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和学术出版业的巨变，高校图书馆的职能和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也发生了变化。纸质印刷已经越来越多地过渡到电子形式，而图书馆员一直保持着警惕，确保其能够无缝访问线上资源，并鼓励将它们集中到可以被发现的地方以及学习管理系统中。由于预期将会出现新的出版模式和具有新许可要求的平台，因此需要在采集、发现和访问方面具有高度熟练度的专家。与此同时，关于学习管理系统特性的讨论，包括自定义和个性化，已经促使学生和研究者参与到图书馆资源中来，以提高学习效果。实体图书馆设施也发生了变化，它们越来越多地采用校园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设计方法，更加关注用户的需求。所有这些变化都从研究中来，还增加了研究数量，使高校图书馆成为EBLIP的理想环境。

学生和教员使用信息资源方式（e.g.，Tenopir et al.，2015）上的变化，以及用户“期望……（和）正在呼吁出现更好的图书馆以适应当今复杂的世界” 的现实情况（Lankes，2012），对高校图书馆员既要跟上当前的需求还要预测未来的需求来说，是一种压力。正如朗和斯科菲尔德（Long and Schonfeld，2013）以及鲁特纳和斯科菲尔德（Rutner and Schonfeld，2012）报告的那样，需求增加的部分原因是学术领域的研究实践发生了变化。对英国（Housewright，Schon⁃feld and Wulfson，2013）和美国（Schonfeld and Housewright，2013）学术界的研究揭示了一种趋势，即学者越来越多使用线上资源，同时也十分重视传统格式。他们还注意到了信息搜索实践，采纳数字内容和接受开放型访问中存在着的不断变化的模式。同样，对学生的调查揭示了学科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他们对搜索、评估、处理和交流/传播的重要性（Pinto and Sales，2015）的看法大相径庭。为确保图书馆不落伍于数字时代，图书馆员应立志“提高学术生产力，增强学习者的能力，并参与研究、教学和学习过程的整个生命周期”（Jaguszewski and Williams，2013，1）。如下文所强调的，协会出版物、研究机构、专业讨论和图书馆文献都反映了这项雄心勃勃的使命已日益被接受。

近年来，高校图书馆已开始提供以下服务：数据管理、研究员简介、数字奖学金、学术出版、创造性表达、影响对策、网络开发、政府资助任务（Ken⁃ney，2014，3）和数字人文科学（Hartsell-Gundy，Braunstein and Golomb，2015）。会议和文献中越来越多地提到研究数据管理服务（Rambo，2015；Tenopir，Birch and Allard，2012）。因此，可以认为高校图书馆事业领域在扩展，以便吸收新的功能；而研究型证据，连同产生本土化证据的技能，也随之出现（Passonneau and Erickson，2014）。

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经常与其他学术或行业专业人士合作的图书馆专业人员（Somerville，Schader and Sack，2012；Somerville and Conrad，2013；Somerville and Conrad，2014），研究了不同用户群体的信息行为。研究意在探索“研究者应如何真正工作”（Foster，2014b，4），“能让我们设计出适合研究者工作流程的服务，而不是研究者试图理解或融入我们的工作流程”（Rambo，2015.9）。运用各种研究方法为博士生的研究行为（Jisc and the British Library，2012）、个人学习环境（Caldwell，Bilandzic and Foth，2012）和数据存储（Swauger and Vision，2015）提供证据，这一愿望已经催生了大量关于研究者行为的研究。这些探索为设计高校图书馆服务和以用户为中心的系统提供了证据基础。

一组互补的调查探索了提高研究者效率和改善其工作流程的实际意义（Conrad and Somerville，2013；Conrad，Leonard and Somerville，2015；Favaro and Hoadley，2014）。与此相关的是，考虑到高校图书馆向电子资源的转变以及整个高等教育中采纳技术方法的趋势（Horizon Report^[1]，2015），图书馆网站已经成为自行发现、访问和满足的门户。发现层服务的出现促使人们对这些产品的特性和功能进行了对比研究（Asher，Duke and Wilson，2013）。其他报道地方性创新的论文探讨了图书馆网站重新设计的主题（Deschenes，2014；Wood⁃field and Lamond，2015）。

与此同时，对研究人员经验的整体批判，迫使图书馆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来获取并授权数字内容、平台和服务。他们必须放弃错误的选择，即只看到当前可用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争取一种适合他们研究者的美好光景（Schonfeld，2015，13）。这一行动呼吁与反映了从自治到问责制转变（Eldredge，2014）的新职业地位概念不谋而合。在图书馆事业中，这一概念采取了反映用户实际或潜在需求的以及循证的决策形式，如此例所示：(www.daowen.com)

作为馆藏资源开发图书管理员，尽管预算有限，您也需要确保用户对权威信息的需求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得到满足。您运用EBLIP流程来甄选馆藏资源，知道自己的决定必须对他人负责，这是新专业精神的一部分。这种通透程度与我们这个行业长期以来秉持的开放价值观非常吻合。当其他人（如管理员或用户）要求对您的决策做出解释时，您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向您的EBLIP流程，该流程识别了在同行评审的文献中发现的大量应用研究型证据，用户社区使用过的同一类型资源的性能、相同或类似标题的馆际借阅请求数据，可能是成本效益分析，甚至可能是队列研究或实验研究。

（Eldredge，2014，n.p.）

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为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信息。已出版的文献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主题，这些主题展示了关于受到EBP强化的信息素养模式不断发展的论述。主题包括：嵌入式信息素养模块（Kavanagh，2011），图书馆教学与学术成功之间的联系（Bowles-Terry，2012），数字信息素养评估（Sieberhagen and Cloete，2012）以及渐进式图书馆员课程合作的影响（Booth et al.，2015）。这一领域的研究不再像以前那样只关注高校图书馆的教学数量，而是变得更加复杂了。无论是从学生记忆力、学习成果，还是从学生表现来看，与教育影响相关的图书馆文献越来越多地对教学效果展开了测评（Eng and Stadler，2015；So⁃ria，Fransen and Nackerud，2013；Stone，Pattern and Ramsden，2012）。此外，关于信息素养教育有效性有三篇系统评价，它们的结论是：线上教学和面对面教学一样有效（Koufogiannakis and Wiebe，2006；Weightman et al.，2015；Zhang et al.，2007）。

这种对高校图书馆事业内部评估的关注与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相适应。无论是否有外部环境推动，如高等教育认证或外部方案审查程序，还是出于组织上的改进愿望，图书馆领导和管理人员都应该规划和落实对其影响、服务、资源、方案、虚拟和实体空间以及伙伴关系的全面性、有针对性的评估。这一点在美国大学和研究型图书馆协会（ACRL）委托的《高校图书馆的价值：全面的研究综述和报告》（Value of academic libraries: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review and report）中得到了证明（Oakleaf，2010）。一些著名的个人研究审查了图书馆在资助过程中的价值（Tenopir，2010）；研究以及研究者的论文、授予的奖项（研究信息网和英国研究图书馆/RIN and RLUK，2011）以及研究成果的价值（Noh，2012），并对这些内容提供了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