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村俗文化利用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文化创意产业、传统民俗节庆及古村落旅游3方面。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发展带来经济腾飞，同时环境污染日益加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而偏远的乡村还保留着传统的生活风貌和历史建筑，于是人们纷纷走出城市，走向乡村，乡村旅游悄然兴起。与此同时，有关乡村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及传统民俗节庆研究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马克·班克斯（Mark Banks）认为，手工艺者及相关技术人员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要加大对其培训力度。约瑟夫·派恩（B.Joseph Pine ii）和詹姆斯·吉尔摩（James H.Gilmore）第一次提出将文化创意元素融入传统旅游业的理论。“创意旅游”这一概念源于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和克里斯宾·雷蒙德（Crispin Raymond）的经典文章《创意旅游》，他们认为创意旅游是依托旅游形式，鼓励旅行者参与民俗文化活动，并从中学习领会民俗文化精神，进而达到激发旅行者创意潜能的活动。

在传统节庆方面，Meyer（1970）以美国与加拿大为例，对两国的旅游节事作了对比研究，并按照节庆主题对旅游节进行了分类，其中包括民俗类旅游节［20］。Ritchie（1984）对节庆旅游的效应进行了分析，指出旅游节事是“从长远或短期目的出发，一次性或重复举办的、延续时间较短、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外界对于旅游目的地的认同、增强其吸引力、综合考虑，对其进行了分类，提高其经济收入的活动”［21］。Getz.D（1991）提出将旅游节庆转变为可以销售的旅游产品的观点，指出组织节庆活动主要从节庆内容和具体表现形式两方面着手，同时要从组织者、游客体验、社区等不同角度对节庆旅游进行综合全面考虑［22］。Turco和Lee（1996）、Childress和Crompton（1997）都针对不同的案例研究了节庆旅游中的主客关系问题。John L.Crompton和Lisa L.Love（1997）用推论的方法研究了节庆活动价格上涨可能引发的反应。Crompton和McKay（1997）以具体事例对参与不同节庆活动的旅游者的出游动机进行了研究［23］。

在乡村旅游方面，日本比较早地将乡村的保护工作转变为合理利用，在1975年就开展了相关的旅游观光活动，并指出了该种旅游应向深层次发展，将乡村、历史街区与旅游业进行结合，开辟了其观光旅游活动，并开始研究如何进行深层次的旅游开发。1982年《关于小聚落再生的Tlaxcala宣言》指出乡村聚落的文化遗产及聚落环境是不可再生资源，对小聚落文化的保护与利用要注重地方材料和传统工艺的使用。Saleh对沙特阿拉伯南部乡土村落中建筑和村落形态变迁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村落中都存在着乡土建筑与现代建筑的冲突，由于现代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原有的村落格局和建筑风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败，应在对古建筑改造和新建筑的建设以及村落形态的发展中，充分利用当地的文化特色，将地方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进行融合［24］。Kennedy对肯尼亚西部的Gusii社区文化资源及其利用情况进行了调研，对旅游者在文化遗产地产生旅游活动的缘由进行了分析，并在其结果的基础上，建立文化遗产旅游地的发展模型并以此指导文化旅游规划［25］。Peggy和Shirlena通过对新加坡古村镇中的本地人和来往游客进行调查，归纳了其文化遗产利用措施，调查显示，仅仅通过“博物馆”式的保护并不能真正地保护当地的遗产，应将文化遗产以现代生活的方式加以利用，达到更好的保护目的［26］。对旅游开发模式展开研究的学者有Cevat Tosum和Kannapa Pongponrat等，他们认为社区参与模式对当地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Bedate等选用旅游消费原理，对包括古村落在内的4处文化遗产进行经济评价，指出由于历史文化遗产无形的社会价值，使遗产旅游者愿意为此付出，并在消费中得到剩余价值［27］。(www.daowen.com)

国外对村俗文化的保护，通过开发生态旅游等方式来实现，对村俗文化的旅游利用，是对村俗文化保护的一种及时的抢救措施。以法国为例，在利用古村落建筑文化旅游方面，当地政府将古村落中的古建筑作为文化资源纳入法制的轨道，对其文化价值、产权及合理利用都有严格的法律措施，政府通过投入或筹措大量的资金以及推行政策保障古建筑文化旅游，通过完善服务设施，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形成文化旅游品牌，从而通过对建筑文化的有效合理的利用既达到了保护当地文化的目的，又提高了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