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各方面要求，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今后每隔几年将陆续编写“国外农药进展”续篇这次续篇扼要地叙述1972～1977年国外出现的农药新类型和新品种以及研究的新动向。在这一时期内由于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引起各国的关注，因而合成化学农药，特别是杀虫剂受到较大的冲击。除采取必要的防治污染的措施外，人们还希望合成一些无公害的农药。通过不断的探索研究，近年来出现了继无机农药、有机农药之后的所谓“第三代农药”。这类农药一般是指在生物体内所分泌的具有生理生化作用的物质的人工合成物或类似物，它与直接来源于生物体的天然产物是不同的。可是有人却笼统地把它们称为“生物农药”，我认为这种提法很不确切，还会引起混乱，造成错觉。诚然，农药中如苏云金杆菌制剂、Disparlure（舞毒蛾性外激素）、除虫菊素等可以称作生物农药，但苄氯菊酯、Methoprene（合成的拟保幼激素）、Dimilin（PH6040）等则是地地道道的化学农药，显然不应划到生物农药中去。以除虫菊酯为例，经过化学家二十多年的深入研究，获得了一系列新型的化合物，苄氯菊酯便是其中一种。它无论在杀虫效率上还是在其他性能上均比天然除虫菊素远为优越。Dimilin只是由于它有干扰昆虫几丁质合成的作用，可以有效地用作杀虫剂，但不是直接从生物体得来的。至于Methoprene，虽然其结构与昆虫保幼激素有类似之处，但又不尽相同，尤其是在杀虫活性上昆虫保幼激素更不能与之相比。所以，从概念上说，第三代农药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来源于生物的农药，另一部分是人工合成的对昆虫、菌类有强烈生理作用，可以用作农药的化合物。第三代农药的出现虽是近几年的事，但已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可以预料今后会有较快的发展，从而开辟出农药的一个崭新领域。由于过去对于农药的慢性毒性注意得不够，带来一些严重问题。因此现在许多国家在新农药注册登记时，增加了多种新数据要求。这样虽会延长研究新农药的时间，增加研究新农药的费用，并使今后数年内，研制新农药的速度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但这是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和减少投资浪费不可缺少的措施，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

目前，国内外对用生物方法防治病、虫、草、害，都很重视。有人说，生物防治是针对化学防治说的，这是否又会重视二十年前卡尔逊（R.Carson）^[2]女士的论点，再次酝酿提出化学农药是污染一切环境（如空气、河流、土壤、食物）的毒物，最终能使“所有生物死亡”“人类绝种”，把化学农药视为巨大祸害而加以废除呢？我看经过那次激烈争论，并且有了多次详细调查、核实和具体分析，事实真相已经大白，绝对不会再有反复。二十多年来，合成化学农药一直继续使用，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在农业生产上，为了保证收成，消除病、虫、草的危害，人们还未找到比使用化学农药更为有效、更为优越的方法。尽管有的农药存在着隐患如致癌、催畸、致突变，但一经人们发觉，就可以摒而不用，毫无损于大局。现在在新农药投产前，人们已找出方法测出有无这种隐患的可能。何况生物在其漫长的生命发展过程中已经获得了保护自己生存的本能。

我们不是发现细菌、真菌、昆虫和一切生物（包括人在内）都有抗拒有毒药物的生理作用吗？对生物体本身，这固然是一种保护机制，可是对于人类防治有害生物，这恰恰又是目前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抗药性。解决抗性问题就要求一方面不断提供新农药；另一方面研究抗性机理，设法找出突破口加以克服。人类以他的聪明才智按照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办事，在不断解决矛盾中使自己的认识不断符合客观规律，是可以在其生存的全部过程中克服任何困难，从自由王国飞跃到必然王国的。

至于有人从生物（植物）中，找出昆虫激素抗体（antijnvenile hormone）的存在，用以杀虫，因此提出“第四代杀虫剂”（Fourth Generation Insecticide）^[3]。这种提法，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他们所津津乐道的“第四代农药”仍然属于“第三代农药”的范畴。

在杀菌剂的发展上，内吸性药剂的大量出现，使其研制工作前进了一大步。但人们很快发现它还有不足之处——容易产生抗性。这是由于它们能溶解于植物体液，当与多种有活性的物质特别是酶类密切接触时，参与多种代谢作用。然而，人们还发现内吸剂同保护性药剂混用时，效果较好，有增效的作用。人们对植物进行生理观察，以后又找出，植物在疾病发生后，自身能产生一种保护物质（有人叫作防御素），当然，今后在病害的防治上这也是可以利用的。此外，新发现的吡氯灵类下行传导内吸杀菌剂，对深藏在农作物根部的顽固难治病菌可以彻底扫除和廓清，是值得欢迎的好消息。

除草剂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在最近五年内仍未稍减。新品种之多，在各类农药中始终首屈一指。其主要原因，不仅因为除草剂能代替大量劳动力，而且由于农业除草是一项繁重而艰苦的体力劳动，必须加以废除。因此，除草剂还可免除中耕，促进水土保持等。

生物农药的成效不仅表现在杀虫方面，在除草方面也很显著（已有若干典型例子，包括在澳洲用各种昆虫可以消除仙人掌科植物对畜牧业造成的困难）。

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应用，使某些重要作物的收成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它们既然能刺激生长，那么它们促使收成的增加是理所当然的。但以往的增加幅度，一般在10%～30%之间。近几年来，由于人们不断努力，已大大突破这个范围：达到一倍以上的有花生、马铃薯；达到两倍以上的有棉花（2.5倍），达到四五倍的有苹果（4.7倍）。其他如甘蔗则已增加到75%，大米79%，黍子74%，橡胶45%等等。显然还有不少潜力可挖，尚未达到最高点。但获得这些增产的机制尚不清楚，而且增产的对象也各不相同，有的是种子，有的是果实，有的是地下茎，有的是纤维，有的是含糖量，有的是含脂肪量等。即使在同属脂肪的情况下，也不是由同一植物激素造成的。因此，对增产机制的研究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兴趣。植物生长调节剂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应用中，如无性繁殖、组织培养、无子果实、缩短生长期和催熟等等，已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必将带来更大的收益。(www.daowen.com)

杨石先

1977年12月24日

【注释】

[1]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于1976年编译出版了《国外农药进展》一书，并陆续编写续篇，介绍国外出现的农药新类型和新品种。本文是杨石先为《国外农药进展》（第二册）所写前言，该书由化学工业出版社于1979年7月出版。

[2]Carson女士是《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的作者。

[3]W.S.Bowers.Fourth Generation Insecticide，载Pcsticide Chemistry in the 20th Century，edited by J.P.Plim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