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读书。

16岁，正是渴望读书的时候，然而“文革”开始了，学校生活便告终结。我刚念完初三，一切升学的美梦均告破灭。

运动了两年，我便从沈阳市三十二中学，下乡到了有祖国南大荒之称的辽宁盘锦。

同学们付出的劳动时间不算短，常常日未出而已作，日已落而未息，劳动所得却连辘辘饥肠都无法填饱，扩大再生产和积累更无从谈起。端起碗来喝白菜清水汤，放下筷子却绝没有人敢骂娘，原因是劳动归来还要抓各种各样的斗争会、批判会，大家都绷紧了那样一根弦过日子。“阶级斗争”果然“一抓就灵”，人们饿得要命，却能够搜肠刮肚，想出各种各样权势者爱听的话来进行“大颂扬”。并且表决心，要进一步勒紧裤腰带，去支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因为据说，他们正过着吃不上、穿不上的苦日子，在水深火热中受着煎熬。

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10个月，我当上了民办教师。那一年，我19岁。

从服从分配到心灵安宁

我读书的时候，并没想过能去教书。

刚听到让我去教书的时候，我并不愿去。我们全班55名同学下乡在一个青年点，有一位同学比我先得到分配，到县城的公路工程队去做筑路工人，同学们都羡慕得厉害。对我去教书则感到惋惜。有的朋友劝我不去，以便等待能当上领导的机会。尽管不愿去，但我又不敢不去，于是，便服从命令去教书。

教书之后，我才发现学生们心灵世界的广阔。农村孩子们真诚、质朴、勤劳的品质深深感染着我。我教的第一届学生便是小学毕业班，学生比我小不了几岁。第二届学生，年龄大的，才比我小四岁，这样我们共同语言便比较多。当时教材又比较浅，剩余时间，我便给学生读《红岩》、《欧阳海之歌》，讲我看过的一些书，介绍城里的一些事情。他们也告诉我一些在城里人那里听不到的农村的习俗、秘闻。生活在他们之中，我感受到精神的满足，灵魂的安宁。

那时，大人们为了适应形势而违心地斗争、批判、清队，整自己的同胞，我感到深深的悲哀而又无可奈何。于是我便决心在学生的心田里开辟一片绿地，播撒上真善美的种子。

我想，这世界上，如果由于自己的存在而多了一颗真诚、善良、美好的心灵，那我便获得了生存的幸福，有了一份生存的价值。

我一直认为，人活在世上，能不能幸福，最主要的是能不能有一颗好心。心肠好，那么生活穷点富点，工作轻点重点，寿命长点短点，他都能坦然无愧、豁达大度地对待，从而活得心安，活得幸福。人活着对他人、对世界有没有益处，有没有贡献，最主要的也在于他有没有一颗好心。心肠好了，那么体力强点弱点，才能大点小点，他都能尽心竭力地为他人为世界做好事。反过来，心肠坏了，就不好办，他自己活得太累，太麻烦，别人也会由于他的存在而累，而麻烦。教师显然是最有利于培养真诚、善良、美好心灵的职业，于是我便迷恋上了教书。

为了教书，我放弃过招工进城的机会，在农村教了两年零四个月。

1971年秋，辽宁省历史博物馆要招工作人员，从我们农场近四千名知青中选两名。农场领导确定了我，同志们也劝我去，我心灵的天平向去的一方倾倒了，办了回城手续，办了户口。正在整装待发的时候，事情又有了变化，这两个名额不给盘锦而给沈阳了。后来我被分配到当时盘锦最好的工厂——盘锦地区电机厂。

我深深地想念着学校，想念着学生，想念着老师们。到厂的第一天，便向领导提出不愿在工厂而要到学校的要求，但未获批准。我便继续申请着，即使在两年以后确定我做厂领导接班人时，我仍一遍又一遍地申请当教师。

批林批孔时，我因赞扬孔夫子是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并且不满“文革”运动而受到批判。某一位领导从我的日记、文稿中摘录出我的“反动言论”竟达108条之多。有的时候，我一天要挨三回批判，由政工干部下放到车间做工人，头上顶着若干顶帽子，自然没有了申请做教师的资格。

好在只过了两年多，“四人帮”便折腾完事了。他们一朝覆灭，人们也就不再认为我是反革命，便又让我离开车间，负责所谓的“七二一”大学工作。我想，我既没有罪了，何不要求去教书呢？领导同情我被批判时的遭遇，终于答应了我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六载夙愿，一朝得偿，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在教改中前进

1978年2月，我到盘山县三中教语文课，当班主任。不到半年，学校便不再让我教课带班，而让我当教导处副主任，负责学生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www.daowen.com)

听到这一消息，我连夜写辞职报告，因为我费尽唇舌，历尽辛苦，谋求的就是能带班教课，如果愿意当干部，我早就可以当比教导主任大得多的官了。于是，我苦苦要求让我继续带班教课。半年以后，领导答应了，但条件是以学校工作为主，兼班主任，教语文课。

当时学校1500多名学生，26个教学班，两名主任，一位主抓教学，我负责学生思想教育。那时学生纪律又特别不好，我每天忙于学校事务，自己班级学生自觉性也不强，二者常常无法兼顾。于是便开始尝试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和自学能力的教改实验。

当时是1979年3月。

那时我觉得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学什么。我同学生谈心，相当多的学生苦于不知语文究竟学些什么。他们感觉练习册到处是，花样翻新的试题如海浪般涌来，思维之舟掉在里面，不辨方向，不着边际。于是我便和学生商量讨论，画出了“语文知识树”。15年前我们画的语文知识树有10个分枝：拼音、生字、词汇、语法、修辞、标点、文学常识、文言文、阅读和写作。分枝以下还有小枝和杈。自学语文就先要扎扎实实地学习这些最基本的知识。

学生按照语文知识树去学语文，就像司机按照交通路线图驾驶汽车到没有去过的地方，做到了心中有数，少走许多冤枉路。

明确了学什么，紧接着就要解决怎样学的问题。自学能力既是一种优良的心理品质，又是一种个性特征。任何心理品质和个性特征都要经历知、情、行、恒的心理过程才能形成和发展，我便按照这个规律去培养学生。

首先，提高学生对培养自学能力的认识。其次，使学生从感情上体验到自学的幸福和欢乐。第三，教给学生自学语文的方法，如怎样读总体语文书、怎样读一本语文书、怎样读一类文章、怎样读一篇文章、怎样提高学习效率、怎样制订语文学习计划等。第四，引导学生持之以恒地坚持执行自学计划。

1979年，我没批改过一本作业，没批改过一本作文，除统考外，我没搞过测验、考试。但我教会了学生怎样留作业，怎样批改作业，怎样批改作文，怎样出考试题。一学期的教材，我只用30多节课就讲完了。我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全校学生的管理工作，但这届学生的语文成绩在县内却遥遥领先。参加县内中学语文能力测验，我们获第一名；参加全县30所中学听说读写竞赛，获第一名；学生升学考试成绩比重点中学平均高7.8分（当时我校是一般中学，学苗是经重点中学选拔后剩下的）。

1979年末，我便在营口地区语文教研会上宣读自己作文教学改革的论文，在会上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支持者热情鼓励，反对者亦慷慨激昂。

1981年暑期，第一届实验班学生毕业，我写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一文，在省中语会宣读，得到多方面支持，同年送全国中语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交流。《中国教育学会会刊》全文刊载了我这篇文章。广西《中学文科教学参考》杂志为我开辟了一个专栏，广西教育学院王世堪院长亲自为我写短评。专栏还登了我的两名学生的文章。那时我的中学教龄还不到四年，学历只是初中。得到这么多老师、领导的鼓励和支持，既有感激，又有惭愧，还有不安。我默默地把感激、惭愧、不安在心灵深处转化为上进的动力，继续朝着语文教学改革的深处探索。

曾经有人认为，我的语文教学不像语文教学的样子，而是思想教育，是班主任工作。但我越往语文教学的深处探索就越感觉到，人脑这部机器应该分为两部分，动力部分和工作部分。两者不能互相取代，学习的动力不能代替学习的实践；反过来，学习的实践也不能代替学习的动力。回忆自己走过的语文教改之路，我感觉最满意的一点，就是始终把育人放在第一位。我教语文极为轻松，根本原因也在于育人，在于引导学生成为语文学习的主人。

语文是工具学科。但不同的人利用这一工具做着不同的事，来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同是学习的工具，有人用阅读能力读伟人传记、技术资料、先进理论，有人则读黄色书刊、反动文章。同是工作的工具，有人讲话劝人具备真善美的品质，写文章宣传周总理、雷锋的精神，传播先进的科技知识，激励别人为人民、为祖国做出贡献；有人说话怂恿人作恶，写文章宣传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引诱别人为了个人私欲不顾别人死活。

显然只教会学生语文知识不行，只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也不行。没文化很可怕，有了文化心术不正，有人认为更可怕。我觉得至少是同没文化一样可怕。

我深深感到，一位教师，要做经师，更要做人师。教书的同时始终注意育人，这是我个人心理上的需要，是学生切身利益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是国家利益的需要，是党的利益的需要，是语文学科性质的需要，是提高语文成绩本身的需要。育人是语文教师分内的事，只有坚持育人，才可能进入语文教学的自由王国。我的这一观念和教书育人的具体做法，1983年在全国中语会第三届学术年会介绍时，受到与会者赞同，许多同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更坚定了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信心。

1984年暑期，全国中语会在大连开会，重点推广我教书育人的经验。德高望重的吕叔湘先生亲临会议，从头到尾听了我的汇报发言。吕先生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我以多方面的鼓励。吕老的鞭策，使我获得了极大的动力，增长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坚定了对人类美好未来的追求与向往。

1984年8月12日，中共辽宁省委、省人民政府联合作出《关于开展向魏书生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同时省政府授予我“特级教师”的称号，那时我34岁，中学教龄才6年。同许多教师相比，我是幸运的，我得到的关怀、支持、鼓励要比别人多。唯其如此，我才更应珍惜这难得的机遇，加倍努力工作和学习，以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

魏书生

1994.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