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书馆行业，馆员考虑查找何种类型的证据，再利用所获的证据进行决策之前，首先得厘清如下问题，在图书馆信息学科领域内，“何为证据”？这绝非小问题，而是贯穿整个决策过程始终，强调使用循证方法的大问题。

《牛津词典》（2010）将“证据”定义为：“可获得利用的能表明某一观点或某一命题真实或有效的大量事实或大量信息。”学者们一致认为，证据即一种证明　形　式（Hornikx，2005；Reynolds & Reynolds，2002；Twinning，2003；Upshur，Van Den Kerkhof & Goel，2001）。Schrum（2011）指出，证据具有三大属性——相关性、可信度和推理力或权重。换言之，所查的信息若要成为证据，信息必须与手头出现的问题相关，必须确凿可信或可靠，与其他信息比较权衡时，必须显示出优势。本书第五章将详细探讨如何评估证据的可信度和权重。

在循证流程的证据收集环节，馆员应广罗证据，做到穷尽收集，但都得根据面临的问题或提出的问题而定。一般而言，为了解决所提问题，馆员在思考查找所需的最佳证据时，才是进行循证过程的良好开端。例如，在图书馆行业中，馆员虽然可以凭借注重实证的研究型证据解决问题，但有时可能会碰到缺乏证据或证据不足的情况，就无法回答眼前的问题。通常，图书馆会提供本土化来源的各种证据类型，因此，本土化证据也很重要，值得馆员考虑收集。Da⁃vies（2007）、Casey（2011）和Koufogiannakis（2011；2013）都一致认为，除了研究型证据以外，其他证据类型也很重要。(www.daowen.com)

一般而言，图书馆员应考虑的最直接可用的证据，非各种本土化来源证据莫属。本土化证据能让馆员了解用户行为，尤其在系统性地收集本土化证据时，馆员尤能深入观察用户行为。Davies（2007）认为，本土化证据“与图书馆服务的可操作方面”相关，“既可以是量化数据，也可以是定性资料”。此类证据包括图书馆具体服务信息的输入和输出，以及具体服务项目的成果和影响，也可能是馆员在日常工作中收集的各种数据，或者是通过评估和评价图书馆项目和服务时所获得的数据。

相关图书馆信息学科的学术文献研究范围较广，包括多种证据类型。Glasby、Walshe和Harvey（2007：434）指出：“馆员要对证据的界定持有开放、包容的态度，证据的定义会让馆员认识到，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都有助于馆员做出决策。”还提出了证据的三种类型，即理论证据、实证证据、经验证据。Rieke和Sillars（1984）也提出了证据的类型划分，将证据分为四种类型：轶闻证据、统计数据证据、因果证据和专家证据。虽然上述证据类型划分标准不一，但是不同的证据分类表明，馆员在专业实践中所用的证据种类繁多，证据来源各种各样。因此，馆员应该对证据反复斟酌，始终在具体工作情境中使用证据，对症下药，才尤为重要。Tariler（2004：130）在对护理行业进行的研究中，证明了证据与实践之间的关联，提出“为了使真实确凿的新证据易于接受，新证据必须显示与护理学现有学科知识中已公认的真实信息一致”。因为馆员需要凭借专业知识解释并充分理解某一职业情境下需要考虑的证据，所以研究才将证据的使用与馆员已有的专业知识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