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胜利以后，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胜利发展，学校的教学改革也取得巨大的成绩。经过历年一系列的运动，特别是1957年“反右”斗争，使我认清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认识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在这个时期，我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认识到不彻底改造立场和思想方法的危害性。例如自己不愿担任行政和社会工作，当时我的理由是党既然重视科学，要发展科学，而自己又是科学工作者，希望多在科学上做工作而党反而要我搞行政、搞民主党派、搞工会和许多其他工作，这怎么理解呢？我的想法表面上是冠冕堂皇的，说要集中精力才能为人民做出较多贡献。但实际上，则是以我在这方面有专长，“本钱”比较雄厚，可以出人头地，可以在科学史上争取地位的个人名位考虑和知识私有观念的暴露。经过深入分析，我对于自己思想的真实面貌有了大吃一惊的发现，这时候才体会到党要我适当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是给我更多的机会接触群众，来扭转科学工作者见物不见人、关起门来搞工作、脱离群众的积习，并在群众工作的实践中加速思想改造的过程。经过思想挖根、分析和批判，终于解决了这些问题，社会活动是个人很大负担的想法有了纠正。群众确在多方面给自己以帮助，因而进步较快，心情亦更加转为愉快。

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新中国宪法的颁布，给我以很大的鼓舞。接着“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提出和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使我无比兴奋，对党进一步产生了热爱。1956年春，我又荣幸地参加了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草案”的制订工作。当时我的心脏病虽在发作，但在这半年多时间里我仍积极投入并且全力以赴。通过这一段，我深刻体会到党的正确领导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国内没有经验，虽有苏联专家的协助，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是不很清楚的。最主要的还是靠党的具体领导和组织工作，使异常复杂的内容大小就绪，轻重适宜，成为一个完整的纲领来带动全面。草案的制成，充分说明党是能够领导科学的。通过参加这次规划我亦体会到，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没有明确的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治方向，不可能发挥作用，因而认识到自己以前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对今天国家的迫切需要毫无裨益，必须改变方向。我接受了科学规划委员会上同志们的意见，让南开大学加入农药方面的研究，以加强这一方面的现有力量来支援农业。这就是说，科学研究工作必须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相结合，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