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罗斯·托德（Ross Todd）在国际中小学图书馆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es）“中小学图书馆向美好未来过渡”的主题演讲中谈到了证据的性质和价值。他指出，“中小学图书馆在21世纪的标志并非其馆藏、系统、技术、人员、建筑，而是其行为和证据真正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以明确有效的方式进行价值创造和知识构建”（Todd，2001）。他要求图书馆员根据三种类型的证据做出数据驱动决策（图12.2）。先验证据利用实证研究，为实践提供清晰的最佳操作前景。当教师图书馆员开始将研究结果和他们在日常实践中所观察到的事物联系起来时，才会考虑到证据。实践过程中的证据，或从业人员的经验，会影响专业判断。后验证据嵌于学生工作和学习成果中，它们不仅来自已经完成的学生项目，还来自追踪的信息和学习过程。对本土化证据的高度认识改变了实践者和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因为他们分享了彼此的观点。虽然中小学图书馆学的任何方面均可受益于EBLIP，而其已将重点放在教学上，将教学作为改进的主要领域。

图12.2　中小学图书馆事业的循证实践

在中小学图书馆的实践中，备受关注的证据创造了对工具的需求，以便收集和分析证据。中小学图书馆研究正受益于将行为研究应用到其实践中（Gor⁃don，2006）。例如，学生运用概念或思维导图，追踪教学过程中信息检索过程（ISP）的各个阶段前后的知识，提醒教师图书馆员实施帮助或干预。这种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证据的动态结合鼓励图书馆员挑战不能满足信息时代学校中数字青年需求的传统教学对话。

EBLIP方法有助于对中小学图书馆的宣传。对类似自我服务概念的宣传达到了对循证的宣传水平，让教师图书馆员能够捍卫其关于信息和数字素养重要性的主张。《中小学图书馆宣言》强调了中小学图书馆对“长期文化策略、教育、信息提供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IFLA/UNSCO，1999）的持续性作用。这种全球性的观点强调地方、区域和国家当局有责任通过立法、财政和方针政策支持中小学图书馆。提倡循证让图书馆员能够向其选出的代表、政策制定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有效地传达中小学图书馆的价值和实用性。

中小学图书馆学研究

在关于中小学图书馆的资料中，EBLIP最早最丰富的来源是一种倡导为中小学图书馆辩护的思维模式。加弗（Gaver，1963）比较了美国13个州的271所学校学生的标准化考试成绩，发现拥有集中式图书馆，且图书馆由合格图书馆员管理的学校中的学生得分比那些不具备这两者的学校的学生高。这项研究开创了一个长久的研究传统，即在对美国22个州的60多个图书馆影响研究中，将中小学图书馆与学生成绩联系起来。资料显示，控制学生标准化考试成绩的相关变量，包括根据学校时间表访问图书馆，延长图书馆工作时间，营造友好的中小学图书馆环境，此环境减轻了贫困带来的影响以及缩小了优差生之间的差距。根据在每个学生身上的花费计算出的足够投资金额，成为取得更高标准化考试分数的预测指标。一些研究调查了成绩提高与大量反映学生种族特点的资源和馆藏之间的关系。其他变量，例如增进改善中小学图书馆与教师的合作、信息素养课程和读写教学以及综合技术方面的教学突出了中小学图书馆教学方案的重要性。促进学习和强化动机，并将其扩大到社区的全职认证的教师图书管理员，他们也可能与更佳的实验结果相关。(www.daowen.com)

虽然它们尚未成为趋势，但宏观效果研究以及地方EBLIP，很可能会用各种学习成果来证明“学生成就”。一项纽约的效果研究（Small，Shanahan and Stasak，2010）从学习和动机、阅读技巧的提升、图书馆员与教师的协作、技术的使用、内含物、行政资助、推广以及图书馆的环境这些方面来定义“学生成就”。一项关于新泽西中小学图书馆以及教师图书馆员工作质量的研究，调查了中小学图书馆和它的促进和抑制因素，将中小学图书馆提上了教育的议程安排（Todd，2012）。乌干达两所乡村学校的图书馆效果研究（其中一所学校建有图书馆，另一所没有）（Dent，2006），特别关注了一个单间图书馆对学习表现、阅读习惯、学习习惯和图书馆使用模式的影响。学生们报告说，图书馆帮助他们按时完成作业，更有效率地工作，更多地思考周围的世界，而且减轻了学习压力。在尼日利亚的奥约州，一项小学图书馆的研究评估了图书馆的占地空间、资源、学生活动、移动图书馆服务和使用图书馆的便利程度，来确定对普通基础教育的图书馆投入的充分性（Gbadamosi，2011）。工作人员的观点证实了图书馆规划和服务的不足，并指出他们需要继续培训，特别是在信息素养和技术方面。

节约预算和宣传循证很可能将继续推动效果研究。然而，证据基础正在从确切的定量数据转向以学习结果作为证据的定性数据。越来越多的研究针对教师图书馆员的教学角色和EBLIP强调学习成果时所面临的挑战。“循证实践不仅仅评估学生的学习……还包括批判性地分析累积数据，并得出关于学生学习成果的陈述。教师图书管理员作为教学的一分子，是重要的领导角色。”（Todd，2002b）着眼于图书馆员教学角色的中小学图书馆研究的主题，包括协作、探究式学习、专业发展以及中小学图书馆教育和领导。对九个开创并落实探究式学习课程的由图书馆员和教师组成的团队，进行了一个为期一年的基于教学协作模型的影响研究（Yukawa and Harada，2009）。证据分析指导团队对专业发展成果进行形成性和总结性评估。结果表明，课程设计需要不断修改，需要个性化的指导和反馈。总结性评估确定了教师和图书馆员在实践方面的三个重大变革：（1）探究式学习设计；（2）教师和图书馆员在协作发展教学中的作用；（3）对学生成绩的影响。该课程结束两年后，参与者表示他们还一直将循证运用于教学中。

一个将循证实践（EBP）和信息实践整合到中小学图书馆教育中的案例研究（Cahill and Richey，2012）探讨了图书馆信息学（LIS）学生在中小学图书馆管理课程中对EBLIP产生的理解、经验和潜在应用。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在中小学图书馆的EBLIP经验有限。学生们认识到了EBLIP对中小学图书馆规划的发展、改进和可持续性的重要性，研究EBLIP增进了学生对其的理解。然而，一项EBLIP的应用任务揭示了学生对EBLIP的理解和实践上存在差距。把EBLIP更广泛地纳入LIS课程，将加强学生应用EBLIP于中小学图书馆规划上的能力。

之后，里奇和卡希尔（Richey and Cahill，2014）为弄清训练教师图书馆员使用EBLIP的方法，他们调查了111名来自公立中小学图书馆的馆员，了解他们是怎样应用EBLIP于实践和共享数据的，以及他们的LIS教育支持其使用EBLIP的范围。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受访者都参与了某些形式的EBLIP，包括参考专业期刊、标准和指南，从利害关系人中非正式地收集证据以及编写任务书。但是，很少有受访者参与完整的过程。他们最多可能与管理员和教师分享目标和数据，并相信他们的LIS计划有助于他们理解EBLIP。

作为带头人的教师图书馆员可以成为EBLIP的推动者。这个观点是通过建立当前“从中层开始领导”再到（美国中小学图书馆协会AASL，教育通信技术联合会AECT，1998）变革型领导（Ballard，March and Sand，2009；Belisle，2004；DiScala and Subramaniam，2011；Smith，2009，2010）这一阐述时探索出来的。“中小学图书馆学正在发生改变，它越来越强调教师图书馆员的领导作用和收集学生成果数据……这两个活动缺一不可，它们一起对学生成就产生了巨大影响。”（DiScala and Subramaniam，2011：67）大量研究仔细调查了对教师图书馆员的领导者培训。史密斯（Smith）研究了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领导计划项目并得出结论，教师图书馆员通过增强的自我能力意识塑造其行为而崭露头角，并且令他人也采取了行动（Smith，2009）。首批职前毕业生认为他们通过协作和技术整合，已经做好了领导工作的准备（Smith，2009）。相反的结果显示，教师图书馆员继续将规划行政部门作为最重要的领导力量（Martin，2011）。

罗宾斯（Robins，2015）描述了她对39名教师图书馆员开展的156项行为研究项目，以确定教学图书馆员是否将其行动视为可行的、有价值的和可赋权的研究。项目报告的总数据表明，大学导师与教师图书馆员之间的合作关系有助于所有项目的完成。规划项目、提供数据收集和解释方面的建议以及结果评价都需要大学教授的指导。由于改善了图书馆服务（55%项目的重点），89%的项目取得了积极成果，近31%的项目涉及向学生和教师推广技术使用。所有的教师图书馆员都认为自己有能力成为行为研究人员，并有信心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这显示了行为研究的可行性。89%的人认为其他教师也应该开展行为研究，2/3的人与其他教育者讨论了行为研究。结束这个专家项目后，69%的受访者进行了行为研究，89%的受访者获得了授权。79%的人认为他们在学校中获得了信誉，2/3的人认为他们在学校管理者中获得了声誉。

一项关于培训模式的研究调查了行为研究对教师图书馆员实践的影响（Gordon，2006）。研究者在第三维度充当指导者，收集研究数据的同时支持教师图书馆员的工作。教师图书馆员在第一个维度中，扮演可靠学习任务和评估的设计者和实施者的角色，在第二个维度中，扮演开发和实施自身行为研究项目的实践者和研究人员的角色。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式通过帮助教师图书馆员在合作过程中培养主人翁精神和信心，以及他们作为领导者的自我认知，从而提高了EBLIP的质量。图书馆馆长和两位参与这项研究的图书馆员致力于中小学图书馆学，他们还在同行评审期刊《循证图书馆信息实践》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谈了谈其通过在K−12^[3]（美国中小学公立教育系统）学区的两个行为研究项目而建立了一个研究社区（Ballard，March and Sand，2009）的事。他们的文章获得了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教学圆桌会议奖的20篇最佳中小学图书馆教学论文之一的奖项。11年后，图书馆馆长苏珊·巴拉德（Susan Ballard）在《知识探索》（Knowledge Ques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她总结道：“行为研究和循证实践开创了这一课题，规划其进程，帮助我透过理论和数据收集技能进行反思，从而审视自己的实践。我等不及要看接下来的旅程将带我去往何方！”（Ballard，2015）行为研究者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研究文献类型，它通过承认行为研究者利用本土化证据来改进本地实践，从而缩小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