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你，就是要跟你死磕一生，遍体鳞伤也无所顾忌。

编剧：弗朗索瓦·特吕弗、苏珊·席夫曼、阿黛尔·雨果

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

主演：伊莎贝尔·阿佳妮、布鲁斯·罗宾逊

◎一个心灵的病案个例

戴锦华

一、一个安提戈涅式的性格

虽同为法国电影新浪潮的“火枪手”，但弗朗索瓦·特吕弗不同于让-吕克·戈达尔。他影片序列所呈现的主题不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反叛的主题，他的主题是关乎于“存在”的，但他的主人公却不是萨特式的存在主义的英雄。特吕弗的人物是那些在荒诞的生存境遇中涡旋、挣扎，但终于在一种不自甘的随波逐流中缓缓地走向毁灭的“小人物”。作为“作者电影”的先锋者，特吕弗所偏爱的情节样式是三角式“爱情”，不同于通俗情节剧中三角恋爱的滥套，更不是美国歌舞片中两男一女、翩翩起舞的翻版。在特吕弗那里，三角恋爱成为呈现生存荒诞的模式之一，成为困窘、无奈的黑色幽默的噱头，与其说这是爱情故事，不如说是对经典的关于爱情的话语的颠覆、亵渎与解构。如果说作者电影的主旨除了要确立电影导演在电影艺术中的中心地位，倡导编导合一论外，其更重要的在于使电影艺术挣脱好莱坞的流水线的生产模式，成为一种个人的艺术，确立一种导演的个人风格，那么，特吕弗的风格标志便是一种荒诞、近于残忍的喜剧感。

《阿黛尔·雨果的故事》是一个爱情故事，但这不是一次爱情的证明，而是一次对爱情话语的裂解与反证，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一个三角式的故事，因为阿黛尔始终在从“另一个女人”处夺回平松。但一如影片所表现的是一个虚假的爱情，它所呈现的也是一个虚假的“三角”：除却在阿黛尔心中，她与平松从不曾在任何意义上缔结一对一的爱情关系，她在平松与许多“另一个女人”的关系中也从未构成拥有任何情感“资本”的竞争者或另一角。特吕弗将阿黛尔塑造成一个有着安提戈涅式性格的女人。一如美国当代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奥茨所说：“《安提戈涅》使人想到，悲剧是由执着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或者一种本质造成的，安提戈涅的悲剧是，她是她自己，而不是别人。”我受到启发：这也许是悲剧的本质，尽管很简单。从某种意义上说，影片《阿黛尔·雨果的故事》并没有提供什么新鲜的主题，这个安提戈涅式的故事无非是托马斯·哈代的名言“性格就是命运”的重述。然而，特吕弗的阿黛尔的独特之处在于，她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而她的性格却是“虚假”的性格。阿黛尔的悲剧不在于“她是她自己，而不是别人”，而在于她认定只有由她自己成就一出悲剧，她才能成为自己而不是别人，不是由他人的名字所给意义的“别人”。

二、逃脱与落网

特吕弗将这个阿黛尔·雨果的故事营造为一个多重逃脱中的落网所构成的怪圈。

阿黛尔的悲剧缘于她有幸生在一个不平凡的家庭，生而为一个伟人的女儿。于是，她的一生注定要隐没在父亲维克多·雨果的万丈光芒所投下的阴影里。她将作为“雨果小姐”而闻名，以“雨果小姐”的身份缔结一个体面的也许是幸福的婚姻，她的丈夫将在家世与才华上堪称“雨果家的东床”。当阿黛尔不再是“雨果小姐”的时候，她仍将有名：她将是××夫人。阿黛尔没有，也不大可能会有机会因为她自己而为世界所关注，她的名字将永远为他人的名字所遮蔽并赋予意义。但阿黛尔不甘于这在她出生时便已然注定的命运，她在寻找机会逃离她的命运，逃离父亲近乎无所不在的光芒。只有这样，她才有机会成为她自己，使她自己的名字有意义。阿黛尔必须逃离的还不止于此：她除了有位伟大的父亲，她还有一个著名的姐姐——莱波尔黛，后者因成就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悲剧而使自己的名字为世界所知晓：她以19 岁的韶华之年，在新婚之旅的路上溺水而亡，当她的丈夫确知她已不能复生之时，便投水与她同去。于是，全世界为这段悲剧而唏嘘、赞叹，她的故事成了阿黛尔所开创的浪漫主义时代的一个至为美丽而凄婉的故事，成了阿黛尔的艺术世界之外的一次活的爱情证明。

当影片开始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阿黛尔已开始了她的逃离之旅，她完成了由古老的欧洲到新大陆的危险而艰辛的旅行，一只小船正将她载往新大陆的登陆点。这是她在这幕悲剧的重要场景中登场的时刻。而在此之前，这幕悲剧已经开始：作为阿黛尔逃离之行中的一程，她拒绝了与她“般配”的追求者，而选择了平松。正如在影片的展开部分所揭示的，阿黛尔之所以选择了平松，不仅在于他的优势：风度翩翩、英俊潇洒，他作为一个情场老手，显然是少女心中理想的白马王子；他在阿黛尔处的“入选”，更在于那些显然为阿黛尔所知的劣势：家世可疑、嗜赌成性且身无分文。他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家，投身军界，企图靠他的相貌、靠他在情场辉煌的战绩缔结一门“理想”的婚事，以洗尽他身世的可疑。更重要的是，他要彻底摆脱他经济上无可解脱的困境。这样的一位“骑士”无疑是为维克多·雨果及其所处阶级所不齿的。而这“不齿”却是阿黛尔的期冀，全力去赢得他，意味着对父亲及其阶级为她设定的模式的反叛；意味着真正的、不被附加条件所玷污的爱情；而且意味着痛苦——她可能被家庭和她的阶层所阻挠，乃至放逐，而那将为阿黛尔提供一个她所渴求的舞台，让她出演一次伟大的、自我牺牲的爱情。她将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别具意味。然而，阿黛尔在她逃脱之旅的起点已然落网，此后所呈现的一切将表明，平松之于阿黛尔的全部兴趣不在于一个好色之徒对一个少女的觊觎，而在于她是“雨果小姐”——著名的维克多·雨果的女儿。她并不是他所需要的女人：她不够风骚，她的家世（尤其是在流亡中的维克多·雨果）远不及平松所需的殷实。但征服“雨果小姐”仍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而且占有她将构成对傲慢的维克多·雨果先生的报复。他所不曾料想的是，对于他，阿黛尔全然是一座不设防的城。他更不曾设想的是，阿黛尔已把他作为一次伟大爱情或不朽悲剧的起点，不论他是否愿意，他将成为阿黛尔剧目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影片开始处，阿黛尔正穿越大洋、穿越夜色，踏上危机四伏的美洲大陆来追随他，并借此登上她悲剧的舞台。

阿黛尔的悲剧正在于这一逃脱中的落网。她试图以父亲的方式（写作）去战胜父亲，以莱波尔黛的方式（不寻常的爱情）去战胜莱波尔黛，这意味着她将自己置于一个离轨者的位置上，意味着她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一场注定输掉的战斗。从充满自信的逃脱，到以一种落网的方式试图完成这次逃脱，阿黛尔从隐藏自己“雨果小姐”的身份，到不择手段地利用这个身份。她迫使父亲出具同意她自行结婚的文件，还借助她的名字换取江湖骗子的“帮助”。那是一个有趣的场景：阿黛尔在杂耍场的后台，用她那戴着手套的纤细手指在一面肮脏的、蒙满灰尘的镜子上写出了维克多·雨果的名字，随即把它擦掉了。直到她意识到“雨果小姐”——维克多·雨果的女儿的身份，是她全部的也是唯一的一点尊严与价值，阿黛尔终于落网了。她以“雨果小姐”的身份跨越了一个世纪，默默无闻地死去，她始终未能逃脱——未能给自己的名字赋以独特的意义。但阿黛尔又终于逃脱了，那便是由她自己所“成就”的悲剧。由于她留下了书信和用密码写就的日记，在她出演了自己的悲剧100年之后，1968年，美国作家弗兰西斯·维诺·盖尔出版了她的传记。第二年，我们所谈论的特吕弗的这部著名影片问世。阿黛尔·雨果不仅是一个别具意味的名字，而且是一个时代、一种性格、一种命运的代名词。(www.daowen.com)

三、谎言与真实

在《阿黛尔·雨果的故事》中，阿黛尔似乎是一个被重重谎言包裹的女人。在影片中，阿黛尔常常以一个谎言取代另一个谎言。首先是关于她的身份以及她和平松的关系：后者时而是她侄女的心上人，时而是她多年不和的姐夫，时而是她青梅竹马的表兄，时而是她将出生的孩子的父亲，最后成了她的丈夫。她的另一重谎言则是针对她的家庭，尤其是针对她的父亲：那些穿越大洋的信件。影片用一种特定的造型手段界定其谎言的性质。阿黛尔打开第一封信时，先是一个中景镜头显现出阿黛尔在壁炉前展开了信纸，接着切换为一个阿黛尔的正面近景镜头，继而摄影机180 度摇转为对面穿衣镜中阿黛尔的一幅镜像。在镜中，阿黛尔以神经质的、欢快的声音读出了信中的谎言。在此，镜像成了谎言的视觉对应物。

但显而易见的是，阿黛尔并不是一个以撒谎为乐的女人。在阿黛尔那里，谎言只是实现她心中的真实——她与平松之爱的手段。一切都围绕着这一真实而展开。然而这也正是被述事件的核心：阿黛尔心中的真实，也是阿黛尔唯一的真实，正是所有谎言之核。不同的是，它不是针对他人的，它只针对阿黛尔自己。她正是全部谎言的唯一笃信者和受害人。事实上，在影片中，阿黛尔不曾使任何人上当，但她却睁着双眼走入自己设下的陷阱。这种在自己的内心将谎言置换为真实的“能力”，正是所谓安提戈涅性格之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黛尔并没有遭受“特殊”的不幸。她和平松的故事只是不断重演的古老故事中的一个：始乱终弃。而《阿黛尔·雨果的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阿黛尔如何在自己心中译解了这个故事。阿黛尔几近偏执的执着与怪癖都建立在她对这个古老故事独有的译解之上：“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我，当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把她自己交给一个男人的时候，她就是他的妻子了。我不会再哭泣。每个人都不能调换他的父亲、母亲和孩子，同样也不能调换他的妻子或丈夫。我永远是你的妻子，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这便是阿黛尔的逻辑与谬误，它在三重置换之中完成了阿黛尔对自己身份的确认。起点是“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献身或曰失身便意味着获得妻子的名分；而后，阿黛尔将夫妻等同于父母子女，等同于不可变更的血缘关系；再后便是“我永远是你的妻子”的结论与誓言。尽管它必须面对的是平松的逻辑，“你不能认真。我在遇见你之前就有女人，遇见你以后也有女人。我打算将来还有好多女人”，但它却是阿黛尔的金科玉律。于是，阿黛尔始终在与“另一个女人”、一个第三者、插足者争夺平松；同时，更重要的是，她在与自己——一个“不幸的妻子”所感到的屈辱、嫉妒战斗。

“我要远离骄傲和妒忌。爱情不愿笑脸向着我，我忍受的是它的鬼脸。我现在想到在妓院中忍受痛苦的姊妹们，在婚姻中遭受痛苦的姊妹们……”阿黛尔不干预平松“有别的女人”，她甚至出钱为他买妓女。但她终以自己和父亲的名誉（在阿黛尔的时代，“名誉”事实上是一个未婚女人的全部财产）为代价，谎称婚约与怀孕来阻止平松与他人缔结婚姻。当她明白，她永远不可能真正与平松结婚时，她为自己举行了与平松的婚礼。那是阿黛尔房间中的夜景。镜头开始于平铺在桌面上的一封信，那是父亲维克多·雨果对阿黛尔婚约的认可。摄影机升拉开来，露出一盏油灯，而后依次摇过半个房问，呈现在中景里的是，一个跪在祭坛前的阿黛尔。充当圣坛的橱柜上放着一束花，两侧各燃着一支银烛，正中端放着平松的一张照片；镜头切换，渐次由阿黛尔的中景推为近景、特写，阿黛尔身着白衣，散着长发，两眼泪光盈盈，当镜头渐渐推进时，她的热泪终于夺眶而出；反打，镜头以完全对称的方式推向两支银烛间的平松的照片。阿黛尔以这样的方式将自己嫁给了平松，缔结了一个只有她将终生恪守的婚约。此场景之后，出现了叠印在滚滚波涛之下的阿黛尔的中景，她用兴高采烈的声音读出了她给父母的信：“亲爱的父亲、母亲：我刚才同平松中尉结了婚。星期六在哈里发克斯的教堂举行婚礼仪式……”阿黛尔的形象与波涛的叠印，无疑是一个与镜中像等值的关于谎言的能指。阿黛尔的信也无疑是一个弥天大谎，但它确是在阿黛尔的“婚礼”之后，于是它便是阿黛尔的一次异常真实的告白。现在她是“平松夫人”了——尽管这是只有她自己认可的真实。此后她将追随平松，如同基督教教义要求一个女人的：舍弃一切，包括家人，追随自己的丈夫直到天涯海角。

事实上，这也是阿黛尔落网的核心。“从旧世界到新大陆”，阿黛尔不仅是一个勇敢的为了爱情而横越大洋的女人，也是一个跨越世纪的女人。她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她使自己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但她对自己自由的实践是以一种受缚于一个男人的方式实现的：她将自己认作为一个对她不屑一顾的男人的妻子。对她来说，只有作为他的妻子，她才能实现她的爱；只有以婚姻成就的爱才能是伟大的、不朽的爱；只有当她为自己争得了妻子的名分时，她才能记录这爱，并为自己赢得世界的瞩目。阿黛尔不曾“说谎”：她是在“教堂”举行了婚礼，因为她曾说“爱情是我的宗教”。阿黛尔是她那个时代的超越者，也是她那个时代信念空前忠实的落网者。

四、性别、视点与媒介

一如特吕弗所指出的：“通篇故事中只写她一个人。”这是一部“为独奏用的乐琴谱写的音乐作品”。在《阿黛尔·雨果的故事》中，这一独奏呈现为叙事视点与视点镜头的单一化。这是一部以电影化的主观型次知视点组织起来的叙事。阿黛尔是影片唯一一个主观视点镜头的拥有者。影片以阿黛尔的视点镜头和电影叙事人呈现阿黛尔的镜头结构起全片，这便在电影叙事的双重意义上将阿黛尔呈现为一个时代与文化习俗中的超越者和离轨者，这一呈现与叙述方式本身已注定了阿黛尔作为一个女人的悲剧命运。当阿黛尔违背父命，独自出走，“从旧世界到新大陆”，她便成了自主意愿的秉承者和执行者，成为自己行为的发出者；当她行程的目的是追随一个异性并“与爱人结合”时，她便自命为叙事主体；当她要为自己赢得一次婚姻、赢得一个男人时，她便将自己同时置于接受者与受惠者的位置上。一个人物集发出者、主体、接受者于一身，这便是西方经典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模式。但这位英雄通常并非一个中性人，在文化与叙事中，他是一个明确的、不可更动的性别角色：一个男人。当一个女人占据了这一位置时，她便无疑成为一个僭越者。影片中的一个场景成了阿黛尔全部行为对性别角色之僭越的注释：平松在公墓的幽暗中揭去阿黛尔头上的礼帽，散落下来的长发在男人的行动和目光中把阿黛尔还原为一个女人，并将她钉死在她的时代、一个女人的“宿命”上。

尽管特吕弗在《阿黛尔·雨果的故事》中将阿黛尔重写为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英雄或曰反英雄，但一如他在自己的自传式影片《安托万·杜瓦内尔》系列中所流露的男性立场，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他对阿黛尔这类女性的某种恐惧与厌恶。于是，影片对阿黛尔最后沦落的呈现便客观地成了中世纪“愚人船”式的呈现——一个对女性离轨者、疯人的象征性放逐，其中不乏（或许不自觉地流露）施虐者的快感。观众首先看到的是阿黛尔在一个全景镜头中走入了一个由光与影所形成的黑暗的拱门，这是她沦落之途的起点；继而看到她在狭窄的小巷中，在平松的目击下被一条狂吠的狗追逐、撕咬；最后她蓬乱着长发，拖着褴褛的衣裙，疯子般地游荡在布里奇顿的广场上，穷孩子们跟在她背后叫着、哄笑着，正是以这种方式，特吕弗落网了，成了他所亵渎、所蔑视的资产阶级道德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

作为一部“为独奏的乐器谱写的音乐作品”，影片中大量的阿黛尔的特写与近景镜头组成了一幅幅经典的肖像画。唯一的一个例外，是阿黛尔之心像的直观呈现，那是一幅全景，海岸的岩石旁，身穿一袭白衣的年轻的阿黛尔站在那里，远眺着大海，似乎在宣告自己对未来的信念。它曾作为叠印画面而出现，在影片结束时又作为最后一幅画面而重现。只有这幅画面采用早期肖像摄影的画面风格，它脱离了影片总体的视觉风格，成为阿黛尔作为时代的离轨者、一个跨越世纪的女人的直接呈现。

影片《阿黛尔·雨果的故事》就这样剖析并呈现了一位独特的女性，成为一个心灵的个例病案。同时它还是穿过岁月的暮霭，向阿黛尔献上的一份薄奠。

（经作者同意，本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