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后的新模型概括了整个循证实践的总体过程，融合了研究型证据、本土化证据^[2]和专业知识^[3]（图2.1）。确凿的研究型证据结合了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采用的研究方法科学严谨，所获的研究结果说服力强，因此，研究型证据提供的研究结果有效可靠。比如，比起听信某人的趣闻轶事，实践者更愿意相信研究型证据。当然，所有发表的研究论文都未必达到高质量和高标准，是学术质量一流的上乘之作，令人信服，这就能解释实践者在使用研究结果时必须谨慎的原因，本书第五章“评估证据”将对此进一步探讨，此处不再多言。因为掌握了研究型证据，馆员才更易构建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而且建立体系的方法科学合理，建立过程有据可查，所建体系还能对数据进行严密解释，据此，从总体来看，研究型证据是EBP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因为馆员所做的决策依具体情况而定，所以图书馆行业的实践者还需要考虑当地的工作背景和实际情况。此外，图书馆员服务的群体及其需求并非一成不变，实际情况不同，需求随之而变。虽然图书馆员应参考和学习本领域各种各样的研究文献，但是仍需了解服务群体的各种需求和不同偏好，在做最佳决策时，需要将用户因素考虑进去。这意味着馆员应该考虑收集并了解各种各样合适的本土化证据类型，而且查到的本土化证据要切合实际，须经反复考虑，要有的放矢使用，都依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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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证据来源总汇（Koufogionnokis，2011：53）

图书馆员要认真对待各种各样的证据类型，无论是馆员单独进行个人决策，还是与团队合作做出集体决策，都需在决策过程中使用基础专业知识。应用于某种情境的证据要在证据出现的情况下判断权衡，不能生搬硬套，因此，只有做决策的实践者才能在具体情况下恰如其分地将证据按照价值和重要性分门别类，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循证过程本身是个需要实践者深思熟虑、不断反思的过程，它构建并改变了实践的运作方式以及新方案的实施方式，因此，图书馆员会不断积累专业知识，而馆员的专业知识能将科学研究和工作实践相结合，两者相得益彰，并非彼此独立。

因为做出决策自始至终是当地实践者努力的结果，因此，馆员必须重视决策的可行性。具体的工作情境会影响馆员做出的决策，不应忽视。例如，馆员必须认识到，就影响做出决策的各种因素而言，政治因素或经济因素往往与研究文献中获取的证据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这也许不是幸事，却是现实存在。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人必须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只好顺其自然，接受现实世界的约束和限制。因此，实践者就得置身于现实的种种制约下，权衡各种适合的证据，并做出切合具体工作情境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