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得儿，佛殿音乐的藏语称谓。道得儿乐队特指拉卜楞寺嘉木样礼仪乐队，主要用于寺主嘉木样上殿、讲经、设宴、出巡、迎客等活动的礼仪式演奏，类似我国古代的宫廷乐队，具有显明的礼仪性和娱乐性，即使参与某种宗教活动，也主要是烘托气氛，属于仪仗性质，不参与法舞、法乐及诵经等纯宗教音乐的演奏。道得儿乐队中的僧侣演奏员称为“道得儿哇”。
道得儿乐队产生于二世嘉木样时期。二世嘉木样时期即清雍正六年(1728年)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年修建寿喜寺（即弥勒佛殿）时，在《寿喜寺修建记》中，就有关于仪仗队中道得儿乐队演奏的记载。另据《安多政教史》记载，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二世嘉木样“应蒙古乌都斯王敦请，及所献白银九百两，并与次年赴东蒙四十九旗讲经说法，广收布施，复取道北京雍和宫，于公元1772年返回拉卜楞寺。在京三年左右从章嘉呼图克图国师学经求法。”二世嘉木样回归时，带回了清廷赐送的乐师。据拉卜楞寺活佛郞仓·开智布格嘉措讲：二世嘉木样时期确实有蒙古高僧在拉卜楞寺演奏笙和笛子，当时笙和笛为道得儿乐队中主奏乐器。再据《甘肃民族志》载：“清康熙乾隆年间，夏河嘉木样所用细乐传自北京，有五山顶、大悲观音、大成就十八、万年花绪调，仍用工尺译音，有乐无歌，亦不用舞。”这说明在二世嘉木样时期道得儿乐队已产生，并且演奏过北京传来的乐曲，有乐无歌，亦不用舞，是一种纯器乐曲。
道得儿乐队发展于四世嘉木样时期，并保留至今。1899年，四世嘉木样·尕藏图丹旺秀，启辔前往内地，先赴山西五台山朝礼供施，在五台山受到了当地僧众的隆重接迎，举行了盛大的欢庆典礼，乐队奏起了浑厚典雅、优美动听的佛殿音乐，大师深受感化。绕行时，索要了《五台山》等音乐曲谱。之后又专程入北京敬觐光绪皇帝，光绪特意旨令在雍和宫设宴款待，并给予特殊礼遇。宴会上奏起了清宫乐曲，大师感慨万分，决心回归后整编乐队。在返回途中，应蒙古阿鲁科尔沁哈汗（今内蒙古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亲王之邀讲经传法，临别前接收了亲王赠送的乐器，专门恭请了4位蒙古乐师。1900年返回拉卜楞，对“道得儿”乐队重新进行扩编。
道得儿乐队的编制和规模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漫长的发展过程。嘉木样二世初只有4人，后发展为10人、12人，嘉木样四世时发展为14人。“文革”期间乐队销声匿迹，乐僧还俗，乐器几乎全部被毁。改革开放以后，“道得儿”乐队又获得了新生，1980年首先组建了由5人组成的小乐队，后增加到12人、14人、17人、18人，最后增至20余人。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拉卜楞寺“道得儿”受到了国内外音乐艺术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拉卜楞寺的道得儿乐队载着藏族文化的神秘和博大精深，从此走出雪域高原，走向大江南北，走向大洋彼岸。
道得儿乐队使用的乐器品种少，但音响效果俱佳，主要以民族管乐和民族打击乐为主，便于行进时演奏，包括云锣、管、笛、笙、鼓、钹等乐器。根据不同的场面要求配以大、中、小不同的乐队编制。大型乐队编制（16人以上）为双云锣、笛子6支，笙4把、管2支、鼓、镲各一件。中型乐队编制（14人以内）为双云锣、笛子6支，笙2把、管2支、鼓、镲各一件。小型乐队编制（11人以内）为单云锣、笛子4支，笙2把，管2支、鼓、镲各一件。
拉卜楞寺道得儿乐队(www.daowen.com)
道得儿乐队的演奏形式以立奏式为主，亦有行奏式，坐、立奏综合式，过去还有一种马上骑奏式。
道得儿大型乐队演奏，主要运用于全寺性的晒佛节、亮宝法会等大型活动的仪仗中。通常采用行奏方式。
中型乐队的演奏，往往用于迎宾送客及一些喜庆宴事等活动中，通常采用立奏方式演奏。小型乐队一般用于法坛讲经仪式开始时烘托气氛（仅用于对外开放的讲经仪式），采用立奏式演奏。
“道得儿”乐队的传承：每一代都由拉卜楞寺统一组织挑选一些聪明机智及乐感好的青年僧侣，以师带徒，学成后就职承担演奏员（道得儿哇），年迈的乐师退居修缮，不再担任演奏任务。属一种接续性师徒传承关系。
例：道得儿乐曲：《喇嘛丹哲》
喇嘛旦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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