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图书馆奖学金中引用的证据来源，揭示了人们对权威的定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考虑到当地情况的多样性时。这些证据包括传统的学术交流方法，如期刊、会议（包括出版的会议记录）以及图书馆和信息实践领域的相关研究报告，更广泛地说，是教育、管理和通信等相关学科领域。高校图书馆员和其他在图书馆工作的专业人员也会使用其他证据来进行决策，例如内部报告、年度报告、机构统计、评估数据、可用性结果和员工专业知识，以及通过内部反馈机制和社交媒体从用户那里收集到的逸闻证据。这种多样、微妙且来源广泛的证据承认当代大学中的教、学以及研究的变化本质。

为了应对当今迅速变化的环境，图书馆实践者和其他研究者为当代高校图书馆的循证决策提供了丰富的证据来源（Turcios，Agarwal and Watkins，2014），尽管他们使用这些资源的程度尚未清晰。研究综述，如系统评价，总结了与图书馆事业相关的各种主题的，且已出版的研究的质量和数量（Koufogiannakis and Brettle，2015）。在描述专业信息前景时，英国CILIP的一个特别兴趣小组——图书馆和信息研究小组（LIPG），进行了一次范围审查，以绘制实践者文献图谱。审查结果指出，分析的论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案例报告或质性研究，这其中有大量的研究采用了文献计量学（Woods and Booth，2014）。在大西洋彼岸，一项由加拿大LIS部门的教员撰写的期刊论文研究报告称，2008年至2012年间发表的142篇研究论文中，有一小部分是由实践者参与撰写的（Koufo⁃giannakis，Wilson and Kloda，2015），这可能会对图书馆环境的感知造成影响，从而阻碍“证据到实践的转化”（Kloda，Koufogiannakis and Mallan，2011，n.p.）。

200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型研究型图书馆鲜少使用评估数据，许多工作人员倾向于“凭借自己的假设和过去的实践来做出决策”（Hiller，Kyrillidou and Self，2008，228）。相反，另一项研究发现，三个图书馆的馆长将证据作为他们决策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使用质量和服务质量方面，而这种做法也为该组织其他级别的工作人员所效仿。除了维护当地数据，研究中的机构管理人员还通过调查、访谈和非正式对话等方法来搜寻补充信息（Casey，2011）。根据图书馆评估的发展趋势，可以预期，利用地方评估数据来补充已发表的研究成果的做法也将增多。

200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作为实践型研究者的高校图书馆员”的开创性文章（Watson-Boone，2000），将实践型研究者和基于实践来解决问题的概念引入有关图书馆的讨论中（详见第八章）。三年后，一篇题为“领导能力以及研究方法和统计分析在决策、研究和出版中的重要性：引文模式研究”的论文（Wil⁃liams and Winston，2003）证实了高校图书馆员和管理者使用统计分析和分析的能力。正如一篇关于将研究纳入实践的文章中进一步解释的那样，“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不断学习和适应在职业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研究不再是学术的专属特权，而是成为职场的一部分”（Luo，2011）。

因此，在21世纪，研究被视为组织效能和工作实践的关键，即“从实践到研究再到实践”（IMLS图书馆服务协会，2015：9−10）。这一认识让越来越多的实践者开始消费和开发研究型证据，用于决策、采取行动、专业发展和更新认识等方面。在本地环境中，这些不同的应用程序需要“信息相关技能”（Mar⁃cum，2015，3），而这些技能最能在多学科团队中获得锻炼。因此，为了鼓励在机构决策中使用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形式的证据，高校图书馆员需要与馆内外的同行保持对话。这种跨职能创新的例子有沃伦斯（Warrens，2015）关于设计循证内部网的论文，布朗宁（Browning，2015）对电子资源访问问题的分析。

由于当代循证学习项目通常需要来自多个学科的专业知识，因此图书馆专业人员会定期与其他学术专业人员接触并发表文章。本着这种精神，昆士兰理工大学信息学院的一个大有可为的学派推进了“利用信息来学习”的研究，也就是所谓的知情学习^[2]（Bruce，2008），其涉及的学科和行业十分广泛。最近的一些研究探究了网络专业人员（Sayyad Abdi，Partridge and Bruce，2013）和大学生（Maybee，2014；Maybee et al.，2013）的信息体验。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信息体验研究者会经常采用质性方法，如现象图和扎根理论（Hughes，2014），从证据来源中获得启发，这些证据来源可以补充应用环境中除研究出版物、本土化评估、项目评估、“最佳范例”和专业人员的逸事以外的证据。(www.daowen.com)

一项关于高校图书馆员证据概念的突破性研究揭示了九种证据感知类型，其分为两大类：硬性证据和软性证据^[3]（Koufogiannakis，2012a）。硬性证据常被认为是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型证据，采用出版物的形式，并“经常通过外部机构进行审查”（第10页）。五类硬性证据包括：已发表的文献、统计资料、本土化研究和评估、其他文件（如网站和博客）和事实。软性证据本质上是非科学的，并且“聚焦于经验和积累的知识、观点、直觉，以及其他图书馆或图书馆员的做法”（第11页）。已确定的四种软性证据是：同事的意见、隐性知识、用户反馈和逸闻证据。寇福根纳基斯（Koufogiannakis）的分类已经修改，并被用作本书第四章的基础。在可能的数据源中，丰富的变化提供了多种观点；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观点，包括“从其他人那里学习研究型证据”（Brettle，2012a：1），是为了用户群体而与他们共同制定的。

例如，由于曾经用于存放印刷藏品的高校图书馆空间，如今已经转变为供个人或协同学习的场所，因此研究的重点是揭示我们现在能从那些利用过此空间的人的工作实践中所学到的一切（《图书馆空间》，Foster，2014a：2）。参与式行为研究报告（Somerville and Brown-Sica，2011），以及将图书馆用户作为研究过程中的合作伙伴的其他研究（Ojennus and Watts，2016；Tevaniemi，Pout⁃anen and Lähdemäki，2015；Yoo-Lee，Lee and Valez，2013）例证了这种趋势。这些例子说明，用户作为共同创造者，参与自身学习空间的设计过程是有效果的。

发现并使用证据

正如时代要求更多使用证据的那样，图书馆员也在用更精密的方法将证据概念化，并将证据融入专业工作中。一项博士研究发现，高学术图书馆员证明了在选择作为决策依据的证据之前，有必要评估所有可用证据的来源（Koufogi⁃annakis，2013b）。他们还采用了多种手段来寻找证据，主动地寻找方法包括提取（如查阅文献）、创建（如进行评估研究）和反思（如利用先前的经验和知识）。根据这项研究，寻找证据的被动方法，包括推送（例如社交媒体馈送）和偶然发现（即偶然发现相关出版物）（Koufogiannakis，2013b）。

该研究还发现，高校图书馆员主要通过使用证据来说服自己和他人（Kou⁃fogiannakis，2013a）。首先，图书馆员获取证据是为了验证自己的思维方式或决策。其次，图书馆员获取证据是为了影响他们的同事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同时也为了影响组织层面的决策。由于高校图书馆的决策通常需要咨询专业人员和资助者，因此，在这种背景下，EBLIP有助于各利益相关方达成共识。高校图书馆员实际使用证据的方式是由决定性因素（Koufogiannakis，2015）引导的，这些决定性因素不是推动EBP，就是阻碍EBP。它们包括组织动态、图书馆员可利用的时间、图书馆员的个人观点，以及他们接受的教育和培训。在高校环境中，图书馆员可以控制一些更内在的决定性因素，例如个人观点和培训。而其他决定性因素，如组织动态，在高校图书馆等大型机构中，不太容易在短期内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