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正赶上没有风的艳阳天，太阳炙烤着大地，人们热得穿着单衬衣走路还出汗。

中央电视台的导演与摄影记者到我们学校来访，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已多次播放过我校教改的消息，但赶上这么热的天来采访还是头一次。

周导演和摄影的两位同志在校园里忙了一天也比较累了，快放学时，说：“摄一个轻松点的场面，就在教室里，同学们围坐在一起，讨论怎样实现班级管理自动化。”

同学们很快进入了角色，热烈讨论起来，周导演很满意，我也听得津津有味，忘记了时间。

体育委员走到我的身边问：“老师，咱们班是人治还是法治呀？”一时问得我莫名其妙。“人治怎样，法治又怎样？”

体育委员说：“您看看表，到什么时间了？”

我一看表，恍然大悟：“到做仰卧起坐俯卧撑的时间了。那当然要法治。”

多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我都强调科学管理班级，就要以法治班，制定了班规班法就要坚持执行，不能哪一个人一句话，或遇一点特殊情况，就不执行班规班法。

体育委员听我一说，便站到讲台上说：“同学们请注意，想想现在到什么时间了，要以法治班。”

听了这句话，围坐在那里录像的同学立即回到自己的座位，将桌面上的文具收拾好。但见一半同学躺在桌子上做仰卧起坐，另一半同学趴在椅子上做俯卧撑。

我一看同学们进入了角色，我也立即找到属于自己的桌子躺下开始做起来。

导演开头摸不着头脑，我也没向人家解释。过了一会，他见同学们累得汗流满面，但每个人都咬紧牙关坚持着，场面很感人，立即让摄影的同志仔细地摄下了这一场面和几位身单力薄的小同学咬牙坚持的镜头。

这种锻炼方式是我们1984年选定的。

那一年秋天，我给同学们读鲁光写的报告文学《敲开世界冠军的大门》。文章记叙了中国女排刻苦训练，顽强拼搏夺取世界冠军的经过。其中有一句话，深深激励着同学们，中国女排姑娘们说：“苦是一服灵丹妙药，我们要想强大起来，就得天天吃它。”

同学们说：“老师，咱们也该找服灵丹妙药来吃，使我们也强大起来。”

“大家讨论一下，我们上哪儿去寻找这样一服苦药。”

“女排的训练器械，我们没有。”“打沙袋，绑沙袋，也不现实。”

商量来商量去，大家觉得比较实际的方法就是在教室里练仰卧起坐和俯卧撑，不用器材，不用特殊的训练场地，又节省时间。

刚开始，每人只做三个。即使如此，有的同学两臂一屈，便胸部触凳，起不来了。过了几天，都达到了三个。

同学们觉得不苦了，就说：“苦才是灵丹妙药，不苦就不是灵丹妙药了。我们该增加运动量，两天增长一个试一试。”

那时国家体委规定的锻炼标准，女同学俯卧撑能做8次就达到了标准，可我们都长到10个了，学生还要求增加。(www.daowen.com)

大家意见一致，我看同学们干劲十足，体力很好，没有什么副作用，便同意增加。增多少？同学们要求每天增一个，这能受得了吗？同学们说：“受不了的时候再停也不晚。”

日月如梭，不知不觉两个月过去了，我们已增到了每天做50次。同学们吃着这苦药，果然自我感觉比以前强大了许多，于是还要求增，直增至80次、90次。达到100次的时候，有的同学意犹未尽，还要增。

我说：“不能再增了，万事万物，过犹不及，过分了就会走向反面。我们做到100次没出现什么副作用就不错了，每天能坚持下来，已经相当不容易。增到此为止吧！”

当时我正任两个班的班主任，并教这两个班的语文课。两个班，一个是学习成绩好，一个是学习后进一些的学生组成的。我在校的时候，总是和后进的同学在一起活动，他们做仰卧起坐我也跟着做。

我的会议多，1985年5月上旬到6月上旬，两班同学临近毕业前，会议仍不减，到各地开会不算，单是北京，30天内去了三趟，开了三个会。

外出开会时，我也坚持锻炼，可能缺少学生监督的原因，也许缺少集体的场效应，我自己在宾馆做到60多次，就浑身是汗，没有力气了，只好原谅自己。

开会回来，心甚愉快，又能和学生一起活动了。到放学前，又到了做仰卧起坐俯卧撑的时间，我同一班同学一起做。到60次时，似达到了运动的极点，汗流浃背，胳膊发软，但同学们还在做，我怎么好意思停止呢，只好咬紧牙关坚持着，好不容易到了100个。

我想：“这回可解放了。”可同学们没停止，还咬牙坚持着。体育委员分明在喊着：“一百零一、一百零二……”

我一看没停，自己也不好意思停，又双臂颤抖着，一次又一次地撑起那越来越重的身躯；感觉有骨断筋折的滋味，再坚持，头昏脑涨，再坚持，似乎麻木了也说不清什么滋味了。

体育委员喊到第120次时，大家才都喘着粗气停下来，我像获得了解放一样站起来，刚轻松一下，同学们又做另一个训练项目了，我只好又躺在桌子上，似乎是昏头昏脑地又做了120个仰卧起坐。我真不知是哪来的力气，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个纪录。

待做完以后，从桌子上下来，我浑身已像没有筋骨了，一点支撑的力气都没有了，我问：“以前都是做100次，这次为什么做120次？”

“老师，您不在家时，全班同学要求体育委员每天再长一个，您已20天不在家了，我们便长到了120个。”

“乱弹琴，老师不是说过万事万物过犹不及吗？不是说过到100次就不长了吗？为什么不听话？为什么和辩证法对着干？”我装作生气批评学生，内心却充满了喜悦，为什么？三年一班学生比三年七班学习成绩差，有几位同学相当淘气，但老师不在家时，这么苦的训练，他们不仅能坚持，还要求体育委员领着长，这充分说明他们成熟了，他们自我教育能力提高了。

现在回忆起来，我真该感谢那届学生，是他们监督着我，鞭策着我去吃“仰卧起坐、俯卧撑”这服灵丹妙药，吃了这么苦的药，我才坚强起来，体质也强健起来。直到今年暑假，我四处奔波开会，白天冒着36℃的酷暑讲一天课，晚间在宾馆还能坚持做完100次俯卧撑，再坚持做100次仰卧起坐，每当做完，浑身就充满了战胜自我的力量。

每天做这么多的仰卧起坐、俯卧撑，不仅增强了学生的体力，更重要的是磨炼了学生的意志。

学生管进行这种训练叫“上刑”，刚开始我看班级日报登着一条消息：“本报记者发现，上刑时，有的同学偷懒，动作不到位。”看了以后我觉得奇怪，问：“怎么能叫上刑呢？什么叫上刑？是不是你们打闹时，想的折磨人的残酷手段？”

学生笑了：“上刑就是每天的仰卧起坐俯卧撑啊！一做起来，难受得像上刑一样！”

我说：“这么苦，就别做了吧！”“怎么能不做，是我们自己选的，再说做的时候苦得要死，做完以后轻松得要命，心里也高兴得很。”

1991届毕业生我没让做，我想实验比较一下，做和不做有什么不同。这届学生的吃苦精神，明显比不上1985届、1988届每天做10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的学生，这届学生体育达标的优秀率也比前两届学生低将近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