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80年代，到校到家找我的人越来越多。

1984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在家准备写一篇文章。早晨5点多钟，咚咚咚，有人敲门。门打开，原来是东北师范大学在我们班级实习的几位老师到我家来找我谈近期工作。谈了一个早晨，老师们走了。

我正准备接着写那篇文章，咚咚咚，又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市教育学院文自成老师和盘山广播局孙局长，两位老师找我来采访，想为我写一篇报告文学。我们自然谈得较多，较细。10点钟了，咚咚咚又是敲门声。打开门，原来是鞍山某中学的老师，到校去找我，不见，又打听我家，找到这里来了。

上午没能静下心来写，下午家里又有事。待到办完事，已5点钟了，正想写，又是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东北师大于亚中老师和沈阳师院白德昆老师，他们是专程再次到盘锦来指导我的教学的，刚下车，便到了我家，我忙向两位老师汇报近期的工作……晚间8点，我想该静一些了，不料咚咚咚，又有敲门声。开门一看，是北京二龙路中学的老师们到校来听课，刚找到住处，怕我明天上课没有准备，便匆匆赶到家来通知我。

一个星期天，五次来客人，原订写文章的计划只好往后拖，省下时间来，尽量按客人们的要求去做。(www.daowen.com)

为减轻我的负担，省教育厅专门发了文件，规定到魏书生所在的学校去听课，须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文件下发，找教育行政部门联系的，行政部门加以控制，基本不予批准。可是不联系，直接来的，就没有办法控制了。特别是外省市的老师们，大部分都是没事先联系，直接就乘车来了。有一次因听课人太多，1984年教育局专为讲公开课盖的18米长的教室也挤不下，便到文化技校的大会议室。试了一段时间又挤不下，大家只好步行四里路到文化俱乐部。这样改变讲课地点的事情还发生过多次。

我的时间表经常由四面八方来的客人安排。1989年10月25日，副省长王文元及省市领导到校视察，到班级听课，同一天来访的客人还有抚顺、沈阳、辽河油田、胜利油田的领导及教师。从开学到放暑假绝大部分时间需接待各省市听课教师，或记者采访……

1989年国庆观礼回来，北京一位教师见我同时接待三家客人，另有两个检查团，便问：“你每天时间都被挤没了，心不烦吗？”我说：“也烦，也不烦。想到今天该写的稿又写不成了，该看的书又没时间看了，该做的本职工作又得往后推了，心就有些急，也有些烦。但老师们从祖国各地，有的自新疆、云南而来，风尘仆仆，比我更苦更难。我就该尽自己的力量使老师们满意；尽管我的力量微薄，时间有限，但老师们看得出来我是尽了心的，也就满意了。看到老师们满意，自己也产生满足感、幸福感。特别是在和老师们的交往中，学到了老师们难以描绘的好品质，好的教学方法，这样自己也变得更充实。想到这些，便能处之泰然，满足感、幸福感就更强烈了。”

这些年来，先后有27个省市的两万八千多人次到我们学校听课、指导。吉林一位老教师4年中先后6次到校指导，北京丰台张思恭所长先后3次到校指导，沈阳市刘承岩老师先后8次到班级指导，和几届学生建立了联系。有许多老师，白天在校听课，晚间打听到我的家，便到家里来谈。这些年我痛感自己是时间的乞丐，衣食住行什么都不缺，缺了也好将就，唯独时间，确实缺。在校时间东挤西占，没有办法，这就更显得晚上时间的宝贵，看书，写文章主要靠晚上时间。晚间写材料时，听到客人敲门声，说心里话真有些急，特别是有的客人是来谈被打击报复问题，有的谈户口，有的谈职称，也有外省的跑来要念书，也有精神不正常的也来找我。个别时候，应该说对客人不够热情。每当客人走后，我便深深自责，如果是自己到外省市摸黑到一位老师家，人家反应不热情，我将如何呢？经常这样想一想，再以后，一晚上接待几次客人，也能做到不想自己的读写计划，而诚心诚意地同客人交谈。我的爱人也很好客，新疆、内蒙古、吉林、湖南等一些省市的客人到家，赶上就餐时间，我们都真诚地将素不相识的客人留下，一起就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