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档案馆选址一般注重于安全因素、环境因素，与档案馆的封闭保存状态相适应；但这些原则在今天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开放性发展趋势对档案馆的建设发展要求。档案馆建设模式开放性策划是指以开放的姿态将档案馆建设模式策划纳入档案馆公共服务开展、城市发展中进行整体考虑，以社会关系网络为策划原型，档案馆主观因素—馆藏资源与建设规模、客观环境—城市集约化发展为调适因子，将档案馆社会关系建构、建设资源集约利用、城市公共空间优化作为策划目标，从整体、分类、个体三个层面策划档案馆建设模式的设计策略。建设模式开放性策划呈现出三个层级：整体均等，面向城市整体空间的开放；分类协同，面向同类公共设施的开放；个体整合，面向其他建筑资源的开放。

1.整体均等，面向城市整体空间的开放

（1）基于空间距离的均等

不同层级公共设施的覆盖范围有所不同，覆盖范围的确定往往与公共设施所属级别、馆藏资源的文化吸引力、市民的出行方式紧密相连。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以公共设施为中心向周边实现全方位覆盖。简化成示意图，以公共设施为圆心，以覆盖范围作为半径画圆。但是否圆圈以外的市民就没有被辐射到呢？比如，一所小学的覆盖半径为800米，如果一个居民点离学校的距离为805米，是否该居民点完全享受不到该小学提供的服务呢？显然不对，覆盖效率即使担任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种随距离的增加不断衰变的覆盖也就是常说的渐进覆盖。公共文化设施往往采用渐进覆盖的方式来选取适宜的城市位置。对于大部分公共服务设施来说，适当位于区域中心可以有效地利用覆盖的多向性，均衡区域内服务对象的出行距离，有利于社会公共资源的集约利用，有利于体现社会公共资源的公平性。档案馆的建设选址也是如此，但同时档案馆也有区别于其他文化建筑的特殊性：区域内唯一性、服务对象的地域性。

在我国档案馆的建设是以行政区域来进行划分的，论文研究的综合档案馆往往具有区域内的唯一性，如某某市档案馆、某某县档案馆，是一个单一的覆盖模型，不存在与区域内其他档案馆协同覆盖的现象。而其他类型的文化建筑类型如博物馆、图书馆等，同一行政区域内可能存在多个。数量的增加可以实现覆盖之间的协同，达到将行政区域内全覆盖的可能性。档案馆建设注重通过一个覆盖模型实现区域的全覆盖，这种覆盖是一种渐进性的。唯一性对应的往往是中心点，在中心点设置唯一设施才能有效地实现区域内的距离均等化。

此外档案馆的馆藏资源信息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往往都是对应行政区域内的相关行政、民生、文化等档案的保存与利用。基于此，服务对象也基本来源于本地区，跨区域覆盖能力相对较弱。在一定的行政区域范围内，与之相对应的档案馆的覆盖半径也是一定的。将档案馆过于贴近范围边界，一方面会导致区域内部分地区难以被有效覆盖，另一方面将导致档案馆功能效率的直接损失。图书馆、博物馆之类即使位于区域边界，仍然可以对边界以外区域进行有效覆盖，从上一层级规划来说并没有造成城市文化资源的流失。

基于这种区域内的唯一性、档案馆服务对象的地域性以及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应有的均等化原则，档案馆建设中应适当位于行政区域中心位置，最大限度地提升自我的渐进覆盖效率。

（2）基于到达时间的均等

适当位于区域中心，可以确保档案馆的距离覆盖率，理论上构成区域服务均等化的基础模型。然而实际生活中，市民到达档案馆往往需要借助于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对城市交通枢纽的适当靠近可以减少市民出行时间，实现出行时间的均等化，进而弥补直线距离上的不均等。时间的均等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档案馆建筑的进行偏心布置，对档案馆的区域中心选址进行有效修正。市民从家到达档案馆的路程大致可以分成三段：家至公共交通站点A公共交通站点A至B，公共交通站点B至档案馆。通过对档案馆的有效选址可以较好地对第二、三段消耗时间进行控制。第二段主要通过区域交通枢纽的有效选择来实现，第三段则是依赖于档案馆对区域交通枢纽的有效衔接。

交通枢纽大致分为两类，对外交通枢纽和区域内部交通枢纽。区域对外交通枢纽的定位都以相对运量大的交通方式站点为据点，其功能是将区域内部公共交通与铁路、水路、航空、长途汽车交通连接起来。区域内部交通枢纽，其功能是沟通市内各分区以及各个分区内部的交通联系。档案馆服务对象的地域性决定了档案馆的利用主体是区域内的民众。对外枢纽中来往人流多是跨区域旅行式的，这部分人群中对档案馆开展利用的可能性非常低。档案馆与区域内部交通枢纽如公交车站、地铁站等的适当靠近则有利于市民的日常利用，同时也需要尽量避免尽端式枢纽。

第三段从交通站点至档案馆往往是市民对档案馆的第一印象，至关重要。过长的距离将直接降低市民对档案馆的评价，适宜的步行距离是有效衔接的关键。根据相关研究论证，800米是一个相对可接受的步行距离，档案馆与城市公共交通站点的有效衔接距离应控制在800米范围内。

（3）基于人口密度的均等

人口密度是指单位土地面积上居住的人口数量，是衡量人口分布密集度的重要指标。区域内的人口分布往往是不均匀，部分区域甚至出现无人区的可能。区域市民人口密度中心：档案馆建设选址向区域市民人口密度中心的适当偏移有利于大多数民众有效到达，提升档案馆使用频率。同时，区域市民人口密度中心往往也与交通发达区域相互重合，便于偏远区域市民到达。潜在服务对象人口密度中心：现阶段档案馆的服务对象主要为档案形成机构、科研学者等，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这部分仍然是利用的主体。建设中适当的偏移靠近，有助于方便现有档案利用者使用，发掘潜在利用者，减少利用者来回穿梭时间、公共交通资源消耗。美国国家档案馆新馆建在华盛顿周边的马里兰大学校园附近，在日常运营中与马里兰大学合作密切。

整体均等是在档案馆建设策划的初期以开放性的姿态将城市空间、交通、人口因素等纳入档案馆建设中来，并予以充分考虑。整体均等是对空间、交通、人口的综合性考虑，偏于某一因素而忽视其他都会对档案馆的公共服务带来不利影响。同时整体均等是建设模式的基本要求选项，需要通过分类协同、个体整合进一步细化明确。

2.分类协同，面向同类公共设施的开放

（1）基于文化科学性，促进城市公共文化网络的发展与完善

档案馆从“飞地”进入到城市空间，对于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作用在于作为文化设施新的一员，促进公共文化网络的发展与完善，形成整体均衡城市网络系统。城市公共文化资源—城市中向公众开放，用以促进城市发展的可共享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其中与档案馆进入城市空间紧密相关的是建成或者正处于规划发展中的城市环境部分—现有或正处于规划中的城市公共文化网络。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化是通过多种文化建筑的合理布局与相互协作形成辐射城市整体的空间组织结构。良好的城市文化网络应当具备完整性和均衡性。这种特性在英国哈罗新城规划中尤为清晰，完整性和均衡性并不是通常意义的均质，而是基于不同层级的建构，通过区域中心、次中心的反复嵌套实现城市总体均衡。

通过档案馆的建设促进整个城市范围中呈现“总体均衡”的分布，完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是档案馆建设模式策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馆作为发展中的公共文化设施，与博物馆、图书馆相比无论在建设规模、服务质量以及市民认同度上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灵活多变的网络角色定位更有利于档案馆在城市公共文化网络中发展。在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建构中，档案馆通常呈现出两种形式：网络核心参与者、网络边缘缝合者。大型、中型且具有较好文化资源配置的档案馆无论在建筑面积配置，还是馆藏资源上都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能较好地履行文化职能。在建设策划中，可以优先考虑以回归传统城市公共文化中心或参与构建新的城市文化中心。中型信息资源型档案馆以及小型档案馆建议依据自身建筑资源与文化资源的不同，作为城市次一级文化设施，对城市文化网络缺失区域进行缝合，完善城市公共文化网络。这种对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欠缺地区的精准式置入有助于快速优化城市公共文化网络，并避免了与图书馆、博物馆等公众认知度较高的公共文化设施直接竞争。

传统城市公共文化中心是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仍然得以保留的具有文化价值的街区片段或城市局部，通过对某一历史时期城市面貌的表达或者某一历史阶段活动的延续而产生文化吸引力，如古城、古建筑群、古代商业街、纪念场所等地段。得益于传统公共文化中心在历史发展中所沉淀下来的历史文化价值，将档案馆选址其中有利于展现档案馆的历史文化底蕴，并与周边形成共鸣。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城市文化中心往往是漫长的城市发展过程中累积而成，位置相对确定且具有其特有的城市面貌或规律。档案馆选址其中并进行规划建筑设计的时候应该尊重历史，遵守城市历史建筑保护的相关规定，并与已有的建筑空间、活动行为和谐共处。

城市发展过程中，部分区域由于历史、交通、产业等单一或综合原因，在文化资源建设上落后于城市其他区域，造成城市文化网络发展的不均衡。这一部分区域市民对于新建城市文化设施迫切度远高于城市其他区域居民，城市区域决策者对于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也持欢迎态度。公共文化形象认知度较低的档案馆进入到这一区域的可能性，相对于现有文化设施完善地区更高。进入后，通过自身活动的开展与宣传可以缓解区域文化需求压力，引导更多人进入、了解档案馆。同时，这种对于城市公共文化网络的缝合能起到更大的社会效益与城市影响力。

法国国家档案馆旧馆位于巴黎中心的苏比斯酒店，一个建于18世纪的两层楼宫殿式建筑，注重对称、比例，通过石材表达了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由于其档案量已经超越了建筑容量，法国文化和通讯部在2005年主办了一场竞争，寻求城市中心外的一个新的、扩大的，采用新时代材料的艺术级档案馆。2011年颁布的新《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将档案馆建设用地类别划分至A21图书展览用地，明确了档案馆作为公共文化设施的城市地位，并在城市用地划拨上予以法律地位确认。城市规划建设中，通过对区域土地类别进行划分，实质上是确保区域内资源的均衡性，尤其是城市公共文化资源等。

（2）基于政治机要性，注重与城市公共行政设施的良好衔接

城市公共行政设施在区域内往往具有唯一性，是一个单一覆盖模型，在我国城市中往往也多采用行政区、行政中心的形式集中建设。这种集中建设的形式有利于部门之间的及时沟通协同，同时也易于市民到达办事，免于在各个部门之间奔波。采用传统建设模式的档案馆往往与城市行政区保持较近的空间距离，随着档案馆开放性发展，部分档案馆建设为彰显文化科学属性开始远离行政区。然而，档案馆与公共行政设施之间的直接社会联系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协同方式更多的是一种距离上的可达性，而非公共文化设施之间的协同覆盖。方式一，公众查询档案信息往往是作为法律依据，向政府机关出示进行维权，公众在获取档案信息后需要赶赴相关部门机关予以出示。方式二，政府机构与档案馆在日常工作中存在着业务来往，政府机构需要定时将归档档案送至档案馆保存，档案馆对政府机构的日常文件保存归纳也要进行指导与监督。

通过与行政中心、城市行政区的有效衔接，可以减少上述两类联系方式的空间距离，为城市管理者、档案馆、市民节约时间以及交通资源。在近期的档案馆建设过程，基于公共服务的大背景下，常常过于关注档案馆的公共文化属性，一味地将档案馆与博物馆、图书馆等相关设施做比较。建设选址上片面参照博物馆、图书馆，忽视了档案馆另外的一个社会属性：政治机要性，给政府机构、档案馆管理者、市民都带来了利用不便。如何协调建设中两种属性对于档案馆的各自作用，是分类协同更进一步的综合应运。在促进城市公共文化网络发展与完善的同时，注重与其他城市公共行政设施的良好衔接。在我国城市发展中，依据城市公共文化中心与城市公共行政区域（中心）的相对位置，可以归类为重合、分离两种形态。(www.daowen.com)

基于这两种基本形式，对于档案馆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网络中的定位可以实行差异化设置：第一，重合形态：建议档案馆参与到城市文化中心构建中来，既可以彰显城市文化设施属性又可以满足公共管理需要（方式一）。这种模式下，档案馆与文化建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有效利用其他文化设施带来的人流以及文化氛围，积极塑造自身公共文化形象。在我国中小型城市范围不大，多采用重合形态，如东莞市中心等。第二，分离形态：需要根据档案馆自身情况进行分类处理，如文化资源型档案馆则建议参与构建城市文化核心（方式二），但在具体位置选择上注意尽量与城市公共行政中心靠近；行政资源型档案馆则可以作为城市文化网络的次中心，与城市公共行政设施区域集中设置（方式三）。

3.个体整合，面向其他建筑资源的开放

从城市空间整体到区域选择，充分考虑城市空间、同类设施之间的适应协同关系有助于确保档案馆的城市选址定位符合开放性发展趋势，并实现城市公共资源的集约利用。整体均衡以及分类协同分别从宏观、中观层面对档案馆的城市定位予以指导，建筑单体层面则更需要通过对其他建筑资源的开放，提升进入城市空间的可实施性。

传统档案馆大多是独立的建筑个体，并多位于城市行政区内，如湖北省档案馆、浙江省老档案馆等。作为独立个体的档案馆一般拥有较大的规模，行政级别也较高，如国家级、省级等大型档案馆，多选址于用地相对宽裕的独立地块。然而随着城市土地资源的日趋紧张，档案馆是城市公共设施的后起之秀，但其重要性目前难以与图书馆、博物馆等相媲美。一味地固守独立、低密度建设只会被放逐到城市边缘。在确保档案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开放性地与城市其他建筑资源进行整合，有利于档案馆占据城市中心地段。不同级别的档案馆建筑面积配置往往不同，建设层面需要依据自身建筑资源配置情况采用相应的建设形式来实现城市空间资源的集约利用。

（1）协作模式

协作模式是指档案馆采用与其他重要文化建筑共用一部分城市空间资源的形式来实现城市资源集约利用。与独立建设的文化建筑相比，协作模式产生的文化综合体具有规模大、功能多元复合等特点，其在城市的空间构架及职能体系中具有更强的公共性和开放性。同时，不同类型文化建筑空间和城市开放空间组合在一起，在竞争与摩擦中，通过整合协作相互协调，形成文化合力。协作模式下的档案馆是一种“聚落”模式，档案馆仍然有着自身齐备的功能体系，建设模式上仍属于独立建设的一种发展。

对于档案馆来说，通过与其他类型的文化建筑协同有利于其进驻到城市中心地带。通过参与城市公共文化核心的建构，捆绑其他文化建筑的形式可以获取到单一档案馆往往难以企及的优质城市土地资源；同时，城市规划中往往对于这类区域的公共交通、配套设施进行优先建设；与其他公众认知度较高的文化设施相邻而建能直观有效地转变档案馆城市形象，并从其他场馆观众中发掘和吸引潜在档案利用者。

协作建设是当下最常见的一种档案馆建设模式之一，它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档案馆独立建设的需求。在具体建筑设计上需要注意到档案馆已经是作为文化综合体的一部分出现在城市空间，应该关注文化综合体的整体氛围营造，在风格上与其他建筑保持连续性，避免过于突兀。同时，在与其他文化建筑组合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档案馆日常工作中档案接收与技术处理流线的组织，必须设置单独的沿街面以方便档案运送车辆进入或在地下车库设置专门的档案接收区域。档案对外服务利用出入口面向共同的服务平台，方便人流的引入。

（2）共建模式

“共建”是指在城市集约化发展背景下，档案馆放弃传统的独立建设模式，与一个或多个社会职能、使用人群相似的公共设施进行功能协同，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文化设施，政务中心、市民中心等行政设施。“共建”与“协作”模式的区别在于档案馆和其他设施的功能协同、资源共享上，协作模式下的档案馆仍然具有完整的功能构成，共建模式下的档案馆则将部分功能提交进行整体建设。在中小型档案馆建设中，往往面临着报告厅、阅览室等利用不足，但有时又需要的尴尬局面，通过共建的模式可以有效地节约空间资源、提升利用率。通过这种土地资源、建筑空间的“共建”式协同可以实现城市有限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并对区域文化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档案馆参与共建的建筑功能主要集中在对外服务区域，阅览室、报告厅之类。档案保存的库房以及技术用房仍然从属于档案主体建筑之中。在“共建”对象的选择上取决于对自身馆藏资源构成、自身属性特征的分析，历史文化名城、特色城市等具有文化挖掘潜力地区的档案馆可以更多地考虑与博物馆、方志馆、图书馆等合建。行政资源型的档案馆则可以在注重公共文化网络协同的基础上，与市民中心、信访中心等合作，文化资源型，与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共建。档案馆对外服务功能空间作为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公共文化场所，在城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中可以纳入整体进行考量，依托自身文化资源与其他公共文化建筑实行“共建”。这种共建模式希望集中区域内文化、建筑资源，整合形成区域文化中心，在区域公共文化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尤其在中小型城市，地区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等无论是馆藏文化资源，还是建筑资源都较小，共建有助于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行政资源型档案馆馆藏信息以政府文书、民生信息等为主，存放的历史信息较少，在日常工作中主要为公众和机构提供信息支持。档案的政治机要性决定了档案馆日常运营中与同区域的其他行政管理机构存在着较密集的交流与联系。同时市民查询的目的多数是希望获取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出示给其他行政管理机构作为凭证。这种直接的联系促使档案馆在日常建设中可以与市民服务中心等合作建设。市民服务中心日常工作中形成的档案信息可以直接转交档案馆处理保存，减少各入驻机构“档案室”建设需求。同时，入驻机构、办事群众可以及时查询到相关档案信息，加快行政审批程序。需要注意的是，档案馆在日常管理中具有较高的安全等级需求，而市民中心、信访中心等行政服务场所，需要着重注意其库房以及档案接收区域的安全性。

（3）融合模式

当档案馆的使命不再是单纯的档案保存场所，而是演变为综合性的信息、文化、教育、研究机构时，它的管理体制也由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机构扩展到更加广泛的领域。“融合”就是指打破传统档案馆管理体制，与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或者城建档案馆等行政设施等进行重组并融合，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实现资源的集约利用。“融合”的理念体现在档案馆和其他设施的资源整合上，不仅仅是实体空间的资源共享，如建筑空间，更是管理制度、日常运营的无缝衔接。

“融合”是对现有社会文化资源、行政体制组织方式的一次重新划分组合，目前多适合作为区县级规模的档案馆。区县级文化、行政设施的规模有限，易于整合，同时形成整体后规模适中。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行政设施都适合与档案馆融合，需要同类型且社会职能近似，常见的有以下几种：与博物馆、图书馆的融合。

目前，我国档案馆建设中，与博物馆、图书馆多采用共建形式，如义乌档案馆、南通档案馆、上海徐汇区档案馆等。共建形式是对传统档案馆建设模式的一种巨大创新，有利于展现档案馆公共服务的开放形象，吸引人流进入了解档案馆。但同时，也发现这些档案馆建设更多的是将两者靠近，通过共用外部公共空间、报告厅等来进行联系，内部功能组织上仍然相互独立。这种共建形式容易造成各自均需要相对完整配套体系，相邻却难于共用的尴尬局面。共建却难以融合的原因来源于我国管理制度的划分，博物馆、图书馆与档案馆分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难以从整体上协调三者之间的功能协同。

同时，在一些中小型城市建设中，城市决策者往往热衷于通过建设博物馆来凸显城市文化，而在后期实际运营中却面临着藏品不足、人员不足、经费不足的多种困难。通过对传统管理体制的灵活转变，将档案馆与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进行整合将有利于实现多方面的资源的集约利用，尤其适用于中小型城市档案馆。区县级档案馆作为地区已有的文化事业机构具有一定的馆藏资源与技术设备，通过与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建筑的融合，既可以有效地形成文化合力，也避免了新建博物馆带来的人力与物质资源闲置。

一些档案馆在建设中通过打破已有的管理限制，将文化信息资源有效整合，在实现城市物质资源集约化利用的同时，获得了文化信息资源的培增效应。档案馆、图书馆在日常运营中打破传统界限已经成为一个整体，通过相互协作并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但有的档案馆、图书馆在建筑设计上没有跟上管理者的思维模式，仍然以两个平行机构的形式来进行设计，仅仅通过一个狭窄的通道进行连接。档案馆一楼设置的展厅利用不足，没有有效地利用图书馆的人气带动档案馆的公共服务开展。

1992年1月27日，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发布的《全国档案馆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中明确规定：国家档案馆包括综合档案馆和专门档案馆，并在专门档案馆中第三条规定：“大、中城市设置城市建设档案馆，收集管理有关城市规划、建设的档案及城市建设管理方面的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档案或档案复制件及有关资料。”

城建档案记录了近现代城市发展历程以及建设成就，具有较好的地域性历史文化价值。城建档案馆从属于城市规划局或建设主管部门，同时在日常运营管理中接受档案局的监督和指导。快速的城市化建设产生了内容丰富、载体多样、数量庞大的城建档案，在这部分档案收集工作过程中与综合性档案馆容易产生交集。同时部分地区受经济条件、人力资源限制，档案处理和保存技术与综合性档案馆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随着我国机构改革的不断推进，将城市综合性档案馆与城建档案馆融合可以有效整合城市文化信息资源，方便市民利用查询；同时也提升了技术设备的使用率，避免重复建设。

与具有历史价值建筑的融合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和遗留了大量具有历史价值的旧建筑，这些建筑成为没有明确用途的被荒废的空间。比如：缺失业主的旧住宅，日渐没落的城市公共设施等。同时，随着城市产业的升级，一些工厂逐步从城市空间中退出，原有厂房被遗留成为废弃的场所。这些建筑反映了城市的过往，印记了城市的历史，同样是城市公共文化资源的重要部分。通过对旧建筑的改建与再利用，有助于保存城市发展过程中逐渐消失的回忆或纪念场景，避免信息全球化过程中城市面貌的趋同。同时它们往往位于城市核心地段，具有较好人文、交通条件，功能主体的缺失导致其难以发挥社会效益，导致城市资源浪费。如何对它们进行重新整合和充分利用是当代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之一。

通过对城市中具有历史价值建筑的重新利用，在现有的建筑空间格局基础上赋予新的功能。将档案馆功能融入已有的建筑体内，让原本闲置的建筑空间重新获得活力，重新回归城市公共空间。这种融合既是对现有城市公共资源的集约利用，也是对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网络的一种完善与优化。同时良好的区域位置、历史人文背景对于重新回归城市空间的档案馆树立公共文化机构形象也大有裨益。

城市的认知与印象并不仅仅取决于建筑、道路、广场这些宏观尺度，建筑与建筑、建筑与道路、建筑与广场之间才是人们生活和塑造城市气质的场所。在利用旧建筑进行档案馆建设过程中，对外通过保存原有城市空间的回忆来与档案馆的历史感取得共鸣，避免改扩建造成建筑之间、建筑与城市空间之间原有联系的消失；对内则通过对档案馆功能需求的细致分析充分利用现有建筑的空间结构，进行合理的功能置入，避免破坏原有空间序列。如荷兰泽兰档案馆建设中，由于保留宅邸开间、进深等尺度较小，光线较差不适用作为展览、阅览等建筑功能，故将历史保留建筑作为库房和行政办公使用。同时，也可以适当新建建筑体量来满足新功能需求，新建体量应避免对原有空间结构、视线通廊产生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