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研究型证据定义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运用系统性研究方法进行的一种调查，旨在启发实践者产生一些新事实、提出新概念或新想法/新思路”（Peritz，1980）。循证运动始终重视实践者必须获取研究型证据，指导实践者做出决策。图书馆信息专业领域积累了大量成熟完备的研究型证据，并且大有不断增多的趋势，用以支持本领域的实践者做出决策，创造知识。由于确凿可信的研究型证据基于合理的研究设计，因此理应可靠有效。

在收集证据支持决策的过程中，就某个问题或疑问，馆员应该尽早考虑查阅相关的研究文献，以获取能解决问题的研究型证据。例如，如果查到某一主题的研究文献，馆员就会利用所查文献，评估哪些具体服务能使用户受益，或者评价哪种服务方式更为有用或有效，因此，研究型证据很有价值。

不过，LIS领域研究文献的质量和数量往往令人担忧，一直是实施EBLIP流程的潜在障碍（Haddow，1997）。例如，有时，针对某一具体主题可能会查到很多文献，但缺乏对所查文献进行的各种研究（Plutchak，2005）。虽然有一些学者所做的内容分析研究了LIS文献，却发现对已发表文献进行的研究的比例介于15%和57%之间，而且其中大多数研究属于描述性研究（Buttlar，1991；Feehan et al.，1987；Jarrelin & Vakkari，1990；Koufogiannakis，Slater & Crum⁃ley，2004；Kumpulainen，1991；Nour，1985；Peritz，1980；Williams & Win⁃ston，2003）。EBLIP运动虽已引发了LIS领域学者专家对提高本领域研究型证据质量的研讨，因为没有高质量的研究型证据，就会缺乏证据基础，所以实践者无法根据可靠信息做出决策。

理想的情况是，馆员既能查到切合具体工作情境的研究型文献，又能解决馆员遇到的相同或相似问题。在查找最切合实际的研究型文献的过程中，实践者应批判地阅读多篇研究论文，才能确保所用的研究方法恰当，确保所做的研究有理有据。第五章（评估证据）会详细探讨证据评估问题。虽然可能未必总会查到直接解决具体问题的研究文献，但馆员往往会效法类似研究，或者积累丰富前人研究，研究文献才能更为切合实际工作情境，解决问题。此外，馆员也能经常从研究型文献中更全面了解所研究的课题，并学到问题所属领域的一些理论模型，而这些理论模型有望成为馆员未来的研究方向（见表4.1）。

表4.1　研究型证据类型

续表4.1

（一）量化研究^[1](www.daowen.com)

从本质上看，量化研究讲求客观公正——馆员开始着手做研究时，先得决定要研究什么（拟订研究计划），然后按照拟订的计划逐步展开研究。Robson（2011）将此法称为固定设计，即先列出要测量的事物，然后再进行测量。定量研究可采取实验的形式进行（包含假设的实验）；或者采用其他形式收集数据、分析数据，例如运用跟踪用户组和测试用户组的队列研究，或者是采取将用户反馈归类的调查研究（回答是/否），或者利用等级量表（1−5级量表，或从差到优的评价量表）进行调查。量化研究常常回答“如何做”或“做什么”的各种问题，还可能涉及为假设、测试或计算查找支撑材料，因此，量化研究对于确定某证据是否有效十分有用。而且，它往往侧重于研究大样本（可总结推广到更广泛的人群），分析各种变量和混杂因素（可能影响结果的其他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图书馆文献进行定量研究的案例有Brettle和Raynor（2013）所做的随机对照试验，此研究针对护理专业学生的信息素养课程，比较了开设网络课程与面对面教学之间的效果差异；还有针对图书馆馆藏与提高儿童阅读能力的相关性研究（Farmer，2006；Lance & Schwarz，2012），以及英国图书馆的投资回报研究（Tessler，2013）。

（二）质性研究^[2]

与量化研究相比，质性研究本质上主观性较强，主要与对人和对事物意义的感知和理解有关，在收集数据和整理数据的过程中，质性研究才会产生或者开始出现。质性研究设计本质上更为灵活，对于解决某个研究课题的缘起（“为什么研究”）十分有用。

质性研究设计方法包括扎根理论（从数据中推出理论）、现象学（对感兴趣的现象进行研究）或民族志（对某一文化的观察）。质性研究的样本量通常不大，研究结果一般不会推广到其他情况或情境。图书馆文献中的质性研究实例主要有：Rankin（2012）的英国阅读年影响研究；Cavanagh（2006）从民族志视角对公共图书馆参考咨询业务中的知识共享、知识创建和知识使用的相关研究；以及Koufogiannakis（2013b）基于扎根理论，研究了高校图书馆员证据使用情况，这也是玉成此书的理论基础。

（三）混合方法研究

混合方法研究，顾名思义，是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有机结合的一种研究思路。运用混合方法时，可以一次或同时使用质性方法和量化方法，还能用两种方法解释彼此的合理性。例如，先用量化调查法或实验法检验假设，再用质性方法解释量化结果的有效性。例如，Brettle、Maden和Payne（2016）运用了定量调查法，确证了临床图书馆员的实践工作对患者护理和组织成果的影响。被试只能就调查问题回答“是与否”（例如，馆员提供的服务信息是否会影响患者的住院时间，或者是否降低了患者承担的费用）；后续访谈会询问被试馆员提供的信息如何促进了调查结果的产生，因此，混合方法研究为临床图书馆员显著地提高实践工作提供了整体性的研究视角。目前使用混合方法研究的案例还有：美国公共图书馆接入互联网后，如何影响公众生活的大规模研究（Becker et al.，2010）；Todd & Kulthau（2004）关于中小学图书馆如何影响学生学习的研究。上述各研究的优势在于能够提供大量客观的证据或数据，表明图书馆服务带来的种种益处，同时提供的质性研究数据还能解释图书馆如何实际运作，或解释图书馆如何对用户产生影响，从而有效阐释了研究结果的合理性。

作为一种常用的混合方法研究，行动研究尤为值得一提。行动研究完美地弥合了研究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它是实践行动和实践研究的结合，因此实践行动研究激发了实践者的专业学习和专业发展（Harada，2003）。在LIS领域，Curry（2005）指出，“行动研究要求所有希望提高图书馆服务的馆员，互相信任，开诚布公，能对出现的不确定、意外情况高度宽容，还要求馆员对未知领域持之以恒，不断进行研究”。当前，大量行动研究都在中小学图书馆进行，因此，行动研究与教育领域息息相关（Ballard，March & Sand，2009；Kwok，2009），但行动研究在高校图书馆领域（Brown−Sica，Sobel & Rogers，2010；Markless & Streatfield，2006；Mehra & Braquet，2007）和健康科学图书馆领域（Seeley，Urquhart,Hutchinson & Pickard，2010）也有一席之地。正如Civallero（2007）所言，行动研究与EBLIP流程的基本步骤相同，因为它鼓励实践者将研究融入工作实践。不过，行动研究的重点是为了解决具体情境中的某个特定问题。它还极具地方性特色，虽然重在行动，但以实践为基础。从行动与研究的关系来看，行动研究的目标总是在实践中行动，因而比EBLIP更为深入、具体。

（四）二级研究

系统评价与循证实践相关，是公认的二级研究形式。系统评价是按照拟定的研究计划撰写的文献综述。系统评价试图为研究开始时提出的确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虽然只有能回答所提问题的研究文献才算数，但是所有决策过程，比如，如何定位待查文献、如何确定查找范围以及如何评估文献质量，都会作为决策流程的一部分被记录下来，以便实践者确定收集的证据包含的各种偏差量。由于二级研究过程透明公开，系统评价常被视为高质量的研究型证据（前提是系统评价得条理清楚，切实可信）。LIS系统评价大有日益增多的趋势1（Koufogiannakis & Brettle，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