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植保与农药是在20世纪初叶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历史甚短，成绩很大，基本上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需要。但其发展亦不是一帆风顺的，而且存在的问题不少。因为它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建立和成长起来的，虽然从事科学工作人员中不乏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但很难完全脱离主客观的限制，特别是前者即资产阶级哲学和世界观的影响，后者则由于是新事物、新方法需要一个充分实践和积累经验的过程，不可能不在某些方面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导致路线错误和物质损失。而且在他们之中很少人接触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更不要说受辩证唯物主义的训练了，所以他们肯定地走了不少弯路，而且还将会继续地走些弯路。

植保与农药本身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包括农、林、牧、渔和理、工，涉及生物（动物、植物、昆虫、鳞蚧、真菌、细菌、病毒）、土壤、肥料、化学、物理、气象、水文等等。我们上面谈的现代植保与农药，是指用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从事植保与农药的研究，从多方面着眼，而不仅仅限于那些密切相关的或者联系较多的部门。所以，生物的遗传育种、远缘杂交、细胞杂交、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化学的有机合成、定向聚合、胶体作用、离子交换作用，生化的新陈代谢、激素、酶，物理的辐射、激光、超声、微波等等，无不提到日程上来，因此涉及的面就更加广阔了。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如何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时间、空间，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下面我先列举三个具体例子来说明形而上学在植保农药上的表现及其危害：

一、控制小麦锈病的问题。锈病是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粮食作物最严重的病害。尤其是在欧洲，后来在美国和加拿大，更晚一些时候在澳洲及其他地区。有三种类型：叶锈、条锈和杆锈，以末一种最为严重，有区域性的小流行和洲际大流行。在20世纪初叶，经过三次严重灾害（1894年、1904年、1916年），北美开始积极地进行科学防治，从育种与化学杀菌两个方面进行。育种人员在20多年间先后培育出七八个抗锈的小麦良种，包括冬小麦和春小麦，硬面和软面的，获得了巨大成功。化学工作人员先找出能杀菌孢子的药剂，喷在植株上进行保护，但在风雨冲击下很难保护得十分周密，病菌侵入植株以后，保护药剂完全失去了作用。遂又探索内吸性药剂，那药剂被植株吸入体内后就散布到全身，可以消灭侵入植株内部的病菌。但他们发现氨基磺酸钙这个药剂有两大缺点：一是会降低种子的发芽率，二是影响烤成面包的质量，需要进一步寻找更好的内吸和化学治疗药剂。但美、加两国农业部领导人将育种与化学防治的结果做了对比，认为育种已彻底解决了防锈的问题，可以一劳永逸，无须年年喷药，既费药又费工，故将化学防治工作的研究中途停止下来。不料十余年之后，这些良种的抗病性能逐渐衰退，以致一个一个地遭到彻底破坏，终于在1953年和1954年连续两次锈病大流行，损失惨重，不得不又向化学防治工作者火速求援。这个变化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锈病病菌是生物，既能无性繁殖，又能有性繁殖，在有性繁殖中就会产生差异。新生的菌种使小麦感染锈病的能力就和原来的不同。这种新生的菌种叫作生理小种，原来的生理小种是56号小种，后来出现的是15B小种，15B比56凶恶得多。要培育出抗15B的小麦新种需要四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在此期间我们不能听其横行无阻，而化学防治则能立即将其控制。果然，化学工作者在短期内即制成了若干较好的内吸剂和治疗剂，如萎锈灵、敌锈酮、放浅菌酮缩氨基脲、福美镍和化森锌锰、抗菌素P9、BAS-3270、派灭赛等。以上是全面防治三种锈病的药剂，此外还有几个专治叶锈病的药剂。这里，美国和加拿大农业部领导人的失策是对小麦和锈病矛盾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未从事物发展的观点、生物不断变化的观点和矛盾可以转化的观点来考虑问题，主观地认为育种的办法已达到控制小麦锈病的顶峰，无须再研究其他方法了。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唯心主义的，是错误的，既影响了农药的发展，亦使生产蒙受了重大损失。

二、杀虫剂中高效高毒的问题。在杀虫剂的发展史上，半个世纪以来，植保农药工作人员采用了有机合成的非常有效方法，创造了数以千计的各种新农药，确立了有机磷制剂的优先地位，又发现和发展了氨基甲酸酯类型的新药，使这些农药的杀虫效力比旧农药提高数百倍至数千倍，在短短几十年中农药的面貌全部改观，成果是辉煌的。但在发展初期，对毒性和效力的界限划得不够清楚。实际上，毒性和效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是对人畜而言的，而后者则是对害虫来说的。高毒虽然往往高效，而高效则不一定高毒。因为人和昆虫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对人低毒很可能对昆虫高效。事实上亦是如此，后来发现和陆续创制了一些高效低毒的类型。但由于在欧美国家农药生产全部掌握在私人资本家手中，他们过去在高效高毒农药上投资不少，所以反对和排除这些产品，强调用量小、收效大、品种多、原料广，至于中毒问题，认为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和使用的操作方法上可以避免，不是不能克服的困难，所以现在国外高效高毒的药剂是很多的。实际上在3911的生产使用中，许多国家都死了不少的人，我国亦不例外，并且可能是国际伤亡数字最高的。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最关心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毫无疑问今后农药发展的方向必须坚持高效低毒（包括低残毒）这一点，使植保农药永远沿着健康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www.daowen.com)

三、植保农药今后的新方向问题。在植保农药工作中长期以来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的。一部分人主张用化学防治的办法。他们认为农作物的一切病虫草害都可以用化学方法得到解决，其作用快，效力高，能够绝对保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质量和产量的要求，否则质量和产量都要大大下降。另一部分人认为化学方法效能虽高，但危害很大。它污染环境，消灭生物，危害人类健康，因此要求坚决废除化学农药，采用生物防治，但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数量，如《寂静的春天》一书的作者卡尔孙（R.Carson）女士所主张的。美国人民在本世纪60年代展开了全国性的大辩论，并且进行了长期的、全面的调查和研究。这种争论亦波及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初步取得的结论是：这两种看法都未能全面地看问题，都没能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观察事物。因为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也不会无一可取，应当采用其优点，摒弃其缺点。所以采取“综合防治”的道路是植保农药今后发展的必然途径。任何领域的成就可以利用的，都应当予以考虑，亦不能只限于用化学方法和生物方法。坚持采用一种排斥其他是错误的。

从上面所举的三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在各种学科领域中和在政治问题上一样，仍需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才能使我们克服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观点，避免犯严重性的错误，使工作遭到损失。林彪一伙历来反对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胡说什么“离我们太远”“是洋教条”“书太多，看不懂”“过时了”“没有什么新东西”“只要学习毛泽东著作就够”，他的后面一句话是他的两面派手法。他口里尽管大嚷“高举”“紧跟”“照办”，而实际上他连毛主席的话半句都不听。他贬低马列的险恶用心是要我们不去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没有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从而甘心去充当他反革命复辟的工具。所以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在政治上不再受骗，在工作上少走弯路和少犯错误。

（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