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历史的眼光和今天的眼光

在我们看来，我们对待和评价古代书法与古代书家，应该持有两种不同的眼光，这就是：历史的眼光和今天的眼光。这两种眼光，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是不可或缺与相互代替的，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美学课题。

所谓历史的眼光，是一种尽可能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价古代书法与古代书家的眼光。这就是说，当我们对待和评价某一个时期的古代书法或某一位古代书家的时候，应该让自己尽可能地站在那个相应时代的历史背景上，以期对它（他）作出历史的、客观的、事实求是的阐释与评价。这是为了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是为了正确地对待和评价历史，而不是篡改历史、伪造历史、杜撰历史。

所谓今天的眼光，是一种按照当今的时代需求与趋势，来对待和评价古代书法与古代书家的眼光。这就是说，当我们对待和评价某一个时期的古代书法或某一位古代书家的时候，应当按照我们当今时代的需求与趋势，来历史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它（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是为了重塑我们心目中的历史形象，也就是为了认识并把握历史在今天应该具有的意义与价值，以便我们借鉴历史来解决当今艺术和理论领域所遇到的现实问题。一般而论，这总是对历史的一种再理解、再认识、再评价。

不难看出，历史的眼光是指用历史的眼光对待和评价历史，今天的眼光是指用今天的眼光对待和评价历史，二者的区别，属显而易见。但二者之间也有联系，这就是：历史的眼光不可能完全脱离今天的眼光，其中必定包含着今天的眼光的某些成分；今天的眼光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历史的眼光，其中也必定包含着历史的眼光的某些因素。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历史”都是“今天”的人们对“历史”所进行的一种解读与阐释，因而都是被“今天”化了的。既然如此，那历史的眼光又岂能不打上今天的眼光的印记？另一方面，任何“今天”都是“历史”的某种延续与发展。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任何“今天”都是以往的全部“历史”的某种总和。既然如此，那今天的眼光之并不能完全摆脱历史的眼光的纠缠，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当然，从总体上说，从实质上说，二者的区别是主要的，否则，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此提出这两种眼光的问题了。

这两种不同的眼光，乃是我们在对待和评价历史的关系之中，所存在的两种不同的现实需要的产物。历史的眼光，产生于对历史进行历史的客观对待与评价的现实需要；今天的眼光，产生于对历史及其现实意义进行重新审视与定位的现实需求。所以当我们面临对历史的对待和评价问题时，便要根据自己不同的现实需求，来决定自己应该采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尽管这种决定过程也未必都是完全自觉的。譬如说，当我们研究一位古代书家对于当代书法的艺术创作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时，就只能采用今天的眼光。因为他在这个方面的潜在价值，并不取决于他在历史上曾经是如何如何的，而是取决于他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如何如何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历史上的那些著名书家在今天的艺术创造中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并不一定是与其相应的历史地位成正比的。那些伟大的书家，在今天的现实意义未必就同样伟大，那些平凡的书家，在今天的现实意义也未必就照样平凡。古代书法中大量民间无名氏书迹在当代书坛的身价倍增、大放异彩，就是铁证。(www.daowen.com)

又譬如说，如果我们所研究的是一位古代书家在历史上的影响与地位问题，那就只能采用历史的眼光了。因为这原本就是个他在历史上到底如何如何的问题，而不是在我们看来他应该如何如何的问题。否则，就会造成历史的歪曲与混乱。举个例子说，拿今天的眼光来衡量，王铎的书法造诣远在董其昌之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明末清初的书坛上，董其昌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却令王铎望尘莫及。因此，当我们论及董其昌与王铎在当时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之类的问题时，也就只能尊重历史事实了。我们可以对这种历史事实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却毕竟不能抹杀或者不承认它们是历史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历史自身的相对客观性、真实性与严肃性。

还譬如说，如果我们所研究的，是一位古代书家的艺术成就与应该享有的历史地位问题，则就既需要采用今天的眼光，又需要采用历史的眼光了。这是因为，评价一位书家的成就高低和应有地位，只能以我们自己的审美感受与判断为准绳。所以，前人以为好的，今天未必就同样好；前人以为坏的，今天也未必就照样坏。这就是某位哲人所指出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历史。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恐怕也不容忽视，这就是：评价一位书家的成就高低和应有地位，也不应不考虑他所处的那个历史背景。艺术成就与历史地位，既是一种美学价值，也是一种历史价值。在这里，美学价值，是艺术创造方面的价值；历史价值，是满足历史需求方面的价值。评价一位书家，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拿赵孟頫来说，其风格特色主要是向魏晋书风的一种回归，参照今天的眼光来看，显得继承有余而创新不足，因此成就不是很高。但如人们所熟悉的，在当时那个书法传统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的历史背景之中，赵孟頫重新举起魏晋传统的旗帜，实在也是一种历史需要或曰时代召唤的产物。因而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检视，这成就与地位也未必就不应该高。

这就是我们关于这两种眼光问题的一些大致想法。其间还有一些错综复杂、耐人寻味的方面，这里即不充分展开。参照我们的这些想法来检讨一下我们当前的书法史研究领域，恐怕还是不难发现一些缺憾与不足的。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以今为古”，亦即用今天的眼光取代了历史的眼光，从而将今天的某种观念和意识当作历史了。譬如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书法史的大厦，是由碑学与帖学这两大支柱支撑起来的。这恐怕不符合真正的历史事实。我们知道，碑学之兴，只是清代中叶之后的事，此前虽也有大量的碑学书迹存在，但大多都默默无闻或沉埋地下，并没有如帖学那样的始终不断地发挥其规范、定向作用，因而形成自己的源远流长、绵亘不绝，且脉络分明、有迹可寻的“史”。所以，视碑学为与帖学等量齐观的一大支柱，实在是用今天的眼光看待碑学问题并将由此而获得的思想观念，想当然地推而广之于整个书法史的结果。

又譬如说，不少人论及当代书法的继承与创新问题时，总是习惯于根据历史上曾经如何如何的史实，来论定今天也应该如何如何。不可否认，这种论述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又不能最终解决实质问题。显而易见，如果历史上曾经如何如何我们今天便同样如何如何，那岂不是在走历史的老路？而真正的继承与创新，只能是前无古人！所以这些人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古为今”了，即把历史的眼光当作了今天的眼光。如此等等，均是值得思考与探索的，这里即不详析。我们在此的主要目的，也只是为了“提出”这一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