，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想象联想和双手的精湛技艺，创造活动使人类从原始的生活状态走向一个灿烂辉煌的“人造世界”，这是人的解放的历史内容，也是进一步发展的起点，而贯穿这一过程的就是以人与自然“非特定化”关系为基本前提的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这就是说，人类只能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来改变外在条件，为自己建造一个能够较好地生存发展的条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2]这就是人与自然“非特定化”关系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3]，这是对人的创造性活动的高度概括，是对人的生命活动的自觉性、开放性的深刻揭示。这就是说，人不是消极地利用大自然馈赠的现成条件，而是通过不断的探索，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利用客观世界的各种资源，精心营造力求完美舒适的生活环境。这些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显示了人类改造外在世界的能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即人把整个大自然作为自己的资源，用来营造更便利、更美好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人类在与自然界的交往中开始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他能够拥抱整个世界，这一成就既是群体生命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保证，又为生命个体的手巧心灵和身体机能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条件。

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人的欲望与平等享受文明成果的矛盾冲突对于创造所产生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所谓人的欲望，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深刻的问题，说得简单一点，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过上更加舒适便利的美好生活，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创造恰好能够满足人们的这种要求，尽管这种要求的实现未必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顺利，那样简单。但是，对于每一个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未来发展充满着美好憧憬的人来说，欲望总是行动的驱动力。正是由于人类不再像动物那样以自然界安排好的现成的生存方式活着，而是要充分运用由人与自然的“非特定化”关系所带来的自由，并努力为自己创造尽可能完美的生存条件，人的欲望才能对社会实践产生实际的根本性的推动作用。黑格尔在论述市民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时，把人的欲望需要看作是最初的动力，是社会第一个重要环节，并且正是人们这种无限的欲望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然而，黑格尔毕竟是辩证法大师，他在充分肯定欲望的作用的同时，又深刻地指出，动物有它的本能和满足的手段，但“这些手段是有限度而不能越出的”^[4]。人则不然，“英国人所谓comfortable（舒适的）是某种完全无穷无尽的和无限度前进的东西，因为每次舒适又重新表明它的不舒适，然而这些发现是没有穷尽的”，并且“会无止境地引起新的欲望”。^[5]可见，欲望对于人来说就是一双穿上以后让你无法停止舞蹈的红舞鞋，正是这种主观欲望所具有的无限性的特点，使人类在现实生活中总是感觉到具有创造性的生活要比墨守成规的生存更有意义，总是想尽办法使自己的生活具有更多的创造的色彩。确实，一切新的发明都为人类提供了更舒适、更便利、更完美的生产生活条件，不同程度地满足了人们向往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欲望，而这些以人的创造力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为具体标志的新的发明成果，都是与人类无穷尽的欲望在得到相对满足之后产生的成就感相联系的，而欲望所具有的永无止境的特点，也就显示了人从自然界获得的自由度的广阔性，而这恰恰是人类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的生物人类学基础。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但是，这种无限则是指人的本质力量具有永恒发展的可能，而在历史进程的现实性上来说，人的创造力必然要受到具体条件的限制，任何绚丽辉煌的想象、奇异美妙的欲望，都是在前人遗留下来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产生的，都只能从已有的社会现实的规定性出发；而这些欲望需要通过想象、梦想以及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说欲望的最初形式总是表现为人们的想象、梦想与幻想，都是人类精神生产的成果。而欲望和想象的真正实现，又都必须经过坚持不懈的社会实践，通过人们对自然界、对社会、对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机能的不断探索和开发，运用自己的智慧深入钻研各种事物，在努力把握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在新的广度和深度上更有效、更便利、更自由地运用自然界提供的材料，建造出越来越新颖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并且由此优化生活方式，使人类的生活质量获得不断提高，而人类自身也就在这样的创造活动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本质力量，在创造性实践的具体展开的进程中有效地促成人自身的发展。

2.创造活动所具有的自由自觉特性

作为人类本质的创造活动为什么会具有自由自觉的特性呢？人类如何深刻地把握这种特性，以便使自己的创造活动获得更大的成功呢？我们可以通过对于马克思有关创造和自由的内在联系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出发，探讨了作为人的创造活动的基本前提，或者说从人的本质特性的高度深刻阐释了人类社会实践最为重要的特性。马克思说：

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里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6]

人类是在摆脱了动物那种受制于自然界给予的只能凭本能生存的桎梏之后，才不再受周围环境的直接与严格的控制，不再像动物那样，完全按照自然界预先设定的生存方式完成自己的生命历程。动物的生命总是一代又一代地重复着同样的过程，它们某些本能性的机体功能可能超过人的能力，但这种本能只是简单地服从自然界的安排，既无法得到发展，也不可能成为整体能力上升的基础。马克思曾经对动物跟人的生命活动进行过对比，他说：

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7]

马克思以自己的睿智对人类的社会实践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天才的阐发，他以人类活动的自觉性为切入点，揭示了人的劳动的自觉性跟动物活动的本能性之间的本质差异，这种自觉性就建立在人类挣脱了自然环境的完全控制获得的自由的基础之上，它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全部成果凝结而成的，他进一步指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8]只有获得了这样的自由，人们才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在头脑里预先形成劳动成果的蓝图。因此，在这里实践活动自由和自觉之间也就成为一体两面的关系：从自然界获得的自由为生命的自觉展开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而自觉的活动因为具有创造的特性，才能使生命活动的自由在新的广度和深度获得发展，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就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根本，成为人类创造活动的历史基因和生命内涵。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在否定了动物那种本能性生存的基础上，为创造性劳动的全面展开打通了道路。在这样的创造性劳动中，首先是人类从完全臣服于自然界的特定化生存中走向相对独立，并且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技艺和力量，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加以观察、探究和改造。其次，正是通过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人类开始掌握了生活的主动性，能够通过能动的意识和艰苦的实践，在有意识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同时，使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巨大提升。上古时代人和灵长类动物之间在生存能力上并没有绝对的差异，而今天的人类跟动物相比，可以说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再次，有意识的创造活动使人类社会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正像清代诗人赵翼的诗句所表达的那样，“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每一代人都有这一代人特有的生活，生生不息的创造使人类社会在永恒的发展中每天都在书写着崭新的历史。因此，作为杰出人士的院士群体，都是敢于打破被那些暂时的“特定化”所束缚的现实，敢于在那些成规积习中闯出一条新路，又能够自觉领悟并主动适应时代要求的先驱。

人类创造活动具有自由自觉的特征，还包含着更深一层的含义。这里的“自由”应该具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意义，就是说人类的创造活动既不是完全凭着主观意志的天马行空般的冲动，也不是受外在神秘力量支配的非自觉的盲动，而是在以好奇心为表现形式的探究本能驱使下，在提高生活质量的人生欲望的诱导下，在越来越广泛地接触外部世界的过程中，通过细心的观察、反复的实验、深入的认识，逐步把握客观事物的基本特征，并进一步掌握它的深层本质，在深刻认识个别事物的基础上，积极关注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及其内在联系，由此实现把握客观世界规律性的目的。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9]这就是说，动物的活动只能在自然界给予它的本能性基础上展开，而人却能够超越这样的限制，通过对“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把握进行建造活动。这里所说的“尺度”，其实就是指规律，只有根据客观事物的“种的尺度”，生产活动才显示出真正的自由；而“内在的尺度”，就是指人对实践活动提出的自觉的要求，是人们在各种活动开始之前对活动成果的预设。这样，人类社会实践就能够在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互磨合的过程中取得成功。正是通过这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此及彼、循环往复的不断探究、不断实践，人类掌握客观世界的范围越来越广，层次越来越深，形成了系统性的知识积累，对于外在世界也就逐步从技术加工的层面，不断提升到把握事物内在规律的高度，科学的知识体系终于从实用技术的范畴脱颖而出，而那些具有相对真理性质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反过来又为创造发明奠定了理性认识的基础。

随着历史的进步，人类社会实践开始从一个又一个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在驾驭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改造外在世界的自由。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人类通过这样的探究客观世界的本质特征，不断深入把握事物内在规律以寻求自由的过程中，总是利用已经掌握的客观规律，进一步展开更为积极、更加深入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里，合规律性就成为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的基础，这种自由又是社会实践要想取得最终成功的根本保证。因此，人们对于事物的规律性的把握的水平，也就确证了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自由。由此可见，所有成功的创造活动都具有以下两个特点，或者说所有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活动都是由于较好地把握了这两个原则才取得了预想的成功：

一、认识并且利用客观规律展开社会实践，这一过程具有非常突出的主客观统一的特征。在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人的主观意志必须服从外在世界的客观规律，任何社会实践活动，都必定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支配，主观意志只有首先遵循事物自身规律性的内在规定性，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才能使人的主观愿望成为对象化的现实。这种自由与必然之间的相反相成的关系，表现出来的是那种戴着镣铐跳舞的艰难与无奈，任何随心所欲的简单，心想事成的轻松，往往会造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后果，有时甚至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性后果。可见，不管是处于何种时代的人们，在开展实践活动过程中的自由度确实是受到一定限制的。能够在科学研究和其他领域取得创造性成果进而成为院士的创新者，都是通过对客观规律的艰苦探索，并且善于驾驭事物客观规律的高手。(www.daowen.com)

二、任何实践活动要想获得成功，除了深刻把握合规律性这一最根本的要求之外，还高度关注争取各种相关的条件的配合。这就是说，在认识论层面获得的合规律性成果，要想把它变成实践论层面的成果，还必须具备各种客观条件。有时对于事物的本质特征的把握虽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由于实践主体缺乏必要的力量，或者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运用的方法不够科学，都会导致实践活动的失败，这样的事例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可以说比比皆是。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10]，就是这种严重失败所造成的矛盾、痛苦与悲剧性的灾难。因此，自由的真正掌握，除了认识论上应该达到合规律性的自由之外，还需要具备完成创造性活动所必需的其他条件。当然，主体对于实践成果的观念性的设定，也还存在着出现某种偏差的可能性：有时提出的目标过高过急，违背了自身的实际能力；有时会把一个原本合理的目标放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来实现，忽视了时机对实践活动的制约性。这类盲目性的做法都表现着“从心所欲”的出发点，却因脱离了实际情况的客观规定性而造成“逾规”的事实，其结果都要受到规律的惩罚。这就告诉我们，要在各种创造性活动中取得成就，不但要有卓越超群的智慧、百折不挠的意志和苦战奋斗的力量，还要有高屋建瓴的远大眼光和运筹帷幄的综合能力。其实，这也是院士们能够成为出类拔萃的佼佼者的又一个因素。

可见，在创造活动中要求的“合规律性”的自由，如果没有合理、合适的“合目的性”的要求和愿望，即没有对实践成果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真正的“自觉”，那就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即使抱着十分善良的动机，提出非常美好的目标，最终的结果必然会在客观事物面前碰壁，并且还会使实践主体遭受严重灾难。这类所谓好心肠办坏事的事例，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也曾经相当普遍地出现过：大到几十万、几百万人你死我活的拼杀所造成的残酷的战争，或者是举国动员然而却给社会造成浩劫的群众运动，小到个人发展中希望达到的人生目标，一次预定赢利的商业活动，或者是对个人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作岗位的变换，都会由于提出的目标的不合适、不合理及不合时而失败。由此可见，对于“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所包含的“合规律性”的自由和“合目的性”的自觉的辩证统一的深刻认识，充分体现了创造活动在认识论和实践论的高度所蕴含的真理，达到这样的自由自觉的境界，人类的创造活动才能真正顺利地进行，才能使一批有远见卓识的大家荣膺院士这样的桂冠。

每一个人都是在具体的社会范畴内展开自己的创造性活动的，而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制度、经济水平及其相关联的意识形态所形成的社会环境，以及作为创造主体的个人或者群体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乃至人际关系，都会对他的创造活动产生不同的作用。如果有一个较为宽松、宽容的政治法律制度，就必然会对创造活动的展开提供一定的保障，允许个人享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这样的社会环境就会有力推动创造活动的开展。无论是基础理论的研究、科学实验的深入、学术流派的形成、技术工艺的革新和艺术创作的繁荣，都需要这一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乃至习俗风气的优化，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得到真正落实的时候，创造性活动就会在一个相对优越的社会环境中蓬勃开展。

就是由于创造活动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的规定下展开的，所以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法律制度提供的现实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条件，对于个体头脑中思维的活跃必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也会通过社会环境对个人发表不同意见的制约表现出来，特定社会制度总是通过它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表现着对个体的思想、言论与行为的引导、规范及控制。具体的社会规范、政法制度甚至道德导向对于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规定，则是从社会现实的层面决定着人们创造活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只有较为进步的社会制度为人们提供了想象和幻想的广阔天地，人们的思想才可以自由自在地展开；只有人们敢于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发表跟权威的结论与世俗的成见有所不同的新看法，广大民众才有可能表现出意气风发、热情昂扬、敢想敢说、生动活泼的精神状态，从而为创造性活动的充分活跃提供根本保障。马克思对于社会如何保障人民群众精神、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有过很多深刻的论述，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以辛辣尖锐的笔调、无所畏惧的勇气和哲学家的智慧，对普鲁士反动政客推出的书报检查令的狂妄和虚伪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谴责：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而你们要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11]

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指出了精神作为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同样有着千姿百态的存在形式，而运用强权野蛮地发布书报检查令，其实质就是扼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而这种粗暴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从大自然到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同样也完全违背了精神自身的内容实质和存在形式。对于强权政治虚弱的本质及其色厉内荏的倒行逆施的罪恶行径，马克思不是停留在一般的道义和政治上的批判，而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普遍性和深刻性出发，明确宣示了精神和思想的自由具有天经地义的正当性，给反动政客以当头棒喝。

从自然和人的本质特征出发，马克思的批判具有天经地义的理论品格和深邃久远的历史意义，这不是笔者随便拈来一个具有形容词功能的成语作信口开河的评价，而是认为这一揭露与批判确实包含着十分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涵。首先，马克思把自然界异彩纷呈的丰富性、多样性和人的精神形态进行类比，实际上就已经明确揭示了大千世界和人的精神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人的精神生活之所以具有无比广阔的自由空间，就是因为人类现实发展的水平就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总和，是世界在发展演变的漫长过程中产生的质的飞跃而形成的具体成果。人的生命是大自然所有精华凝结而成的创造物，因此人类就必须通过拥抱整个世界来承担起创造的使命。可以这样说，创造的权利是天赋人权这一概念中最初始的内涵。其次，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对象化——这一概念来看，人类只有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对象，他才使自己的全部感官获得真正的发展，也才有可能真正拥有这个世界。马克思这样说过：“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12]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13]这就是说，人的精神生活的生动性、丰富性在其现实性上跟外在世界不可分离，没有客观世界的多姿多彩、生生不息，就没有人的精神世界的广阔无垠、生机勃勃。正是由于自然界作为人的精神世界的本源和对象，那种企图把它限制在某种特定的范围、规定为某种单一的品质和死板的形式，其实就是否定了人的本质特征和基本权利。再次，马克思的批判深刻揭露并严厉鞭挞了这种非人的做法所暴露出来的荒谬和邪恶，这就戳穿了书报检查令发布者用“公正”、“礼貌”和“谦逊”这些美好的辞藻所遮掩的邪恶本质，其实质就是反动政客企图运用手中的强权剥夺人们精神的自由，这是对人性的严重亵渎，完全是一种蛮不讲理的专制行为。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造活动要想获得预想的成果，还必须遵循创造性思维的心理规律，尤其需要让想象、幻想具有无限展开的自由。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同样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只有充分发挥想象、幻想在创造活动中的启迪开拓作用，这个社会的新的思想观念才会有百家争鸣的活跃，新的科技发明才会有日新月异的涌现，新的艺术作品才会有百花齐放的繁荣。马克思明确指出，“对于人类的进步贡献极大的想象力”，“创造出神话、故事和传说等等口头文学，已经成为人类的强大的刺激力”。^[14]这里所说的“刺激力”，其实就是指人类通过意识的能动作用，具有憧憬、展望、设想新的劳动成果、新的发明创造和新的生活方式的自觉性，正是这样一些首先产生于人类头脑中的观念性的产物，为社会发展设定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前景、新的目标，并由此调动人们探究外在世界、建造更加便利舒适更加高效的劳动产品的积极性，人类终于在历史的进程中，一步一步地把一个原初的自然变成更适合人类生存、繁衍的“人化的自然界”，因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5]想象和幻想确实还不是客观实存的事物，它还只是人们头脑里观念性的东西，然而，就是这种带有一定虚幻性的观念，却能够强有力地激发人们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技术技艺和意志情感融会起来的巨大力量，在反复实践的过程中把它变成现实。这就是说，想象幻想自觉不自觉地指引着人类社会实践奋斗的目标，这一目标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才能通过人类的实践成为现实，它带有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但是，人们只要不把这样的想象幻想的成果直接当作已经实现了的现实，并且通过艰苦的科学探索、反复的钻研试验和切实的动手建造，就会极大地增加想象幻想成果真正转化为客观实际成果的可能性。

恩格斯认为，虽然某些动物如蚂蚁、蜜蜂、海狸等也以自己的肢体为工具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办得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16]。这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在起作用。可见，想象力就是改变外在世界的原动力，想象力的生动展开，使人类不再安于现状，敢于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产生新的设想，提出新的愿景。这些设想和愿景在情感与意志的帮助下，往往是在经历了失败—奋斗—再失败—再奋斗的探究和建造活动之后，才有可能成为新的现实。意识的能动性所包含的某种带有虚幻色彩的想象，也就在实践过程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劳动成果。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就像美籍匈牙利空气动力学先驱冯·卡门所说的，是一个“人造世界”，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还这样说过：

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社会发展排斥一切对自然的神话态度，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17]

在这一段话当中，马克思以希腊神话作为典型，阐述了想象和幻想就是人民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不自觉的艺术方式”，这种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内容会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而有所变化。在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的上古时代，人们用想象和幻想创造出来的具有神秘力量和特异本事的神，他们都使用当时人们所熟悉的冷兵器，像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雌雄剑”、“金箍棒”，都是人的身体机能和当时所使用的工具在功能上的无限放大；今天，人类在冷兵器时代所使用的武器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人类对于先进武器的想象和幻想却仍然在生动地展开着，而现在的神——“超人”、“变形金刚”、“机器人”，他们使用的则是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所熟悉的电脑、光纤、火箭、激光等代表着今天和未来高新技术发明创造的新成就，只不过通过想象的夸张、幻想的虚构，把这些现实的东西提升到远远超越现实的高度，也正是这种超前性的作用，使想象幻想能够成为引导人们努力追求的新的目标。这就说明想象和幻想虽然有虚幻神奇的表现，但它的本质却依然是社会实践。此外，马克思明确否定了排斥神话的想象和幻想的态度，因为人类征服自然、支配自然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这一过程没有终点。这就是说，想象和幻想既要受到现实的制约，又具有超越现实走在现实前面的自由，而这种自由的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引导人类不断创造新的生活。

马克思指出想象“已经成为人类的强大的刺激力”，还说明他把想象力放到人类发展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从人的本质力量的构成要素来看，人类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展开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就在于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全部成果的继承和积淀，并因此具备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基本力量。这些力量跟马克思讲的人类掌握世界的四种基本方式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维的整体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18]艺术的掌握世界，很重要一点就是需要人类积极展开自己的想象和幻想，在情感的帮助下把五彩缤纷的自然界和生龙活虎的社会都纳入自己的精神生活的领地，以假中见真的方式构建种种多姿多彩、有声有色的艺术形象，把人类的想象、联想和幻想的能力不断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首先运用自己的想象和幻想造就美妙生动的意象，这种想象的产物既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与如临其境的亲切感，又有惟恍惟惚、如真似幻、奇特诡异的新鲜感，大自然的璀璨绚丽、社会生活的丰富生动都会通过想象和幻想的加工带上瑰丽无比的神奇色彩，新颖奇特的想象通过不同类型的实践得到对象化过程中，有力地确证着人类艺术掌握世界的伟大力量。这一独特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不但使人的精神生活有了充足的资源，也为想象力的生动展开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泉，而想象和幻想的广阔天地就是在艺术掌握世界的过程中得来的，人类的创造实践之所以生生不息、生机勃勃，也就是在精神自由展开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

马克思从人在自然环境中获得的自由出发，深刻阐述了在认识论和实践论层面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自由，又严肃强调了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保障个体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最后从心理规律的高度深入讨论了想象和幻想的无限展开的自由。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深入把握人类创造活动的本质特征，把握创造和自由的内在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创造学的思想内涵，不断提升创造性实践的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更重要的是，对人类的创造性实践的内在规律的探讨，使我们深刻理解院士制度和院士群体作为人类创造的先驱，在从事各个方面的创造性活动中的伟大贡献及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对于把握院士文化的深层内涵，奠定了指导思想上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