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例强调了未能适时调整决策时，会有潜在危害（或者，确切而言，不考虑EBLIP流程的调整阶段就会出现问题）。由于本土化证据已表明馆员参加学习小组对学生的学习起了积极作用，假如馆员当时没有反思需要更多的证据，他们可能会继续进行没有必要的资源密集型的实践。循证医学的驱动因素之一是保证对患者进行安全、有效的护理，因为不按照现有最佳证据做出的护理方案，有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虽然馆员不采用循证方法不太可能会要服务用户的性命，无效的决策最多会浪费资源，但是，馆员若没有恰当利用证据对服务进行有效宣传，可能会致使图书馆服务销声匿迹！无独有偶，有一类似先例，激发罗彻斯特大学做了相关研究（Marshall，1992），在纽约，面临财政削减时，该研究提出的证据将图书馆服务的价值与病人护理联系起来。最近，英国的CILIP（英国图书馆信息专业学会）在董事会上赞同并采纳了评价与服务相关联的理念，委托整个图书馆行业所有受过培训的专业图书馆员、专业信息人员和专家对所有证据进行评价（Brettle & Maden，2015a），CILIP学会将利用评价结果宣传继续提供专业的图书馆服务。还有学者已发表了倡导高校图书馆服务（Oak⁃leaf，2010）和中小学图书馆服务（Williams et at，2013）的研究报告。

馆员未对决策结果进行评价，或者在工作实践中未采用循证方法，可能会做无用功，即馆员会做不必要的研究和评价，还会导致馆员工作效率低下，信息素养受到影响。10多年来，图书馆业内学者比较了计算机辅助教学和面对面教学效果，所做的系统评价都突显了馆员信息素养能产生积极影响（Koufogi⁃annakis & Wiebe，2006；Zhang et al.，2007）。最新的系统评价（Weightman et al.，2015）重点研究了近年来信息素养主题的文献，研究结果也显示了图书馆员的积极影响。Brettle和Maden（2015a）所做的大量研究和系统评价研究都强调，应加强临床图书馆员的积极作用和积极影响研究。也许，该让馆员下定决心，认真思考EBLIP流程的最后阶段，即“决策调整阶段”，评估已经掌握的证据，并按照证据进行实践，恰逢其时。(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