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发现部分化学农药有环境污染问题，各国相继制订了一些规章制度，这是完全必要的。为了确保人民的健康这一目的，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当前国内外也在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将来，甚至说本世纪末，第三代农药要取代第二代农药。”（第一代农药指19世纪以前用的农药，即无机农药和植物性农药；第二代农药指有机合成农药；第三代农药指生物农药。）这些说法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而且划分方法也不是界限分明，因而很不科学。今后化学农药向何处去？这也是广大农药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下面就谈谈我们的看法。

若要知道化学农药的将来，就应该了解它的过去和现在。从历史上看，化学农药对于保证世界农业产量的稳步上升，对于控制一度严重危害农作物的害虫和疾病都曾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于消灭人类若干种传染病如疟疾、鼠疫等等，这里就不说了。）30多年来，随着农药科研的发展，化学农药的品种愈来愈多，产量也愈来愈大。经过多年的考验，一些老品种（根据发现年份）仍在大规模地生产和使用着，如除虫菊素（15世纪）、石硫合剂（1851）、硫酸铜（1861）、溴甲烷（1931）、代森锌（1943）、马拉松（1950）、西玛津（1956）等。这些第一代、第二代农药没有慢性毒性的问题，为什么非要取消呢？

再看化学农药的现状。生物农药对非靶生物体（如天敌等）毒性小，对环境不会造成污染，是有不少优点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拿天然的保幼激素来说，在自然条件下不够稳定，对幼虫也无杀伤能力，仅能阻止幼虫向成虫蜕变。近来还对有机磷杀虫剂有抗药性的昆虫对保幼激素也会产生抗药性。现在许多实际使用的如Altosid等则是用化学方法合成的类激素物质，是从许多化合物筛选出来的化学农药而不是生物农药了。再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新型的昆虫激素Dimilin（PH60-40）完全是人工设计的化学农药。它阻碍昆虫表皮的生成，它的毒性很低，选择性很高，对哺乳动物、水生动物、禽鸟、甲壳、蜗牛及两栖类都无影响。更特出的是，Dimilin和天然保幼激素相比，杀虫谱更广，药效更高（10倍），也更稳定。

另一个例子就是拟除虫菊酯。1918年人们开始从除虫菊花中提取天然除虫菊素作为无毒杀虫剂出售，但来源有限。有机化学工作者找出它的结构，探索它的合成方法。自1950年第一个化学合成的拟除虫菊酯（丙烯菊酯）问世以来，经过20多年的持续研究，现已有不少新品种投产，例如苄呋菊酯、二氯苯醚菊酯、Decis、S-5602等。它们除具有天然除虫菊素一切特点外，对哺乳动物的毒性比天然的还要低3～4倍，对家蝇的药效比天然的还要高50倍以上，还能防治天然除虫菊素所不能防治的咀嚼口器害虫。(www.daowen.com)

上述两个例子说明，随着现代化技术的迅速提高，人工合成的化学农药超过生物农药（自然不包括天敌、病毒制剂等）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

在展望化学农药的将来时，需要有一个辩证的、发展的观点。生物农药具有选择性高、不易污染环境的特点，而化学农药具有收效快、适宜于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特点。两者不应该互相排斥，而应在我国“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指导下，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各得其所，各尽其长。化学农药和环境污染之间并无必然的、内在的联系。如果今天因为部分化学农药有环境污染问题就主张不去发展它，岂不就是和看到放射性元素可能污染环境而不去发展原子能一样。这是一种片面的、有害的观点。在有问题的农药停止使用后，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迫切要求尽快地研究出更多更好的化学农药。例如，最近美国禁用有机氯制剂后，又禁用杀虫脒和Fundal等。由于农药品种太少，1977年美国11个州的棉区发现虫害十分猖獗，经各州纷纷告急后，EPA不得不将尚在审查中的4个新化学农药（新拟除虫菊酯、Bolstar 6等）提前试用，这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

第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我国在1985年粮食产量将要达到8000亿斤，每年增长率保持4%～5%。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战斗目标。党中央又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各行各业都要大力支援农业。多年来，由于受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干扰和破坏，目前我国农药的产量仅能满足国家需要量的60%，并且品种结构很不合理（杀虫剂太多，杀菌剂和除草剂太少），自己创制的品种也非常之少，远远满足不了农业高速度发展的需要。农业现代化对农药的迫切要求，也一定会给农药科研带来更多更新的课题。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我们农药工作者虽然感到身负重任，但是有决心有信心努力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为早日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建立我国自己的农药体系，而贡献一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