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来看，原生态文化概念的演绎过程实际上是在“现代化”及“全球化”的概念发展和演绎过程中诞生的。原生态文化从实质上来看，就是如何将传统运用于现代生活中，因此，应当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原生态文化的保护工作，原生态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实质上就是对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运用，是将传统文化运用于现代生活的创造性应用，而非实证主义所展现和强调原汁原味的静态保护。准确而言，原生态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实质上就是使传统文化为现代生活所创造性运用的过程。

4.1.3.1　原生态文化保护利用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

当代中国经济、政治飞速发展，精神文化建设工作也在稳步推进，文化和前二者共同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三重维度。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其中，经济是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基础，而政治则是经济基础的集中体现，文化则是对经济、政治发展的另一个维度的集中反映。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变幻莫测，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而在这样的竞争关系中，也可以看到其中所蕴含的规律，即文化常常能够起到左右历史发展的关键作用，文化逐渐成为影响和决定一国经济社会能否又快又好建设的关键。具体而言，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经济逐渐陷入瓶颈的必然趋势，文化的发展能够提升国家软实力，最终实现综合国力的增长。因此，文化的发展既是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也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所以，我国应当将文化发展作为国家战略予以部署实施。

当代中国发展必然在实践上处理文化传统问题，原生态民族文化既涉及过去，又与现代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原生态民族文化作为一种被构造的传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传统的原生态文化，源于过去，但是活在现代，构成现代开拓和成长的因素，是现代发展的一种资源。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已使民族文化赖以形成的相对封闭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中国文化传统不是孤悬于历史时空之外的独立体。当代中国的发展必然在实践上处理文化传统问题，解决该问题的核心在于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运用。例如，贵州省计划从2014年起，用5年时间，以“原生态文化为根，进一步发挥‘多彩贵州’主题文化活动整合资源、彰显特色的优势，精心谋划开展‘多彩贵州’大型国际原生态文化活动，打造国际品牌，推出一大批优秀艺术作品、文化产品、文化人才和理论成果，推动贵州原生态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贵州有着独特的高原山地地貌，现有48个少数民族。其中，有17个世居少数民族，包括苗族、侗族、布依族、瑶族、土家族、壮族、满族等，人口数量超过1300万，约占全省人数的36%。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贵州新发现超过10000处文物古迹和新型文化遗产。贵州目前已有4项最新世界文化遗产预备项目，拥有3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4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省、市、县三级文物保护体系趋于完备，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五级名录的保护体系；60多家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民间、乡村博物馆如星星之火燎原开来，文物扩展至文化遗产的宽度，正在实践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意。^[6]

4.1.3.2　原生态文化保护利用有助于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原生态文化的概念自提出以来，相关学者就始终关注和重视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学者们对于原生态文化当中包含传统文化的实际已经达成共识。而随着原生态文化课题的兴起，社会各界却悲喜交加，既为传统文化瑰宝的魅力所折服，也悲哀于部分传统文化已经要用“流失”与“断层”来概括。紧随其后的是对于如何保护和传承原生态文化的激烈讨论，学者们在实践当中从原生态文化形式探索的角度出发，探索如何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将当代中国原生态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模式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文化生态博物馆模式。1995年，挪威专家来我国进行具体指导，在贵州省正式建立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之后，我国又建立了多个生态博物馆，如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黔东南州的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地扪侗族生态博物馆和隆里汉族屯堡生态博物馆，等等。

第二，民族文化生态村模式。2000年，云南省的《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纲要》提出：“充分发挥云南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多样、生物资源多样的特色优势，走文化、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道路……科学规划，突出特色，合理布局，分阶段建设富有特色的各类文化区……建设遍布全省的各种‘民族文化生态村’。”随后开始实施，民族文化生态村模式起于云南，随后在全国展开。

第三，文化生态保护区模式。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确定在“十一五”期间建立10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随后，从2007年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起至2012年，共设立了12个，包括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青海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四川羌族文化生态实验区、广东梅州客家文化生态实验区、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实验区、浙江象山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大理白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7]上述关于原生态文化的探讨和实践，其本质就是对传统文化在当代命运的深度关注。

原生态文化当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具有现实重构的活力因子，能够与现代结合实现传统文化的重构。实践也逐渐证明，原生态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有许多因子和现代化及全球化之间有着相互契合的方面。例如，文化保护的产业化、文化的生产模式的多样性。随着社会发展更加开放，对于多元文化的接受程度更高，原生态文化的生存空间也变得更大。社会格局逐渐多元化，兼容性日渐显现。相较于主流文化而言，原生态文化的文化结构更加松散、可塑性更强，传统文化重构的可能性也更高。总而言之，多元文化的社会发展格局为原生态文化的生存、传承与重构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原生态文化通常是在较为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下形成的，具有独特的意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生态文化资源的可塑性逐渐显现，主要原因在于作为传统文化范畴内的一种文化形式，较少受到近现代主流文化的影响，文化结构更为原始，内涵更为独立和特别，自身具有显著的特点，这也使得其相较于其他文化形式更具有经济开发价值，重构的可能性更大。例如，苗族的银产业已经逐渐实现产业化经营，其产品已出口非洲等地区，这种民族特色产业不仅可以为苗族人民创收，还可以为其传统文化的传承和重构提供经济基础。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都以能歌善舞著称，如傣族的孔雀舞享誉全球，这是傣族人民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除此以外，我国当地少数民族原生态的具有特色的寺庙建筑、宗教文化等形式，其具有独特的内涵和形式，也是吸引游客的利器。因此，可以说，若能够将上述文化资源在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正确开发和深入挖掘，势必能够带动当地的整体经济发展，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创收的同时，为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夯实经济基础。

国家社会文化的评价体系对于原生态文化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原生态文化所指，虽然一直存在争论并从未中断过，原生态表达了传统的特定文化类型，已经被国家关注。中央电视台在第十二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时，把“原生态民歌”作为一种演唱方法单列入比赛。经过中央电视台这一运作、展示和传播，这一举措实际上释放出这样一个信号：原生态文化已经被纳入国家社会文化的评价体系中，而这也更加带动、促进政府和民间对于原生态文化的关注。此后，我国各种民族民间的艺术形式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得到重视和凸现，许多传统的艺术被冠以“原生态”之名推崇，甚至包括日常餐饮、日用品等。

原生态文化把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并重构性地展示出原生态文化的时代意蕴，在本质上，是原生态文化主体以自己的文化资源的重构来参与现代进程的重要形式。“‘原生态文化’活动与‘非物质文化’保护等其他文化实践策略的区别在于，它是面对市场的文化重构生产。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出现在媒体上的各种原生态歌曲的演唱活动，还是如舞蹈家杨丽萍在其力作中展示的‘原生态舞’表演，以及少数西部地区以旅游开发出场而命名的各种‘原生态活动’，它们在表层看是文化艺术现象，但实质上却是包含以经济为目的的文化再生产”。^[8]

原生态文化实践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路径截然不同。原生态文化实践不能将文化视为一个静态实体去进行保护，它必须与市场接轨，才能创造原生态文化实现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在实践层面上，原生态文化是指一种文化实践行为，而不是指一种客体对象。原生态文化概念源于文化实践活动，多出现在少数民族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现代重构中，它是以文化为资源的经济再生产形式，体现以文化传统的内容并通过旅游等形式来实现“差异性体验的跨文化消费”。“跨文化的消费”的起点在于“差异性体验”。“差异性”源于不同的传统，“原生性”的追求在于确认“传统”，从而显现“差异性”，进而构建其“跨文化体验的消费”条件。原生态文化实践的形式就是对之进行当代生产的重构，是属于现代的，是一种文化创造活动。例如，贵州省从江县小黄村，其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侗族大歌表演包含商品化过程，最初是创立侗族大歌品牌，然后推出文艺演出，接着是旅游开发使整个侗族村寨商品化。目前，地方政府将村寨作为资源进行打造，进行大力度的文化旅游开发，这完全是一种商品化行为。该村文化的商品化增强了其原生态文化的生命力，同时，这种商品化的实现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起到了推动作用。“无论多少文化学者把这些文化消费项目批评为‘伪民俗’，但它以这种形态的前进是不可阻挡的，其实质在于文化不能由文化来保持自身，文化归结为人的实践发展来理解，它就是人的实践发展的一种形式而已。”^[9](www.daowen.com)

原生态文化实践立足传统文化的发展，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近年来，以原生态文化命名的文化产业经过良好的创意和包装之后而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而，双效益的取得无不以传统文化资源为根基和平台。例如，西江千户苗寨景区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是领略和认识苗族传统文化的露天博物馆。该景区自2009年以来，西江游客量每年以35%的速度增长。2013年，购票进入西江景区的游客达150万人次，仅门票年收入就高达上亿元人民币。西江景区的火爆程度并非偶然，关键原因在于它有别于其他景区观山望水的单一旅游模式。通过对当地苗族文化传统的深度挖掘，增加了苗族风俗的体验项目。该区域在旅游开发前，西江从事银饰、农家乐等经营的仅有几十户，而今已扩展至500多户。2013年，西江群众人均年收入达到7000多元，其中70%直接或间接来自旅游收入。西江每年景区门票收入的18%返补给群众，2013年，西江每户群众平均分到了10000余元，当地百姓对景区及自身文化传统的保护更加自觉了。^[10]多种类似的事实表明，传统文化资源就是我们进行原生态文化实践的源头活水。因此，原生态文化实践是立足于传统文化发展为起点和落脚点的。

原生态文化实践对“现代”及“西方”因素从来不是说一概否决的态度。通常而言，“现代性”对于我国而言是一个舶来品，是西方经济社会发展而诞生出来的概念，借助于强大的现代科技等物质手段逐渐融入非西方民族的深层文化结构中。所以，对于中国人而言，“现代性”是“西方”因素，并不是从我国传统文化中逐渐衍生发展而来，其更多的是一个舶来品，需要我们通过现代化手段逐渐内化为我们深层文化结构当中。然而，这种内化过程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发展第二产业，逐渐将机器、工业等物质力量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在此经济基础上逐渐将现代和西方因素纳入我们深层文化结构中。

现代性是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而逐渐和其他相关制度文化配套而形成的整体。换言之，离开了物质经济基础，这种具有高度整合性的制度文化就无法再正常运转下去。而如何将现代性运用到中国，融入与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当中成为时代主题。唯有如此，现代性才能真正地融入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中，对于我国传统文化而言才是具有可行性和生命力的。也就是说，原生态文化实践的价值在于如何整合和内化成现代性的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中。

当前，随着国际经济形式的发展，现代性的扩展已经成为时代主旋律，是大势所趋。包含原生态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在当前发展趋势之下，整合和容纳现代性是时代赋予的使命。近代以来，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有目共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现代性也作为一强有力的物质力量倒逼中国不断发展经济和改造物质技术。我国在近几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将现代性融入原生态文化中取得了较为欣慰的成绩，如黔东南州凯里市大型舞台剧《银绣》的展演，就充分借助和依靠了灯光、数字技术等科技。原生态文化和现代性相互融合、相互影响，达到了不一样的效果。

因此，原生态文化并非是止步不前的，而是“活的文化”，是现代文化结构中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生态文化是不断发展和实践的，而非静态的。原生态文化的开发和保护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生产”，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的创新，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11]

4.1.3.3　原生态文化保护利用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

原生态文化实践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是中国自有的文化概念。它预示了中国文化理论的创新，尤其在世界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理论上能形成新的阐述，因此，具有特别的文化实践意义。

对原生态文化内涵的理解必须要从中国文化实践出发。在实践中，有部分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是原生态文化的诞生地，甚至认为这种属于文化假象，并不具有实际意义。上述论断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这部分人对于原生态文化内涵的理解不深刻，实质上，原生态文化并非假象，反而是对社会本质的一种反映，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从原生态文化的内涵和价值的角度看，原生态文化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本质的某个层面的反映。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历过了100多年的磨难，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变进程中，或者说是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化建设和传承具有现代化特征。近代以来，中国始终在接受和发展现代化。历经了100多年的融合，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已经逐渐接纳和融入现代化，可以说，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具有较为明显的现代化特性，这也属于现代化进程的“后期现象”，是传统文化逐渐接纳和融入现代化的一种特殊反映。原生态文化实质上就是现代化融入传统文化的一个“试验品”，现代化的核心就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体现在经济上的是工业化、城镇化及民主化等。原生态文化项目的开发就是现代化进入文化领域的一种实验结果。

对于中国文化建设而言，原生态文化具有一种实验性和开拓性的特征，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概括而言，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再创新，使得中国的文化能够走在时代前列，为世界文化的发展贡献出应有的力量；另一方面，是要实现文化的传承，中国作为传统文化大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意义非凡，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上述两个方面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国人就对于如何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以现代化手段促进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工作更上台阶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较为不俗的成绩。近代以来，先有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后又有戊戌变法力图从政治制度上变革我国政治制度，尽管失败了，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五四运动则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从观念上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使得中国逐渐开始了现代化进程。

现代汉语是历经了较长的语言变革才逐渐演化而来，现代汉语的诞生和发展是现代化的结果，也是我国传统文化进一步现代的前提，之所以说现代汉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前提在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唯有语言的改革成功才能为文化的整体发展和融合保驾护航，才能真正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提供媒介。所以，汉语的发展和现代化演变具有显著的标志性。然而，语言的变迁所蕴含的现代化，包含和体现着技术的应用与发展，这也足以说明现代化进程是艰辛的，最终能否成功需要依赖于创造性支撑。原生态文化作为传统文化资源，在很多方面需要加以重构，才能得以真正实现和提升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而重构的过程则需要先进理念及技术支撑，通过重构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这也是现代化进展的应有之意。

所谓原生态文化的产业化，其以民族民间文化为客体，包括物质、观念及技术等多层次的改造和创造。因而，对于原生态文化的重构并非机械地、简单地复制，而是需要有丰富的科学理论和技术作为支撑，甚至可以说需要一次技术革命，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原生态文化的产业化进程。原生态文化的重构从本质上而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的探索和创新，对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和相关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而言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因此，需要予以特别关注，加强支持。

随着我国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也将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的范本，中国原生态文化实践的背景体现为中国是一个外发性次生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进程充满了历史艰巨性。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又呈现出后期现象的特点，具有显著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特性，由于发展中国家文化通常面临西方文化的强势压力，因而，在发展中国家中，“全盘西化”的倾向就特别容易形成，导致传统民族文化被破坏，甚至部分国家的传统民族文化面临断层的境地。然而，若发展中国家对“西化”和“现代化”一律说不，固守传统文化不动摇，就会使得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步伐不协调，而这也会导致传统文化因和时代脱轨而逐渐走向衰落。传统文化固然需要保护和传承，应当且可以用文化遗产的方式予以保护，但是，在关注传统文化历史价值而采用“静态”方法保护的同时，更应当进行“动态”的传承和开发，在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地开发，提升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经济价值。原生态文化实践是对传统资源的开发和重构，是将现代性和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一次有益探索，原生态文化的产业化探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文化逐步融入生活。所以，我国对原生态文化的实践探索不仅对于本民族、本国的传统文化保护模式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民族而言也具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