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60年美国卡森写的《寂静的春天》一书问世为标志，近年来世界各地的环境保护者曾经掀起一阵指责化学农药和一切化工产品的风潮，导致农药新旧品种的迅速更替。一个新农药品种在获准使用前，在50年代仅需急性毒性数据就够了。60年代要求提供慢性毒性数据，但对致癌、催畸、致变异等方面尚无什么要求。进入70年代后，除要求新农药低毒、低残毒外，还要求提供一整套慢性毒性数据以证明对非靶生物体及对整个自然环境的生态系统都无不利影响（注：非靶生物体包括家畜、野生动物、天敌、益虫、水生动物、甲壳类、鸟禽类、原生动物、环节动物、软体动物、两栖动物等）。因此为了提高选择性，筛选一个新药所需合成的新化合物，自1956年的1800个提高到现今的10000个，难度大大提高了。据国外统计，一个新药从科研到投产要花8～10年时间，投资达2000万美元，耗费50万个劳动力。有时仅为了弄清毒性问题所需的科研费用达40%～60%，历时6年之久。近年美国首先禁用了有机氯制剂和汞制剂。1976年美国环境保护局（EPA）要求对敌百虫、敌敌畏、克菌丹、福美双、西玛津等大吨位品种进行慢性毒性审查。1977年又提出氟乐灵含亚硝胺问题。若整个二硝基苯胺类型除草剂遭到禁用，估计美国国民经济每年将损失40亿美元。1975年美国卫生、教育、公共福利部颁布的可疑致癌物质的清单中有很多高分子化合物和化学中间体，如医药中的青霉素、磺胺药、金、锌、钴甚至生物体所不可缺少的天然产物如石蜡、胆固醇、乳酸、氨水等也都被列入。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大公司反应非常强烈，认为农药老品种面临停产的威胁，新品种则因科研投资太大、周期太长，15年的专利权很快失效，对开发新农药有望而生畏之感。有些已被迫改行，有些则认为整个农药工业面临被扼杀的危险。美政府通过的“Delany修正案”和“EPA致癌原则”曾规定一个农药在试验慢性毒性时不应限制剂量，一旦在试验动物身上发现良性瘤也在取缔之列。美国不少科学家认为保护环境无可非议，但对有关当局所进行的试验方法表示怀疑。因为动物在很高剂量（接近致死量）药物的喂食下，其正常防御机制和补偿机制遭到严重破坏，而这种现象在低剂量喂食时不会出现；加上有些品系的大白鼠在衰老时也有自然长癌率，因此往往实验结果并不完全反映真实情况。总之，近年在美国国内对农药毒性问题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近来欧洲各国也采取一些加强管理农药的制度，但不完全赞同采取这种过于严格的措施。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新的形势要求农药科研水平在下面几方面迅速提高：

（1）要求充分发挥精细化学的特点，寻找更为高效的药剂，以减少用药量从而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这样很多高效品种即使其结构很复杂也被相继研制出来。例如杀虫剂中拟除虫菊酯类Decis，杀菌剂中的氟三唑等比一般施药量要降低1～2个数量级。现已人工合成的昆虫激素Disparlure及植物激素三十碳醇的用药量均可降低到每亩1毫克以下。

（2）要求以极其精确的测试手段，追踪和弄清农药在自然环境中各种代谢和降解途径。现今在农药研究中采用的现代化分析技术，已可使对代谢物和降解物的测定达到前所未有的精确度。这样对农药的安全评价也有了可靠的科学依据。(www.daowen.com)

（3）要求研制新的剂型以减少环境污染。据研究证明采用经典的施药方法，农药直接打中靶生物体的概率仅占百分之几，绝大部分都不必要地扩散到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剂型的改进潜力很大。最近缓释剂、超低容量喷雾剂、胶悬剂等的出现可望降低用药量，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4）要求研究更快速简便的慢性毒性测定方法，尽快地弄清药剂对各种生物体的影响，以缩短科研周期，扩大筛选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