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公元1897年1月28日（清朝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一个中等官僚家庭。六岁以前母亲带我和弟弟随祖父母住在杭州。祖父在浙江做官多年，历任嘉兴府知府、宁绍台道等职。外祖家也在杭州。

六岁时父亲接家眷至济南，他在山东初为候补知府，后因为办理黄河防汛有功，保升候补道。我在杭州时已上家塾，开始识字，到济南后父亲又延请教师来家教读。学四书、五经（缺《易经》）、《史记》、《文选》而外，又兼习数学和地理。故早年教育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亦略具维新的成分，因父亲已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十一岁时父亲被直隶总督调来天津供职，家亦由济迁津。我兄弟二人开始学校生活。我们考入民立第二小学，我插入高二，弟弟入高一。1910年我在高小毕业，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次年弟弟毕业，考入青岛德国高等专门学校预科。这完全符合父亲的愿望，因他曾一再表示希望我学农科，弟弟学工科，而美国和德国又是他认为这两方面最理想的国家。他确实体会到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

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国民党掌握了新政权，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进行政治斗争，暗潮剧烈。父亲过去政治关系是属于北洋派，而感情上又倾向于维新，有严重抵触情绪，故不愿在北方政府任职。有友人推荐他到原籍安徽省政府做事，尝试两年又告失败。这使他认识到自己脾气不好，思想不合时宜，没有在新时代做官的本事，不如坚决退出宦途，另觅谋生之道。适母亲身染重病，长期需人照料，而妹妹又小，父亲自己无法管教，遂将他们送外叔祖家在上海暂住。自己则只身赴北京，寄居会馆，以卖文、鬻字为生。这一家庭变化在我们兄弟两人的思想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们在学校都享有公费。每年家中原只需补贴二三十元作为零用和服装之费，改由自己工作弥补，困难不大。但一个美好完整的家庭忽然烟消云散，连假期都无家可归，这对十多岁的青年人来说是痛苦的，而且认识到以后的一切，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了。父亲有见解，亦有办事能力，但是没有专门学问而又性情戆直褊急，说话经常得罪人，在变乱的时代很难不遭受打击的。

家庭的情况如此，国内国外形势又如何呢？国内军阀专横，内战不息，民生凋敝，外侮日亟。国际则德、英争霸，欧陆风云紧急，日本野心勃勃想乘机吞并东亚。所以我在青年求学时代始终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学业和锻炼身体，其余一概置之不问，以期自己学成之后负起重建家庭和复兴祖国的责任。当时以为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内广大人民未受教育，不能发挥政治作用，而掌握政权的人又都是无良心的政客和无头脑的军人，互相勾结利用，既无政治经济常识，又不懂得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以致一切落后，无法抵抗，听人宰割。特别是科学，它为新时代教育的重要组份，为技术的源泉，如果中国不能掌握、发展，则永远不能脱离落后的地位。这亦就是教育和科学救国论者的看法，自己对之深信不疑，绝未想到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可能是一条走不通的途径！

我在清华学堂前后读了七年，中等科三年，高等科四年。学业上的竞争是剧烈的。入校时同班同学为一百七八十人，各省按规定名额招考送来的，每年淘汰一部分，又由学校自己招插班新生若干人。最后毕业时只余五十多人，其中原来的略逾半数。七年中我饱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浸润，无形中养成了崇美的观念。由于认真学习，一般成绩优良，名列前茅。但仍有一点不尽为美国教师所满意的，就是拒绝接受耶稣教义。这是由于早年父亲时常对我们说起清末各省教案的始末，使我对帝国主义以宗教为侵略工具有了初步的认识的缘故。何况真正从事科学的人对宗教总是有抵触的，不过许多人由于多年习惯不能自拔，只在形式上奉行尔。幸而清华还是中国官方的学校，不能因此而把我排斥。

1918年夏赴美被分配至纽约州康奈尔大学。该校工科、农科俱享盛名，规模甚大，全校有学生三四千人，中国留学生亦达四五十人。因我填的志愿是农科，所以被分往该校。不料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美国在后期亦正式参战，加入联盟方面。全国及龄男性青年有高中毕业水准的均被征入军官后备大队训练。惟工科和医、药、化学等方面可以部分免征。因而文科、农科等全部变为女生。化学则因军事需要（毒气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展开）而大大地加强了。自己原来对化学兴趣很高，遂呈请留学生监督转入应用化学科。

当时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处境是相当痛苦的。因为辛亥革命后，政治依然腐败，内战不息。当日本提出了廿一条时又被袁世凯政府接受，毫不抵抗。遂被当作劣等民族对待，经常受到侮辱。只有在学校内还能得到尊重，因有学业成绩作标准。这种情况更加刺激自己学好专业的要求，更加坚定早日归国办好教育和发展科学的志愿。我曾大胆地告诉美国同学们，不到五十年中国一定可以屹立起来，你们等着瞧吧。对于美国制度上的许多缺点亦不可能不看到，过去把美国当作理想国家的幻想很快地被打破。

1922年春在应用化学科卒业，赢得多数教师的深厚友谊，他们希望我留校作研究生。当即告以愿往有机化学工厂，尤其是染料或者制药厂，工作两年取得生产经验，然后再来进行研究。系主任和教授都为我进行推荐，不料大的厂家对于黄种人十分歧视，特别在染料和制药方面有不少业务秘密，深恐泄漏，坚不同意，个人原定计划不能实现。不得已入康大研究院，准备博士论文，估计约需二年半至三年。自己清华公费尚有一年半，成绩好还可延长一年，导师又告我可以申请本校研究生奖金或研究专款，故完成学位应无经济困难。工作一年，进行极为顺利，初步全面考试和德、法文都已及格，实验结果亦完成计划一半。忽然接到母亲来信催促回国。因外叔祖去世，大家庭分家。二舅舅经济情况不好，母亲和妹妹不便继续寄居，父亲收入照顾自己都有困难，何况还须接济祖母（祖父已去世）。弟弟虽已在三年前考取安徽省留德公费，但还要一年才能毕业，故目前只能要求我即日归国。因此我不得不与导师商量将完成的部分硕士论文进行答辩。于1923年夏束装归国。由于这是临时决定，未能早一年向国内接洽工作，只能在抵沪以后四处托人介绍。有德商征求我作银行的染料和药物的化学技师，有旧日同学推荐我到银行作业务技术员，同船归国的两位留美学生代浙江大学和南开大学邀请我教书。我终于选择了最后者，来到南开任教。因自己仍然忠于过去教育、科学救国的信念，并拟终身致力于这两个事业。

1923年至1929年在南开大学服务六年，教学上有成绩，故于1929年夏，争取到出国进修二年的机会。再度赴美入康纳替克州耶鲁大学研究院进行杂环有机化合物的研究。工作两年成绩甚佳，于1931年5月考得博士学位。当时德国著名化学家、明兴大学诺贝尔奖金获得人维兰德教授来耶鲁大学讲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承他美意约我到他的实验室作为客籍研究员一年。因函南大商量，拟于1932年秋返校，未得同意，遂往英国和欧洲大陆作两个月的考察旅行，并至维兰德教授处道歉。承他同意，两三年内随时再去，然后取道苏联，经过西伯利亚归国。

1931年秋到校后忙于开设新的课程，并布置新的实验和规划新的装备。翌年正式开展研究工作，首先在合成药物方面。两年后发表一部分结果，得到好评，并继续深入，一方面扩大研究的面，另一方面和医学机构联系协作。这时日军已由东北入侵冀东，并于1937年夏初酿成卢沟桥事件与京郊我军展开战斗。同年7月底天津日军开始行动，炮击并进占南大校园。除事变前三四日抢救出一部分图书仪器外，其余均被掠夺和摧毁。十余年心血毁于一旦，悲愤之余誓作复校的决心。遂即日南下参加抗战。同年10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安置三校部分师生。我被任为化学系主任。次年春又迁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至1945年参加西南联大教学和行政工作，前后六年有余。除在理学院化学系任主任而外，嗣又兼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最后又兼教务长。西南联大学生虽然不少（2000至3000人），而教师则因三个学校合并起来显得多了一些，每系均有十个左右的教授，还有若干讲师和助教。而图书仪器又甚缺乏，使研究工作几乎无法进行（生物、地学、考古等除外）。

1945年夏，第三次去美为南开物色教师，采购图书仪器，并在印州大学任访问教授兼研究员两年。当时美国有数十万青年退伍，分批免费入学，高等学校入学人数激增，达到正常的两三倍，而师资奇缺。故外国学者和研究生都受到热烈欢迎。自己亦利用这一机会补齐自己八年来的缺课，了解化学及其接近领域内的新发展和新趋势。又看到了若干为美军占领时掠夺而来的德国化学工业研究的秘密资料。这些文件经过有关专家审查后，分别影印交给政府机关、有关工厂研究室以及大学研究所或作内部资料，或作一般参考。我曾写信给伪教育部、伪工商业部、伪中央研究院，希望他们组织力量进行收购和托人摘要抄录以备国内参考。但是他们或者认为无关重要置之不理，或者复信说现在无力办理，以后再说。

1947年我准备归国。印州大学化学系同仁一再敦劝我再作二三年之留，因国共战事正在东北进行，华北即将卷入，归国后恐无法工作，不如候局面稍为稳定再作归计。同时对他们亦大有帮助。我认为国内局面甚难估计，二三年未必即能稳定，又因南大同人来函敦促，终于年终乘轮归来。

1948年2月抵津，归国一年后天津市获得解放。(www.daowen.com)

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有人约我离津南下，伪教育部亦有指令随时乘机退出。我对国民党和蒋介石自抗日战争以后完全丧失信心，不愿追随他们。而对中国共产党又毫无认识，曾为之彷徨多日，举棋不定。后来经过一番分析，觉得前面一条是毫无希望的道路，后面一条虽属不可知，但可能有好的成分，应当留下来看看。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看到解放军纪律是严明的，为任何军队所不及，士兵们对市民亲切和蔼，带来了一个极好印象。后来刘少奇同志来津召集各界人士谈话，提出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和希望，心中为之稍安。经过一段紧张学习，对于新政权有了初步了解，很多问题得到了答案。但仍未能充分体会它们的重要意义。

我没有估计到党会令我以教育工作者代表的身份出席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说明它注意到我多年在教育工作岗位上的努力。这给我以巨大的鼓舞，特别是在10月1日走上天安门城楼之后，由周恩来总理的介绍，和毛主席握了手，他的慈祥的微笑永远刻印在我的脑子里。我此后必须严格遵照《共同纲领》的要求，不辜负党对我的关怀。

抗美援朝给我以巨大的震动和难忘的教育。自己认为在列强中过去对中国态度较好的是美国，它帮助蒋介石，诚然不幸。但蒋介石是扶不起的阿斗，美国的态度终究会改变的。现在抗美援朝就消除了这个可能。同时对能否援朝亦深深地怀疑。当消息公布后，黄敬市长问我的意见，我说能够自保就不错了，提出援朝是否调子过高？自己主张陈兵鸭绿江边暂不南下。用意是什么？惧怕美国，不信自己军队能与之对抗。若美军入侵东北则苏联必须出兵，因中苏有共同防御的协定。现在南下则只能是中美之战。朝鲜没有实力，苏联没有义务，我们的牺牲可能巨大。自己虽然不懂军事策略，亦不掌握全面形势，俱从常识判断，认为不智。结果如何呢？完全证明毛主席看法的正确，美帝只是一个纸老虎，敌人被驱回三八线，不得不签停战协定。东北稳固了，朝鲜人民共和国保全了，而我们的伤亡并不太大，并且这个战役的影响是非常巨大而深远的，它使全国人民有了无比的信心，党的威信更加巩固，新中国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美帝对我军采用了细菌武器，而苏联则对我全力协助，这使我对两大阵营产生了正确的感情。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虽在初期给自己带来了一些痛苦和不安，因不习惯于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总怕发生重大偏差。其实这是完全不必要的顾虑，有党的正确领导，遇有偏差，随时会加以纠正。结果使自己认识到个人的真实面貌，抛弃了不少思想包袱，效果是宏伟的。

多年的资产阶级教育和旧社会的影响所养成的顽强而根深蒂固的思想体系，虽然不断地受到震动和批判，但要彻底清除确是艰巨的工作，需要长期的努力。

我过去不喜问政治思想，只是关门进行学术工作。后来在学习和运动之外，参加政治生活和多种社会活动。我虽然了解党的美意，但总有抵触情绪，体会不到学术不能脱离政治、工作（包括学术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的真理。这一症结在自己心中长期不得解开。最初甚至有党不了解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用人非其所长的错误想法。以为叫我搞民主党派的工作、教育工会的工作，所取得的效果远不如叫我搞科学研究为大。科学工作是中国多年来最落后的一环，而有训练有基础的科学家人数不多。社会工作当然亦重要，可以让许多学社会科学的人去搞。但看到中国科学院在新中国成立后即行建立，不少新的研究所逐年增加，1955年又有学部的成立和学部委员的选举，1956年又进行国家科学技术远景规划，说党是不重视科学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一定是自己在思想上和认识上有问题，应当深入细致地去挖掘，后来终于在访苏、整风、“反右”和交心的过程中获得了解决，找到了答案。

1957年冬访问苏联对我个人是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事件。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赴苏的目的，是和苏联广大科学家们商讨中国的科学技术规划，征求他们的意见，又代表中国国务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高教部分别签订双方合作协定，这使我有机会座谈、参观和深入了解苏联科学发展的情况和工作的方法，收获是甚大的。

上面已经提到，自己多年来是以教学和科学研究为自己终身努力的目标。但是几十年来只能先从教学开始，因为科学研究的条件还不具备，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消耗了自己将近十年的时间和精力，新中国成立时我已年逾半百，估计还可工作十年至十五年。如不抓紧时间，要在科学上做出较大的贡献是不可能的。故对行政工作、社会活动，甚至文娱都不愿参加，自己相信这是从祖国科学的长远利益出发的。现在看这些认识是有片面性的。

很久以来，我钦佩党、爱护党、信任党。许多同志的入党给我以很大的鼓励和刺激，但总觉得还有小的隔阂未完全消除，不好启齿。

现在隔阂消除了，使我在精神上无比的愉快，毛主席又向我们提出了“红与专”的要求，我坚决在红的方面作更大的努力。我真诚地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愿意用它武装自己。我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愿意在他的旗帜下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在内，为人民事业奋勇前进。

1959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