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LIP会以三种方式出现在专门图书馆中。第一种是EBLIP影响了专门图书馆向读者提供的馆藏和服务。第二种是循证管理对专门图书馆本身的影响；这涉及如何将专门图书馆作为一个单元来管理的决策，而不是关于馆藏的构成或图书馆提供什么服务的决策。第三种是整个组织因循证实践而产生的影响（或者是由专门图书馆所在的更大的上级组织下的子单元或部门实施）。前两种EBLIP的类型出现在图书馆工作人员范围内（对于某些专门图书馆来说，可能只是单个人），而后者类型的EBLIP是在图书馆外决策的产物，这个决策由专门图书馆实践者的经理或上级组织中更高级系的人完成。

那么，专门图书馆该如何贯彻EBLIP呢？乍一看，“证据”既不充足也不占绝对优势。大约20年前，迪米特罗夫（Dimitroff，1995）分析了与专门图书馆相关的最新专业文献。她收集各种类型专门图书馆的资料，并无限地在评审过的撰写这些文章的从属作者以及文章的类型上建立了范围很广的网络——就像他们处理专门图书馆一样。并不意外的是，55%的作者有某种学术协作关系——医学图书馆员、法律图书馆员和部门（工程、商业等）图书馆员。这项研究的227篇文章中，只有53篇（19%）与科研活动相关。而在这53篇文章中，超过一半（64%）通过调查来收集数据。它们中的大部分文章使用了描述性的、定量的技术来分析收集到的数据：对循证实践而言，这不是一个十分坚实的基础。

但是，在我们从专门图书馆对EBLIP可能缺乏兴趣中得出太多结论之前，不如就像我们在分析某特定主题的“最佳可用证据”时被建议的那样（第四章和第五章），运用我们的专业判断。虽然专业文献确实很少将专门图书馆和EBLIP作为主题或索引术语，但专业判断告诉我们，多年来，专门图书馆需要向其上级组织证明其价值/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它们也确实一直在用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这些证据将为组织内那些决定继续支持专门图书馆的人所理解和欣赏。这样，专门图书馆一直专注于诸如无形价值评估、投资净利率（ROI）、标杆管理和其他类型的证据（直到最近其他图书馆才开始经常使用）来证明它们给上级组织带来的价值。(www.daowen.com)

迪米特罗夫（Dimitroff，1995）在她的上述文章中指出，我们的专业协会正在解决专门图书馆研究基础不足的问题，其中为首的是专门图书馆协会（SLA）。2003年，马歇尔（Marshall）对SLA目前的研究声明，以及它应如何帮助循证实践文化在专门图书馆实践者中发展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此外，谢拉（Shera，1994）和沃瑟曼（Wasserman，1958）为SLA社区撰写的早期作品强调，需要专门图书馆实践者来展示他们对上层管理的价值。如果我们把医学循证“运动”放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么专门图书馆的EBP（价值决定的形式）将至少提前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