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档案馆从最初的党委和政府内部机构，逐渐发展为相对独立的文化事业机构，从以保管门类单一的政府文件为主的传统档案馆发展成为收集保管一切与社会发展有关的历史记录的现代档案馆；从有限利用型档案馆发展成为开放利用型档案馆。档案馆服务对象、服务客体和服务理念的转变既是适应时代发展的结果，也是新时代自我发展的需要。

1.服务型政府建设浪潮

改革开放以来，协同国家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我国政府范式也发生了两次转变：第一次由政治统治型政府向经济建设型政府的转变；第二次则是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政治统治型向经济建设型，继而公共服务型的转变，反映了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随着政府范式的转变，政府职能从过去的聚精会神搞经济建设，逐步加大文化、民生等公共服务事业的投资。这种政府职能的转变直接影响着整个政府机构的价值取向，并推动相关机构和社会组织运营方式与理念的更新，档案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下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影响。

基于档案的政治机要性，档案馆作为政府职能的延伸，在服务型政府建设浪潮中不断转变自我，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如国家档案局2007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关于“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和“建立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的要求。政治机要性，从传统的保存保密向开放共享转化。同时，档案馆作为社会公共文化事业机构，在这一政府职能转型中，受到政治机要性挤压的文化科学性不断得到复苏。档案馆的服务对象、服务客体、服务理念等都日趋开放，并将档案馆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社会职能多元化发展、运营理念开放性转变等工作纳入档案馆公共服务发展的框架之下。

2.公民信息知情权觉醒(www.daowen.com)

在民主社会里，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内容。所谓公民知情权，是指公民对于国家重要决策、政府重要事务以及社会上当前发生的与普通公民权利和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拥有了解和知悉的权利。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相关专家指出，中国公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公民热忱和个体的权利自觉，通过公益慈善、公共事件、公民事件、公共政策四个领域，认真积极地投入到社会建设中去。档案馆内文书类档案文件来源于政府机构，并具有法律效应。在信息时代，收集保存具有法律效应信息的档案馆成为权威的政府信息咨询和发布机构，档案和档案馆的开放反映了政府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和保护。社会大众对档案信息需求量的增加，以及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社会大背景下，档案馆需要重新审视自身资源以及外界环境，自身社会功能和发展模式需要相应做出调整。

3.公民文化需求的兴起

长久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社会发展过程中民众更注重维护自身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经济发展初期往往在不经意中被忽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部分地区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大，文化权利问题正从隐性层面上升到显性层面，实现市民文化权利问题日益突出与迫切。这种公民文化需求的兴起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阶级的扩展密切相关，是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为基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保障和满足，在物质基础上文化精神需求不断扩大。同时中产阶层在我国都市社会中不断成长和壮大。社会中产阶层在文化价值观念上更富有“公共理性”“公共精神”和对社会发展理性的追求精神，在社会实践中会更加自觉地将文化圈与生存权、发展权等一起纳入日常生活的范畴。

档案是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真实而完善的记录，系统地保存着人类知识体系和文化资源，档案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备的条件。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先后出台了许多支持性政策，并逐步增加财政投资，保障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以满足公民文化需求。档案的文化价值也得到国家的认同，并被纳入国家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