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特定主题的已有研究，系统评价能为实践者提供确凿的研究型证据评估。因为系统评价既综合了某一主题的前人研究成果，又对其进行了批判性评价，并力图从所获的全部高质量的研究型证据中推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系统评价业已成为一种重要信息来源（Koufogiannakis，2012b）。“一篇高质量的系统评价，应重在提出界定明确的问题，并使用恰当的研究方法。”（CRD，2009）因此，系统评价才有助于解决实践者提出的种种问题。再者，当实践者总结概括某个问题的所有证据时，也会侧重于已有证据的各种不足，并建议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做研究。由此可见，在明确提出问题时，馆员先对已获证据进行系统评价，事半功倍。有学者对LIS系统评价进行了综述研究（Koufogi⁃annakis & Brettle，2015），共检索到82篇系统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实践者查找证据时会遇到一些问题，主要与信息需求、信息寻求行为、系统评价中的文献检索以及信息素养水平的高低有关，研究还表明，图书馆事业中有许多领域尚未涉足，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还有新近发表的一篇系统评价，使用了纳入的各种方法，共检索到52篇系统评价（Xu，Kang & Song，2015），研究发现，只有50%的系统评价提出了明确的研究问题。研究还表明，尽管系统评价容易撰写，却未必总能确切回答所提问题，而且系统评价的功用在于更能突显已获证据的种种不足，并不会提供各种证据解决图书馆员遇到的具体问题。恰在同一时间，Weightman et al.（2015）对信息素养干预措施进行的系统评价，不但扩展了前人研究（Koufogiannakis & Wiebe，2006；Zhang et al.，2007），而且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针对信息素养教学，图书馆学界应停止网络教学法和面对面教学法的比较研究，因为已有证据表明，网络教学和面对面授课效果相当，而且馆员早就对此一清二楚，无须做重复研究。

全面而广泛的系统评价，既能凸显馆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系统评价，又能突出证据基础中各种证据的不足（同时还能确定已有证据会解决所提问题）。例如，Gardois et al.（2012）对高校图书馆推出的Web 2.0服务做了全面综述，发现许多研究零散，不成体系，得出了如下结论：为了确定研究的有效性，才需要进行系统评价。同样，考察了训练有素的图书馆员和信息专业人员所用的各种证据后，Brettle和Maden（2015a）提议他们应通过系统评价多提问题，才能证明图书馆信息LIS专业人员在整个图书馆行业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力。(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