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这份名为《值得重视：对不断发展的图书馆评估领域的评价》（Worth Their Weight:an assessment of the evolving field of library valuation）（美国）的报告建议加强图书馆宣传工作，并用循证且量化的术语帮助公共图书馆“制作案例”，公共图书馆必须：

制定全面的研究议程，推进系统评估图书馆对教育、公民参与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贡献。图书馆研究界应该加快努力，开发必要的概念模型、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以便为公共图书馆提供统一、充分的案例。

（Americans for Libraries Council，2007：9）

七年后，伯明翰图书馆（英国）前馆长约翰·多兰（John Dolan）呼吁公共图书馆通过一项集中计划来积极推销他们的服务，“该计划收集和整理研究成果以便社团、图书馆员、工作人员、领导人和媒体等获取，重复使用和应用……为服务开发和创新提供信息，重要的是在行业内创造一种进步文化”（Dolan，2014）。2015年7月，CILIP首席执行官尼克·普尔（Nick Poole）响应了这一观点，呼吁“围绕英国公共图书馆的证据应更清晰有力”，并“不仅要采取统一的方法确定和测量图书馆的数量，还要衡量它们所提供服务的影响”（CILIP，2015）。然而，尽管存在这种反复的、旗帜鲜明的和公开的改革号召，国际公共图书馆部门似乎都不愿意，或者说无法接受其拥护者倡导的EBP模式。

虽然对那些希望在这方面学习、工作或对其有特殊兴趣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是不幸的。但更令人担忧的，是普尔（Poole）认为，这种持续“缺乏可靠和有意义数据的情况正对知情决策造成负面影响”，从而会大大破坏整个行业的地位和长期前景。“全国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前景受到束缚，且容易被误解……随着服务的发展以及交付和人员配置越来越复杂，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解事实，而且我们有一个相关、准确和强有力的证据基础来为关键决策提供信息”（CILIP，2015）。鉴于公共图书馆目前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压力，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公共图书馆员没有更积极地参与到自己工作领域的证据基础建设中来。

那么，这个证据基础将从哪里来，从谁那里来？不是（至少在多数情况下）来自同行评审的文章，因为目前公共图书馆员对此的贡献还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作品是可信的”（Rundle，2013）。这是一个引起强烈意见的话题，上文已讨论了其中一些原因。2008年，《网络图书馆事业杂志》（Journal of Web Librarian⁃ship）的编辑问其读者“如何增加与公共图书馆背景相关的发行研究的数量”，并引用了尤金公共图书馆首席技术管理员玛格丽特·黑兹尔（Margaret Hazel）的话，玛格丽特·黑兹尔提出“许多图书馆期刊的形式限制了人们的兴趣”，以及“尽管非常需要这样做，但是公共图书馆员没有时间正式进行研究和数据收集”（Fagan，2008：1）。约翰·文森特（J.Vincent）长期从事图书馆工作，也是英国网络信息和最佳实践分享机构的协调员，他延伸了这个观点，认为同行评审和EBP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前者吃力的性质使其与目前在该部门中经常使用的现代、灵活的项目管理方法格格不入：“‘学术的’，同行评议的方法的风险在于……存在重叠的‘研究方法’可能就不适合在公共图书馆报告和分享好的实践。”（J.Vincent，personal communication，2015.7.27）学位达标和研究积极的图书馆员数量少；综合管理责任越来越大；实践者脱离专业团体（导致图书馆会员。出席会议的人数和期刊读者数量减少）；工作人员减少和预算不断紧缩的长期压力是其他潜在原因，以上都是传统的高校/健康图书馆采用的EBLIP方法从未在公共图书馆部门站稳脚跟的原因。(www.daowen.com)

对于文森特（Vincent）和吉莱斯皮（Gillespie）来说，他们“了解或确定证据收集的目的将EBP置于证据收集活动的中心”（Gillespie，personal commu⁃nication，2015.10.14），关键问题在于：EBP的用途是什么？如果答案是分享和传播最佳实践，那么这些都可以轻易实现且不需要如此正式，而且这一切都正在进行中。或许，具有挑战性的是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让公共图书馆员参与EBP，并形成公认的定义和理解，认可开放存取数据和“软”来源是合法的证据形式，同时逐渐让人们意识到这是可以用来解决证据基础中现有缺陷的标准化工具和技术（Taylor et al.，2015）。对吉莱斯皮（Gillespie）来说，这也意味着颠覆传统的层级结构，确保将“专业知识”视为证据：“我认为把数据定义为硬数据或软数据，会降低经验数据的价值，而日常实践中伴随偶然或意外的数据……要克服这一障碍并接受各种类型的证据是很困难的。”（Gillespie，person⁃al communication，2015.10.14）此外，如果循证方法要成为全世界公共图书馆的标准和综合做法，无论是实际还是纯粹代表的层面，该部门都将需要更广泛的组织认同：

为了让全新有效的循证结果评估和决策模型在公共图书馆内扎根，必须承认、理解和处理现有的组织文化，同时引入新的评价制度。

（Irwin and St-Pierre，2014：8）

积极进展

然而，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目前正在做出实际努力，来提高公共图书馆实践者的评价技能。2015年7月，由科罗拉多州立图书馆和科罗拉多图书馆联盟发起的为期三天的公共图书馆研究讲习会正式举行。另一个将于2016年9月在丹佛市举行。该讲习会的愿景是：“在公共图书馆中创造一种文化转变，有目的地收集、分析并使用数据进行决策、战略规划，并证明图书馆的影响力。讲习会将对回到图书馆的变革推动者进行教育，使他们具备工具、能力和承诺来领导循证实践。”（Research Institute for Public Libraries，2015）另一项积极的工作是卡内基英国信托公司的证据交换项目（Carnegie UK Trust，2015），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共服务决策者之间共享最佳实践的网络（What Works Network）（Cabinet Office，2014）。建立国家资料库、中央和搜索证据数据库的概念，有可能极大地加强交流，减少重复并更好地在整个部门部署资源。在苏格兰，爱丁堡市议会的外部供资官员正在争取将爱丁堡公共图书馆打造成一个研究中心，在那里开发、培养和研究循证的实践和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