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6年1月8日那个悲痛的日子至今天，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年了。这三年来，我们的党和国家发生了重大变化。我拿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更加怀念周总理。每当回想起周总理生前对我的亲切教诲和殷切期望，我就有了无限的勇气和力量。周总理是我的尊师良友。

1949年秋天，我作为教育界的代表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建国大策。会上，我荣幸地见到了久已闻名的党的杰出领导人周恩来同志。他就坐在我们面前。他那和蔼的笑容，风趣的谈吐，给了大家极深刻的印象，我们的紧张情绪一下子消除了。就在这次大会上，由于周总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特别是他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身体力行，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及各界人士对共产党的无限信任和拥护。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以后，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我作为教育界的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周总理把我介绍给毛主席说：“这是天津南开大学负责人，老科学家杨石先同志。”周总理工作那样繁忙，对我们却这样熟悉，使我深受感动。

1951年秋天，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周总理以政务院的名义，在怀仁堂会议大厅召集部分文教界、科技界知识分子开会。我作为天津的代表也参加了。会上，周总理用他参加革命前后思想感情的变化及参加延安整风运动思想改造的切身体会，向我们深入浅出地论述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特别指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光有民族立场还不行，民族立场也可能发展成民族主义，甚至堕落为法西斯主义。要彻底改造，一定要从民族的立场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周总理的话，有如阳光照亮了我的心。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过去几十年来，我茫然四顾，不知所向。周总理的一席话，为我指出了一条光明的大道。

回忆在我的青年时代，军阀连年混战，帝国主义列强蹂躏着中国的土地，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水火中挣扎。作为留学国外的中国青年，备受歧视和侮辱。他们骂我们是“劣等民族”“中国佬”，我忍无可忍，决心努力学习，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回国之后，我埋头业务，梦想实现自己的愿望。但几十年过去了，一事无成，我又陷入失望之中。中国的希望在哪里？中国的前途在何方？正在我彷徨、苦闷之时，祖国解放了，给我们带来了新生。

我过去走的道路为什么行不通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去见周总理，向总理倾诉了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周总理亲切地对我说：“你那‘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国民党反动派只是把你们当作装潢门面的点缀品而已，根本不把你们放在眼里，更谈不上听取你们的意见，发挥你们的作用。关键在于政治，在于社会制度。你不是在国民党统治下搞了23年教育工作吗？救了国没有呢？你不是搞了多年的科学研究，在国内搞不了，又多次出国去搞，你的科研成果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呢？蒋介石、国民党这帮人能使教育和科学发挥作用、为全国人民谋利益吗？即使你们科学家有了很大发明创造，他们想的不过是他们自己怎么从中捞点好处！”周总理认真而又严肃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希望的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思想不彻底改造是不行的。现在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教育科学事业必然要突飞猛进地发展，你可以拭目以待。”周总理的话像春风驱散了我心中的迷雾，豁然开朗。今天回想起来，深深感到总理对我们知识分子寄予了多么大的期望呀！

我永远不会忘记，1954年9月下旬在第一届全国人大期间，周总理在办公室接待我时对我的帮助和教育。当时受党和人民的信任，我兼了20多种职务，还在本校担任教学和培养研究生的任务，简直忙得无法应付。在工作压力下，我处理不好各种关系，总想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科研。我去找周总理，周总理在百忙中接待了我。我向周总理诉说了自己的看法和要求，周总理一直耐心地倾听着。

我对周总理讲：“我现在兼职太多，重点应该放在哪里？”我又说：“我不是搞行政的，是搞科研的。我不是共产党员。大学是培养人的重要地方，总得派个懂得党的方针政策的人来接替工作。”周总理听完，站起来走到我的面前，亲切地向我解释说：“我们建国不久，有许多事情需要做，而现成的人手很少，没有人可以派。如果我还可以派个大学校长的话，我早就给他比大学校长更重要的事去做了。有好些人可以多做些事，有才干的人为什么不能多做些事？当然兼两三个职还可以，兼二十多个就太过分了。”总理询问了我兼职的情况后，帮助我安排说：“在学校你就不要搞教学了。教了二三十年书，你就没有得力的学生、得力的助手？可以叫他们去教。学校的行政事务是不是找个老党员、有行政能力的，再找个老教师，有威望、能办事的，你就叫他们做校长助理。头半年自己抓得紧些，叫他们经常汇报。过半年后，能称职，你就可以推荐他们做副校长，大部分事就不必经常过问了，叫他们汇报就可以了。这样你的行政工作不就减轻了吗？”周总理又说：“你既然兼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化学组组长，你自己也几次到国外去搞研究工作，今后应该把力量集中到这方面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在这方面队伍很小，力量很薄弱，尽可能地加强这方面工作。”周总理又说：“你能担任许多职务是人民推荐的，我不能来个命令。你自己要有个交代，做一段时间，找出接替人选，推荐给群众，说明自己有困难，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可以叫别人接替这些工作。”周总理的头脑是这样清晰，处理问题是这样明了，使我如释重负，心情顿时开朗舒畅了。我按照周总理的安排去做，果然各项工作处理得比较妥善，我的研究工作也能够顺利进行。(www.daowen.com)

1956年，我参加了周总理主持召开的我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在农药规划的讨论中，大家说，最近二三十年农药发生了变革，从无机农药、生物农药发展成为有机农药，尤其是有机合成的研究工作在农药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当时研究规划的同志们说，农药的研究工作交给农业院校，他们接受不了，要交给有机力量比较强的单位。他们要求南大接受这项工作。那时总理一再号召大家：“要勇于接受国家任务。”我响应了周总理的号召和大家的要求，接受了农药研究任务。周总理对我说：“你先找几个人工作二三年，先不要向国家伸手要钱、要人。你们做了工作，国家自有安排。”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回校后，我动员了陈天池和陈茹玉两位教授，我自己也带头参加。我们三个人每人带着一个助手，开始了有机农药的研究工作。

1958年，在国民经济“大跃进”的伟大年代里，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出现了新高潮。我们和化学系的师生一起，遵照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导，建起了“敌百虫”“马拉硫磷”两个农药车间。8月13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到这两个车间视察，并做了很好的评价。

在毛主席科研路线指引下，在大办科研的伟大革命运动中，十二年规划只用了六年多一点的时间就胜利完成了。1962年，我又参加了在周总理主持下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根据第二次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和全国农业规划会议精神，受周总理的委托，我们筹建了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周总理指示要把农药研究和元素有机化学研究都搞起来，填补我国科研的空白。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元素所几乎被他们搞垮。“四人帮”在天津的那个死党疯狂地叫嚷：“南大是大学，不是科学院，要研究所干什么？把那些人都调出来！”我气愤地说：“元素所不是学校要搞的，也不是我杨石先要搞的，是根据国家第二次科学规划会议，受周总理委托搞的。你们说没用，农民等着用农药。国家用了几十万元投资，培养了这些人。你们要把它搞掉，我怎么向周总理交代？”紧接着副所长陈天池被迫害致死，经费被卡掉，人员只准调出，不准调入，流失骨干力量达四分之一。元素所的牌子被摘下，公章被没收，元素所被打成“土围子”。林彪、“四人帮”给我们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灾难。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周总理抱病工作，并做了重要报告，我又亲耳聆听了周总理遵照毛主席指示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宏图，要求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号召。我为毛主席、周总理展示的这幅宏伟蓝图激动得难以抑制。周总理这种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给了代表们很大教育。会议中，周总理还利用休息时间，到天津代表组的休息室里来，跟每个代表握了手，谈了话。我看到周总理瘦削的面庞，心里很难过，对周总理说：“我们全校师生员工都关心您的健康，让我代表他们向您问候。我带来了大家的心意。”周总理笑着说：“我的病情现在好转了，已经基本控制住了，身体恢复了十分之八九。”我们听了都非常高兴。周总理接着说：“向南开大学的同志们问好。将来有机会一定去看你们。”回校后，我向大家转达了周总理的问候，大家激动万分。大家天天盼着能再见一见周总理那慈祥的笑容，再听一听周总理那亲切的声音。万万没有想到，万恶的病魔过早地夺去了周总理的生命，那次见面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在我们深切地纪念周总理逝世三周年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党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英明的决定，是伟大的历史性转变，体现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也体现了周总理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今天，在党中央领导下，已经开始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我们是多么欢欣鼓舞啊！周总理如果在天有灵的话，那么也会含笑九泉了。

我现在已年逾八旬，能够参加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感到十分高兴和快慰。但是，我看到被林彪、“四人帮”摧残了的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还没有很快得到恢复，看到我工作过几十年的周总理母校距离重点校的要求还相差很远，想到周总理托付我的农药化学所还没有建成，心中又十分焦急和不安。我要以周总理为光辉榜样，为人民鞠躬尽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原载于《天津日报》，1979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