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实践者不断面临着“展现自身价值和实质作用”（Irwin and St-Pierre，2014：1）的挑战，对行业证据基础知识，以及公共图书馆员把“证据融入（他们的）工作生活中”的需求正变得越来越重要（Brettle，2012b：2）。这种证据以不同的形式让图书馆专业人员能够展示他们自身及其所提供的服务的影响。充分的质性数据丰富了对外部资金的竞标，这反过来又保证了维持和发展创新服务所需的资本。了解公共图书馆所寻求的各种资助形式，有助于了解其不断演变的社会功能，并证明其在服务需求日益增长时的经济价值。证据利用指导决策，并协助根据客户需求合理分配有限的资源。它有助于向当地和国家利益相关者证明一个组织的价值，并支持提高服务形象和声誉的外部认证。

然而，如果我们试图根据早期对EBP和循证图书馆事业（EBL）的定义来衡量公共图书馆员参与EBP的程度，即一种“批判性地评估图书馆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证据并将其纳入日常实践……而且鼓励图书馆员进行高质量的质性和量化研究（Crumley and Koufogiannakis，2002：62）的实践，那么得出的参与积极程度就相对较低。这就说明了公共图书馆员的研究和出版率很低，有关公共图书馆实践的LIS研究文章占比也很低的原因。2005年进行的内容分析研究结果（Penta and McKenzie，2005）显示，在四年时间里，北美LIS期刊上只有3%的文章作者受雇于公共图书馆。即便在《公共图书馆季刊》（Public Li⁃brary Quarterly，2005）中，也只有14%的作者是公共图书馆员（Penta and McK⁃enzie，2005）。最近在澳大利亚发表的一篇EBLIP的评论（Rundle，2013）强调了国际上缺乏专门的公共图书馆期刊以及公共部门在国家图书馆会议上代表性不足的问题。2015年3月，一份有关英国体育与文化社会影响的证据基础评价指出，尽管英国艺术委员会（Arts Council England，2014；Fujiwara，Lawton and Mourato，2015）很努力去纠正这种不平衡，但是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在社会影响证据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落后于其他部门”，“特别缺乏确凿的证据”（Taylor et al.，2015，9）。

2012年，《循证图书馆信息实践》（Evidence Base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actice）（EBLIP）特刊（Ryan，2012）试图通过收录LIS教职员和公共图书馆实践者的研究文章，以及聚焦于公共图书馆问题的证据摘要，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尽管公共图书馆员乐意加入EBLIP，但是他们的投稿数量依旧很低。吉莱斯皮（Gillespie，2014）在根据澳大利亚教师图书馆员的经验推导出EBP模型时，承认中小学和公共图书馆部门都存在这种不足：“研究是循证实践的基础……然而，几乎没有什么条件能支持教师图书馆员成为循证实践者。”（第3页）由于缺乏公开数据，因此很难衡量公共图书馆实践者多大程度上在工作中采用了循证方法，或者公共图书馆管理者如何将证据应用到对图书馆的评估和评价中。斯坦斯特罗姆（Stenstrom）在关于公共图书馆首席执行官决策模型的著作（2015）中研究指出，尽管存在各种决策框架以供使用，但在描绘日常实践的现状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编写本章时，我们从超过1000名JiscMail（英国教育研究团体的电子邮件讨论列表）（英国）订阅者（Cole，2015）、《公共图书馆新闻》（Public Librar⁃ies News，英国）的读者以及图书馆协会（CILIP）的公共和移动图书馆集团成员那里收集了实践者对于在公共图书馆部门内运用和理解EBP的意见。《公共图书馆新闻》的作者兼编辑伊恩·安斯提斯（I.Anstice）是其中一位采访对象，他表示公共图书馆部门历来缺乏“严密性”和外部监督，可能是缺乏EBP的潜在原因（I.Anstice，《个人沟通》，2015.7.13），该领域其他工作人员则将运营责任和来自综合管理、外联和公共关系的压力视为决定性因素。一些人继欧文（Irwin）和圣皮埃尔（St-Pierre）（2014：6−8）之后指出了更广泛的“组织文化”：地方或州政府对EBP的态度（或缺乏某种态度）；而另一些人强调了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在委任公共图书馆职位时，优先考虑客服、管理和IT技能，而不是图书馆事业的资格证明。一名实践者在回应2013年的一个博客帖子（Rundle）时，表示雇佣他们的组织会控制公职人员的通信，他认为这是他们参与公共研究的一大阻碍（Fiona，2013）。卡内基信托的证据交换项目（2014—2015）将非学术部门的工作人员缺乏研究机会定义为决定性因素：“学术研究的可信度（很高）与其可获得性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许多受访者表示无法获得学术证据。”（Carnegie UK Trust，2015）(www.daowen.com)

作者的前期研究还揭示了该行业对EBP含义不同程度的认识和理解：从纯粹基于同行评审研究的实践；到通过非正式渠道学习（特别是从积极发布此类证据的大型慈善/研究机构的角度来看）；再到落实汇编数据和研究报告，而不特别关注它们是如何转化为实践的。然而，有一个强烈的共识是，这个行业内确实发生了类似于EBP的事情，但其通常处于一个低层次的、半正式的水平，即在区域指导小组、会议和股东年会上，或者在《公共图书馆新闻》（Public Li⁃braries News）等更开放的平台上，通过JiscMail讨论列表和个人电子邮件分享证据。受访者还表示，这些形式的EBP不太可能会被“学者”认可或严肃对待：这为我们了解公共部门对EBP的态度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视角。这些观点表明，虽然公共图书馆实践者运用了EBP，但这并不是总被承认或意识到的。而且如果要扩大证据基础，就必须克服跨部门偏见。

鼓励公共图书馆员进行进一步研究的一个环节，是了解公共图书馆组织结构如何鼓励或阻止实践者从事研究或组织评估活动的。埃德蒙顿公共图书馆（EPL）有一个经理，负责评估和研究工作，并向战略和创新执行总监汇报，其员工将1.5倍的等效工时^[1]致力于内部评估和服务评价活动。EPL每年还支持两名专业图书馆员实习，其任务是进行原创型研究，为之前未审查的领域指明服务方向。呼吁公共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参与研究活动的同时，这些实习研究报告和成果也会被概括出来（Ryan，2015）。然而，由于我们只是大致了解其他国际公共图书馆如何组织其内部评估和职位评价来为服务提供信息，所以目前还不知道这种结构在此环节中有何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