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图书馆员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他们也将自身的实践活动与共事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提出的例如循证实践的许多准则、价值和规范进行整合。健康图书馆员职责清晰，他们不仅参与自身循证实践的变化，还提供证据源和各种服务以求循证实践在医疗卫生专业真实可行。如第一章提到，EBLIP最早见于健康图书馆，1997年一篇篇幅为四页的短文在《假说》（Hypothesis）期刊上发表（Eldredge，1997）。早期大多数关于EBLIP以及它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的争论都是由健康图书馆员推动的，如埃尔德雷奇（Eldredge），他提出了EBLIP的框架（2000），以及布斯（Booth），他提出了EBLIP的定义（2000）。又如第五章提到，不难想象此框架的大部分内容以循证医学为原型，为1997年这篇文章的作者提供了医疗卫生科学经验。后来对该框架的调整旨在帮助馆员根据所提出的问题选择最佳类型的证据，并描述了健康图书馆员使用的三种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与大多数其他健康专业的更高的证据形式重叠：队列研究，RCTs和系统评价。

除了开创EBLIP的概念，健康图书馆员也是推进关于EBLIP争论的关键力量（尽管不仅只在健康领域）。布斯（Booth）在《健康信息和图书馆杂志》（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Journal）（2009b）中提议将EBLIP模型改编为包含更广泛类型决策证据的模型，并指出图书馆员经常以小组形式做出决策，这是寇福根纳斯基（Koufogiannakis）（2013a）提出并随后在本书中使用的模型。在2013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会议的试验设计（DOE，Design of Experiment）讲座上，乔安娜·加德·马歇尔（Joanne Gard Marshall）运用此模型来标注医学实践和图书馆学的区别以及循证实践的演进过程（Marshall，2014）。重复性研究少的图书馆学研究知识库比医学研究知识库小，导致其难以应用相同水平的证据标准。两者所研究问题的性质也有所不同（Eldredge，2002a；Eldredge，2008a）。个体临床医生正在使用证据来照顾特定的病人，但图书馆经常要应对提供信息和图书馆服务的更广泛的挑战。埃尔德里奇（Eldredge）继续通过探索EBLIP更深层次的潜在目的来做出有关EBLIP的讨论，而不仅仅是决策制定（Eldredge，2013a）。他还探讨了EBLIP是如何在更新图书馆员的职业认同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Eldredge，2014a）。布雷特（Brettle）研究了健康图书馆员在循证实践、支持医疗卫生专业人员以及作为循证图书馆信息实践者时的作用（Brettle，2009a；2012c；2013）。她失望地表示，虽然循证运动已开展十余年，大部分健康图书馆员对循证实践的支持仍局限在卫生保健领域（通过搜索和培训），而不是通过运用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专业技能来发展他们自己的证据基础或拓宽自身角色范围（Brettle，2013）。斯普林（Spring）在2013年针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解释。他发现当问及做研究的障碍，健康图书馆员表示他们不知道要提什么研究问题。或者他们提出了要研究的问题，却认为不用搞文献研究或者不相信没有证据可以回答他们的问题（Spring，2013）。然而，下一节有关检查证据基础的内容显示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

EBLIP运动得到了支持，并由主要针对健康图书馆员的核心英语杂志推动。大部分运动似乎增加了方法的严谨性，并强调应用研究来支持实践者。例如，《医学图书馆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的新编辑库珀最近调整了已发表文章的类别，以便读者更快地获得自己需要的各类证据（Cooper，2015）。在此之前，她为《假说》中关于研究方法的论文和简要研究报告引入了明确的同行评审过程（Cooper，2014）。《健康信息和图书馆》还具有发表研究论文的悠久历史，并有定期的专栏进行系统的评论和推广EBLIP。2013年的一篇社论将EBLIP与实践联系起来，以此对EBLIP表示赞扬（Wilson and Grant，2013）。《加拿大健康图书馆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Canadian Health Libraries Association/Journal de l’Association des Bibliothèques de la Santédu Canada，JCHLA/JABSC）还开始将其内容分类为“研究文章”“项目描述”或“评论文章”，这有助于实践者快速评估每类文章所提供的证据种类。最终，《欧洲健康信息和图书馆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的各个版本开始强调和促进应用研究（Napolitani，2015）。多年来，更具专业性的《医学参考服务季刊》（Medical Reference Services Quarterly）一直强调实践者可以在日常工作中使用的应用研究的内容。最近大量应用严谨研究报告的趋势无疑为发展健康图书馆文献提供了条件，为EBLIP提供了更大的支持，并表明健康图书馆员在创造证据方面变得更加积极，而不仅仅只发挥支持作用（Brettle，2009a；2012a）。

在美国，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通过长期促进专业能力（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2005a，2005b）、研究政策（Grefsheim et al.，2008）、研究议程（Eldredge，Harries and Ascher，2009；Eldredge et al.，2012）和研究培训，一直是研究调查和循证实践的支持者。由于缺乏出版激励措施，协会中的许多项目仍然属于灰色文学领域，因此其研究论文和海报都在网上公布（Alberani and Pietrangeli，1995；Chesniak，2015；Harvey and Wandersee，2010）。在英国，健康图书馆组织和信息专业协会（CILIP）大力推广和支持EBLIP，欧洲健康信息和图书馆协会（EAHIL，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也在整个欧洲支持EBLIP运动。尽管有人指出，语言障碍可能令EBLIP无法在整个欧洲更广泛地传播（Declève，2010），但是瑞典主办了第五次EBLIP会议，并且EBLIP在其他北欧国家也有发展（Haglund 2010；Haglund et al.，2012）。EBLIP也传播至包括亚洲（Eldredge and Ye，2000；Sakai et al.，2014）和拉丁美洲（Anonymous，2001；Booth，2008；Booth and Eldredge，2010）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健康图书馆事业中的证据基础

虽然循证实践最初被宣传为健康图书馆员展示其专业知识（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2005b）和拓宽其角色范围的机会（Falzon and Booth，2001；Har⁃ries，2005；McGowan and Sampson，2005；Palmer，1996；Scherrer and Dorsch，1999），但通过EBLIP，健康图书馆员已经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基础来支持他们自己的图书馆实践。

（一）培训、文献检索和图书馆服务

布雷特（Brettle）的系统评价确认了培训临床医生是有效的（2003；2007），同时强调了评估培训的有效性需要更严格的方法，如后来加尔多尼斯等人（Gardois，2001）、埃尔德里奇等人（Eldredge，2013a；2016）实施的那样。艾尔等人（Ayre et al.，2015）对英格兰60家医院进行了测试后调查，结果证明对临床医生知识和患者护理的培训具有持续有效性和影响。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行为检索和提供图书馆服务对临床医生是有效、有影响和有价值的。调查方法包括系统评价（Brettle et al.，2011；Perrier et al.，2014；Wagner and Byrd，2004；Weightman and Williamson，2005；Winning and Beverley，2003）、随机对照　试　验（McGowan et al.，2008；Mulvaney et al.，2008；and Eldredge et al.，2016）和混　合　方法研究（Bartlett and Marshall，2013；Brettle et al.，2006；Brettle et al.，2007；Marshall et al.，2013；2014a；2014b；Urquhart and Hepworth，1995；Wallace et al.，2014）。一项系统的审查表明，健康图书馆员通过改进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患者护理质量、风险管理和安全、保健服务的开发和供应以及临床医生的成本和专业能力持续性发展，对临床决策产生影响（Brettle and Maden，2015a）。(www.daowen.com)

（二）在系统评价中检索

虽然健康图书馆员可能将系统评价用于指导自身的实践，但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在系统评价中检索卫生保健。健康图书馆员一直热衷于在这一领域建立证据基础，以便系统评价检索建立在强大的证据基础之上。早期的研究侧重于使用定量技术来开发和测试检索过滤器（Boynton et al.，1998；Brettle et al.，1998；Haynes et al.，1994；Jenkins，2004；McKibbon et al.，2008；White et al.，2001），而后期的研究则通过使用简单的统计技术来检查最佳源，以检索系统评价（Brettle and Long，2001；Golder et al.，2008；McDonald，Taylor and Adams，1999；McNally and Alborz，2004；Ogilvie et al.，2005a；2005b）。这些研究提供了一个健康图书馆员在循证实践中扮演双重角色的例子，其中他们参与EBLIP来为他们在循证实践活动提供证据。

（三）证据的类型

在图书馆部门中，健康图书馆员可能与证据层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以与他们共事的专业人员接受的方式提供证据。能够确定的是，健康图书馆员已经接受并且在进行系统评价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对图书馆信息学（LIS）系统评价的回顾中，寇福根纳基斯（Koufogiannakis）和布雷特（Brettle）（2015）发现，82个系统评价中有50个与健康主题相关，这表明健康图书馆员越来越多地对自己的实践进行系统评价。此外，如下文案例研究11.1所述，还有大量与健康图书馆相关的系统评价正在开发中（Eldredge et al.，2015b）。一项关于健康图书馆员的影响和有效性的系统范围审查发现了8个系统评价与该主题相关，可见在某些领域正在进行大量研究（Brettle and Maden，2015a）。

量化研究设计的使用比EBLIP的开始要早得多。自20世纪40年代起（Postell，1946），健康图书馆员开创了图书馆学的队列研究，而作为一种能产生所需证据的研究方法，它在健康图书馆员中变得更为普遍（Eldredge，2002b；Eldredge，2008b）。35年前，马歇尔（Marshall）和诺伊费尔德（Neufeld）（1981）开创了对图书馆学的随机对照试验。佩里耶等人（Perrier et al.，2014）的一项综述发现，有12组随机对照试验显示了健康图书馆所提供服务是有效的，这表明这种方法在为健康图书馆员提供回答某特定类型问题的证据方面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健康图书馆员使用的其他研究设计包括队列设计、经济分析、快速回顾、内容分析、前瞻性观察研究、纵向研究、调查以及混合方法（El⁃dredge，2004；Brettle and Maden，2015a）。

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混合方法（如下文案例研究11.2所述）来为健康图书馆服务的效果以及这种效果实际上是如何产生的提供证据（Brettle，Maden and Payne，2016）。一旦这种效果得到大范围的证实，健康图书馆员就开始使用开发的工具定期收集本土化证据，以便持续进行质量保证、标杆管理和宣传（Dalton，2012；Dunne et al.，2013；Edwards and Ferguson，2015）。之所以在健康图书馆领域使用定量设计和越来越多的系统评价，是因为在健康图书馆员所处的医疗卫生环境中，实验研究被认为是金标准。然而，定量设计并不总是适合回答手头的问题（或提供所需要的证据）。决定性事件法（CIT，critical inci⁃dent technique）为如何使用信息提供具体的证据，因此在效果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Brettle，Maden and Payne，2016；Marshall，1992；Marshall et al.，2013；Urquhart et al.，2010）。韦特　曼（Weightman）和厄　克特（Urquhart）（2008）在采访中建议使用决定性事件法，为临床医生该如何使用图书馆资源提供更深层次的证据。最近，布拉德雷、盖瑞驰和汉尼根（Bradley，Getrichand& Hannigan）对农村医生使用临床信息资源的情况做了质性研究，并对图书馆利用教育做了行为调查研究（Eldredge et al.，201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