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你年轻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编剧：让-雅克·阿诺、热拉尔·布拉什、玛格丽特·杜拉斯

导演：让-雅克·阿诺

主演：珍·玛奇、梁家辉

◎认识你前，我不懂得何谓哀愁

韩松落

— 1 —

多年前第一次看电影《情人》的时候，觉得它一定是真的。杜拉斯说，这是她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起初是给家庭相册写的配文，而且，我们还看到了男主人公李云泰的照片。但多年以后却觉得，这个故事很可能只是一场迷梦。

《情人》的故事有个大背景，在电影里只是简略地提到。当简和托尼在海滩上散步的时候，简告诉了托尼，她一家人都遇到了什么，母亲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从法国来到印度支那的母亲，在丈夫亡故后，用攒了15年的积蓄买下了一块土地，因为没有向土地管理员行贿，她得到的是一块每年都会定期被海水淹没的土地，根本无法耕种。母亲曾经试图改变这种绝望的境遇，她告状、借款，在海潮出现的间隙，种植一点东西，但最后她抓狂了，她想要筑起一道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并且当真付诸行动，但两次努力均告失败。

这位母亲像个凶狠又悲壮的英雄，但在杜拉斯的小说和让-雅克·阿诺导演的珍·玛奇主演的电影《情人》里，母亲则是一位优雅、细腻，但又狂暴、疯狂的女人。她努力地让一家人过得体面，家里有专用的餐厅，孩子们有各自的房间，但摆在饭桌上的却是白人不会吃的东西——涉禽、鳄鱼。她心情好的时候，就会给家里来一次大扫除，全家人快乐地洗着地板，房门窗门全部被打开，穿堂风掀起窗帘，她在一边高兴地弹着钢琴唱着歌。她陷入狂乱的时候，则会维护吸毒、盗窃、有暴力倾向的大儿子，以及指责女儿是荡妇。

在两个哥哥起了争端之后的晚上，女儿进了卧室，和母亲睡在一张床上，问母亲，为什么要维护大儿子？为什么这么爱他？母亲起初否认了，但当女儿再一次问她“你为什么这么爱他”的时候，她忽然崩溃了，“我也不知道”。

热带的背景，动荡的年代，瘟病、狂风暴雨、冲垮堤坝的海潮，以及异乡的码头、街道，拥挤在周围的黄色面孔的苦力，乱糟糟的声音和气味，还有一家人的相依为命但又相互厌弃，以及几乎摆在明面上的乱伦关系（在《情人》和剧本小说《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里，都写到了这点）。在这个背景上，穿着白色西装、有着淡棕色皮肤、头发纹丝不乱的“情人”从天而降。

他们在渡轮上相遇，她坐上了他的黑色汽车，黑色汽车把他们和街市上乱糟糟的人群隔开。他们在闹市中心，在有着百叶窗的房间里做爱，白色的床单、幽暗的房间，把他们和外面嘈杂的声浪隔开。他带着她，穿过有着哀苦面容的人群，去奢华的餐厅吃饭，在那里，就连侍者都穿着白色的西装。

他是白色的，是淡棕色的，甚至是淡金色的，有干净的头发、温和的眼神，没有肌肉，但皮肤光滑，有小小的颗粒。他出现的地方，苦力们形成的海潮就被劈开了一道小小的缝隙，嘈杂的声浪暂时退却。他能布置起一团小小的温馨。梁家辉让这个形象变得具体，包括淡棕色的皮肤、欲言又止的眼神，和那种难以言说的小小温馨。

然后，他们分开，温和地分开，至多在她乘上邮轮离开的时候，他坐着那辆黑色的车，在岸边停了一停。他说：“认识你前，我不懂得何谓哀愁。”多年后，他打电话告诉她，他一直爱她，至死不渝。

瘟疫、热带的狂风暴雨、成群结队的哀苦的面孔、肮脏杂乱的街道……让这个故事看起来是现实的。没有人会怀疑一个发生在杂芜之中的哀苦的爱情故事，但因为白色西装、淡棕色的皮肤、百叶窗、小小的温馨，我又常常觉得，这个故事是假的。或者说，在瘟疫和嘈杂的声浪中，出现一个白色西装“情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这个电影，也正是因为这种在真假之间的摇晃，产生了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热带大陆可能是真的，但“情人”可能是假的，成群结队的穷人可能是真的，但白色西装可能是假的。也有可能，所有这些都是假的，只有那个女孩的情欲是真的，那是一种“对自己的情欲”。

在这种“对自己的情欲”的基础上，什么都是可能的，包括和最亲近的人的情欲、对女同学的情欲、对白色西装东方男人的情欲、对写作的情欲、对自己笔下人物的情欲。我毫不怀疑，如果可能，杜拉斯会和自己笔下的人物做爱。这种情欲像一股怒火，左冲右突地寻找一个出路，最后变成了各种东西，以各种形态出现，可能是情欲，可能是正义感，可能是哀愁，可能是疯狂，可能是写作，也可能是财富。

所以，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里，《情人》是最让人难忘的那些电影之一，珍·玛奇穿着无袖连衣裙、戴着黑色男帽的形象，已经成为最经典的电影形象。尽管让-雅克·阿诺稳妥而可靠，情爱场面也并不少，但电影《情人》还是缺少那种“对自己的情欲”。

当然，让-雅克·阿诺有这么拍的自由，拍成这样，也已经足够了。

— 2 —(www.daowen.com)

第一次读到杜拉斯，是在初中毕业后的暑假里，当时我13 岁，正为没有考上中专而愧疚，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做家务，一本来历不明的黄色封面的书突然出现在家里。《情人》，小32 开，黄色封面，只有100 多页，还带着图书馆标签，家里人都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我定定心翻开它，只用了两三个小时就读完了，然后，在两个月的暑假里，反复读了十几遍。暑假过去，它又离奇地消失，就像它离奇地出现一样。

再度相逢，已经是1997年了，一套“世界情爱小说选”里，《情人》和《长别离》赫然在列，这个版本的《情人》是王东亮先生的译本，也是我后来一直喜欢的版本。几乎同时看到的，还有一本《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然后是春风文艺出版的《杜拉斯文集》，以及王道乾先生译的《物质生活》。杜拉斯突然像海难一样出现在我生活里，她的面容、情史、生活，她的语言方式，瞬间把我淹没，那不是一个作家淹没别人的方式，那是一个情人、一种宗教淹没别人的方式。

在影像世界里，遇到杜拉斯，却是1998年了。在VCD 时代，接连看到许多杜拉斯电影（杜拉斯自己拍的电影，以及所有根据杜拉斯作品改编的电影），《情人》，然后是《广岛之恋》《长别离》《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印度之歌》《卡车》。和杜拉斯有关的电影，通常都有迷人的犀利和迷人的颗粒。

在让-雅克·阿诺导演的《情人》里，出现过的那些元素，其实在别的“杜拉斯电影”里，都多多少少地出现过了。杜拉斯写过很多次印度，她的母亲和那个堤坝、副领事和疯女人，也以各种形式在她的小说、散文、剧本、访谈里出现过。还有热带地区特有的杂芜、各种嘈杂的声音、奇异的气味、皮肤上的颗粒、抚摸皮肤时引起的小小战栗，在她的作品里，都反复出现过，自然也会在和她有关的电影中出现。

所有这些，组成“杜拉斯宇宙”。这个宇宙不大，不复杂，但却有着特别的颜色和味道，足以让人沉溺，让人无法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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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里，我念念不忘的一本不是《情人》，而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那里面有写作者的许多秘密，也能揭开《情人》里的很多秘密。

那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950年。彼时杜拉斯36 岁，距离发表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已经过去了7年。她正在变得成熟，不论是心境还是写作。这种时候写下的文字，特别能满足狂热读者的窥视欲，它往往在真与假之间，在不成熟的遮挡和伪饰之间，留下许多踪迹，让人猜测。

日后在杜拉斯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场景：印度支那、大河、热带森林、吊脚楼以及她许多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在这部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都已经出现——一个敏感偏执的母亲、具有反叛性格的女儿、富有的情人、疯女人等等。

母亲想要筑起一道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行动失败后，母亲郁郁而终。“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几乎成了一种象征，一个人因为自己的失误、偏执，将自己陷入一种战天斗地的狂热状态中。

这种经历太令人震撼了，震撼到只写一次还不够，所以它被杜拉斯反复书写，在《副领事》《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里，那个母亲和她的堤坝，还将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但它和同样拿这个故事当主角的《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却是那么不同，一个写作者的秘密，一个女人从年轻到年老时心灵的秘密，就藏在这些不同里。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显然在向福克纳致敬，如果换掉作者署名，再把地点做点技术处理，可以混在福克纳文集里而不觉得异样。它是粗粝的、沉重的，而《情人》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却是精致的、洗练的。这些都显而易见，而不那么明显的是那个“中国情人”的差异。

三本书中的“中国情人”形象都来自同一人，不论是《堤坝》中的诺先生，还是后两本书中的“他”，其实都是作者少女时代的情人——那个年轻的中国富商。只是，《堤坝》里的诺先生，分明是作者嘲讽的对象，他丑陋、愚笨，在感情生活中总是处于被人捉弄的不利地位，像《十日谈》中的某一类人物，他的出现，为《堤坝》填上了喜剧色彩。而《情人》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的“他”，却是杜拉斯深情灌注的形象，“他”像某种金属，脆而薄，但却有着某种难以企及的光泽与质感。

或许因为，和年轻时的杜拉斯相比，年老的杜拉斯更能接受自己了，她不只能接受自己拥有了一副“备受摧残的容颜”，更能接受自己对金钱的贪欲。在她还年轻时、在她还只有36 岁时，她耻于承认自己恋情中的金钱因素，于是丑化了“情人”一角来对自己进行否定和批判。到了晚年，她终于能够最少顾忌地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进行写作。是啊，她迷恋的不仅是她中国情人本人，也迷恋他的名牌轿车，以及他给杜拉斯全家人生活带来的变化。

她的母亲也是如此，既希望她能从中国男人那里弄点钱来贴补家用，甚或将他们全家救出水火，却又碍于种族差异，要表现得不那么热情，把态度调校在情愿和不情愿之间。事实上，他们也瞧不起中国男人，每次聚餐、喝酒，他们都不和他说话。杜拉斯态度上的游移，和这也有点关系，但始终不变的是，她一直爱钱，年轻时、年老时，区别只在于是否认同自我。《情人》被称作“有着卢梭式率真”，大概就在于她的自我认同。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杜拉斯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在《理想藏书》中，它被列在法国部分的前25 本必读书，即“核心藏书”之中。它在1958年被拍成了电影，似乎是在《写作》那本书里，杜拉斯说，出售电影改编权让她买下了后来她居住多年的小庄园。

然后是2008年，它又一次被改编成了电影，由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这也是一个“伊莎贝尔·于佩尔式女人”。她灼热、神经质、深情、刻薄、狂热，又精打细算，因为自己的失误、偏执，最后成了一个近乎荒谬的、与天地作战的宇宙公敌。

当年，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到伊莎贝尔·于佩尔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女人，完全可以演杜拉斯的母亲，现在看来，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她让杜拉斯母亲的形象有了依附，也让杜拉斯的形象有了托盘。想起杜拉斯，最先想起的是海滩上的暮色里那个孤零零的女人，她嘴角像是刀刻，眼神乜斜，静待下一次来自太平洋的海潮向她发起挑衅。那个用了几十年生命来挑战文字的杜拉斯，其实是母亲生命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