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田力
当我们沐浴在大众传播媒介所给予的绚烂多彩的文娱信息当中时,我们往往不会想到,这些信息会对本土的音乐文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想让我们放心:大众传媒就是要满足大众的需要,那些收视率高的节目当然代表了大众的需要了。于是乎电台、电视台领先,报刊、杂志跟随,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世纪最后20年中,大众传媒以强势媒体的传播效益,引进了国外多种方式、多种视角的文娱观念和游戏规则,打开了国民的眼界,松动了个性自由发展的空间,人们已经学会并懂得在大众传媒的文娱氛围中放松自己、慰藉自己、宣泄自己。
当艺术与人们的生活如此贴近,对人们的生活如此实用的时候,艺术的伟大光辉和魅力也就变得逐渐遥远和虚幻了。
希腊文明早在公元前雅典城邦时期的伯利克里时代,即奴隶主民主制发展的成熟时期,就已经提倡对精神美的文化创造能力。伟大的希腊数学家、哲学家,也是西方第一个音乐学家毕达格拉斯早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提出了音乐“净化”论的思想,认为音乐是“灵魂的统率”(Psychagogia),好的音乐能改善灵魂,坏的音乐能败坏灵魂。(1)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中更是把那些仅仅满足人们快感的音乐斥为是“亵渎神圣的,不可容忍的”。(2)
在中国文化精神之母的先秦文化中,伟大的圣贤孔子也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孟子也曾说过,“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4)。著名的《乐记》中记载着:“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者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5)。这些人类文明初始阶段的哲人们在音乐像一道彩虹以它的整体魅力呈现于人类的时候,就欣喜地发现它的至高的精神象征性。可以说,整个有历史记载的西方音乐文化和东方音乐文化(包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都是在不断地编织、描绘、重复着这道人类精神的彩虹。
中国的音乐文化真正经历大众传播的洗礼应该说始于20世纪初的早期广播(6),形成强势音乐传播对当代中国音乐文化产生强大影响的是由电视作为主要传播媒介之后的20世纪最后的20多年(即文化大革命之后)。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主要载体的广播和电视分别以不同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效应直接影响着中国当代的音乐生态和音乐文化的发展。
一、两极缺失的音乐生态
缺失的两极,一个是体现中国传统音乐精神的中国音乐文化;一个是源于生活本身的原生态音乐。
如果有人要问什么是中国音乐,可能我们会举出若干的作品说明这就是中国音乐,中国音乐的特点是什么?五声音阶?戏曲声腔体系?……都不尽然,据说一次外国人提出让我们介绍一下中国音乐的特点,我们找了一群人分别介绍中国的民歌、歌舞音乐、戏曲音乐、歌剧,等等,以音乐的各种类别形式遮蔽了我们对自己音乐文化定位的困惑。如果再问什么是中国音乐精神,恐怕许多人就会感到愕然,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久违了。
音乐精神,原本是一个十分人性化的问题,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与一个民族千百年来经济、文化、地缘、风俗等各种文明因子的相互作用休戚相关。中国音乐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发展和艺术精神也应该是一致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的许多文化精英对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进行了一次清理,他们高举着“打倒孔家店”的旗帜,身先士卒地迎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改革的思想观念和人性自由发展的空气。从全球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一行动是历史的必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状态持续的时间太长,要想进行一次现代化的文化转型,这种矫枉过正的自我反叛也是一种必然。
遗憾的是,由于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跌宕起伏发生巨变,这一文化革命没有得到理性的坚持,矫枉过正的运动策略变成了缺乏理智的自我蒙蔽,在泼脏水的时候难免连孩子也一起泼出去了。我常想,为什么伟大的希腊文明现在已经消失,但是创造希腊文明的先哲毕达格拉斯们却并没有在西方失去他们伟大的光泽。华夏文明延续几千年,应该说至今仍然没有泯灭,可是创造华夏文明的先哲们近百年来却一再地被我们所抛弃和批判。我们是应了这种批判精神而获得了对民族文化继承性的发展,还是在西方科技文明的比照下,失去了方寸,盲目地清空历史的贮藏,急不可耐地填充进西方现代文明的所有,包括一些垃圾。而在这一历史的置换中,一种深深的自卑感浸入了肌肤,以至于我们失去了珍贵的文化记忆。
我认为正是这种集体的遗忘(指一种当下的社会认同),使得体现中国传统音乐精神的中国音乐文化出现了历史的缺失。公平地讲,这种根本的缺失并不是大众传媒造成的,但是可以说大众传媒加强了这种缺失。就这点而言,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在近20年的传播策略上,有着无法推脱的责任。
对于源于生活本身的原生态音乐———民歌的缺失,应该说首先是孕育它们的劳动方式和生活场景、生活方式大多已经改变,它们与人们生活相互依存的关系已经被打破。但是它们并没有消失,它们或作为民族和地域的习俗仍旧存在着,或作为一种怀旧的生活记忆在民间流传着。作为一种音乐文化的源泉,它们至今并没有失去自身的价值。但是,在当今中国的音乐生活中,在大众传媒的视听电波中,它们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在当今的中国青年中,很少有人能哼唱出几首民歌,有的人甚至连什么是民歌都不知道。
音乐生态的两极缺失,实际上说明着一个国家的民族音乐文化已经失去了发展的根基和发展的方向。如果说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需要开放门户,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技术和观念,在不经意中迷失了文化发展的向度,那么在新世纪的开端,我们就应该深刻反思当前中国的文化生态问题(其中当然包括音乐生态问题)。很难想象一个失去了根本的文化精神的民族是否还能真正地存在下去。一个遗忘了自己的音乐文化精神的民族如何在多元化的世界音乐文化格局里,建立自己具有民族特色的一员。
二、以何种态度面对危机
首要的是我们是否意识到了危机。
我认同一种说法:“第一世界由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价值观受到冲击。”(7)
如果将视镜对准当今的音乐生态,我们会注意到近年发生的两个音乐事件,审视一下我们在其中的态度,也许会发人深省。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古琴为我国继昆曲之后的第二个“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但正是这一事件使我们感到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正在急剧衰退。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已经没有专门从事古琴研究的人了;而堂堂培养中国民族音乐人才的中国音乐学院居然也没有古琴专业;新合并成立的中国民族乐团没有一个古琴演奏家编制。
我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的80年代,我参加过一个古琴的内部研讨交流会。会上,一个中年女性弹奏中渗透着的那种宁静和儒雅的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有一个美国人参加了会议,还进行了演奏。据说他为了学习古琴,把自己一个人在孤岛上关了一年,他说自己打谱二十几首古琴曲,并且弹奏给大家听。当时觉得很好笑,因为他所打谱的古琴曲都是节奏非常鲜明的四四拍或四二拍,他的这种按西方音乐简化出来的打谱显然还没有从根本上理解何为琴曲,但大家都为他的热情给予了善意的宽容。90年代初,我在和平门附近的正乙祠参加了一个雅集式的古琴演奏会,当时中央电视台《音乐桥》栏目还进行了报道。当然在当时整个社会音乐生活中,古琴演奏会实在已是寥寥无几,但毕竟还有些星星点点。
当整个社会在20世纪最后的年头开始启动文化市场机制,文化必须成为商品才能得到有效的传播时,古琴开始进入了一个更加尴尬的境地。
如果说古琴负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不是一个简单的乐器,不能混同于一般的公众演出或仅仅用学院式的技术教学来培养出色的操琴家,那么,以它的实际价值应该被国人了解并珍视,至少应该像日本永远放在祭坛上引以为荣的能乐和歌舞伎那样。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大多数人,包括国家的高级知识分子阶层都往往分不清古琴和古筝,如果不是有文学记载的流传久远的关于俞伯牙和钟子期“知音”的故事,恐怕人们都不知古琴是何物了。
古琴真的已经失音了吗?我们应该庆幸,虽然它被主流媒体和文化市场排斥,但还在民间顽强地生存着,并且有着很大的生存潜力。杭州西湖琴社曾在2001年举办了一场古琴专场演出,票价原本定35～80元,没想到被票贩子炒到了100元,据举办的负责人说当晚演出非常“火爆”。现在只要有古琴名家出场,演奏会的票价就能保持在80～280元的价位。在民间,中国传统文化以它的文化道德力量悄然维系着,人们因此还没有完全丧失文化的记忆。
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古琴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之后,无论对中国的文化界、音乐界还是媒体和文化市场,都该产生投石激浪的效应。到目前为止,这个启动非常慢,为什么?想来是因为大家遇到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发展对象和机会,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这样的事物———它不仅有上千首千年的乐谱可以演奏,它又是中国文人主要文化修持“琴棋书画”之首,并负载着中国文化最丰富沉郁的儒释道内涵……有人匆忙地开始组织古琴考级,受到质疑,难道古琴就是演奏技巧吗?显然不是。让孩子们考古琴的相关文化吗?但这些文化在我们的教育中早就遗失了,从“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扫四旧”……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的基本教育中已经所剩无几。究此看来,古琴文化已经触及到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复兴,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古琴作为一个乐器普及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宛若我们智慧的先祖飘洒给我们的一掬清醇的甘露,有待于我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另一个事件是2004年初由中央电视台十二频道举办的“西部民歌电视大赛”,这次出人意料、发人深省、带来巨大启示的首次民歌电视大赛,被许多专家认为是一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电视大赛,将给文艺、学术、文化、传媒等领域带来巨大的震动,对于拯救、挖掘、弘扬祖国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说这次大赛是前所未有呢?因为在这个历时七天、每天三个小时的大赛里,一共有近30个民族参加,演唱了200多首民歌。这么多的民族和这么多的民歌(其中许多民歌人们闻所未闻)同时出现在一个时间段内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
参加的民族除了汉族有:(按出场顺序)壮族、藏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朝鲜族、东乡族、维吾尔族、纳西族、苗族、侗族、哈尼族、仫佬族、塔吉克族、彝族、京族、哈萨克族、羌族、土族、普米族、怒族、傈僳族、水族、景颇族、撒拉族、布依族、裕固族……演唱的民歌样式非常丰富多彩:仅多声部演唱就有壮族马山三声部、藏族黑水多声部、哈尼族多声部、苗族多声部、羌族多声部、傈僳族多声部、苗族反排多声部、侗族大歌、潮尔多声部,等等;还有各种对唱,诸如海菜腔对唱、怒族对唱、裕固族对唱等等;有各种弹唱,诸如木卡姆弹唱、库姆孜弹唱、哈萨克冬不拉弹唱,等等;有各种组合,诸如:蒙古族的女子三人呼麦组合、维吾尔族的库车演唱组合、侗族的车江琵琶歌组合、壮族的那坡黑衣壮组合,等等。其中各种民族的山歌、小调、号子灿烂纷呈,各种名不见经传的民族唱法醒人耳目,诸如早已消失很久的呼麦唱法、黑水藏族不知如何发出声音的颤音唱法,等等。
稍有点儿文化头脑的人看了上面的举例都会感到惊讶,这么丰富的文化呈示可能做到吗?许多资深的民族音乐学家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大赛中出现的有些民歌和唱法在他们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都没有见过。许多作曲家受到强烈的震动,他们被如此富有魅力的演唱和如此丰富的民间音调所传达出来的强烈的自然康健的生命力所震撼!遗憾的是,这么一台精彩的春节系列节目事先没有得到充分的宣传,事后也没有给予可持续的展开。
据当时的一些资料看,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活动,准备时间是相当仓促的,2003年10月开始启动,2004年1月就进入录音制作了。仅仅三个月的时间,从联络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最基层的文化馆,到一层层的选拔,如此繁复的组织工作需要庞大的工作量来完成。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的一批研究生参加了这一工作。据他(她)们说,整个工作程序中他们都处于相当亢奋的状态,对于扑面而来的、如此丰富和生动的音乐和富于生气的民歌手,他们得到了学校里难得的生活体验。有一个入选的民歌手当时只留了一个手机号,但手机又打不通,最后通过手机号码可能的所在地区辗转找到这个歌手,这个歌手联系不到是因为当时他正在草原上放牧。这种从最原初的生活中走来的歌手,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研究生们真是一种学识上的恩赐。他们曾问这个放牧人整天整月一个人放牧是不是很寂寞,整天唱歌给谁听啊?他的回答很简单:“给我的羊、天空和草地。”殊不知这个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回答中蕴涵着多少音乐、艺术的真谛、实质、哲理……这是不能授予而只能体悟的,我们的研究生感到非常惊讶,但能体悟到点儿什么吗?
以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内的影响看,是很巨大的。据说,许多栏目闻说之后到节目现场抓歌手去做一些其他的节目;有的人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明年要搞全国范围的民歌大赛。由于当时准备的时间比较仓促,许多地方还没有联络到,遗漏的地方一定很多,如果继续下去,一定会挖掘到更多的富有鲜活生命力的民歌和民歌手。
我想如果这件事情持续下去,一定会产生更强大的社会影响。我们的民族魂魄将得到朝露的滋润,无论是专业音乐还是流行音乐都会从中汲取到丰富的营养和康健的生命力。但是在市场炒作如此热闹的今天,却没有人对这一震动无数灵魂的事件进行“炒作”和“包装”,尽管在之后开播的音乐频道专门设了一个《民歌·中国》栏目,这个栏目在近乎一年的时间里,大部分节目都是受益于大赛所提供的资料,相关单位还是没有给予这一对我国民族文化具有重要发展意义的活动可持续地推动,实为憾事。所幸2005年春节在人民大会堂上演的北京新春音乐会定位为“过民族节日、赏民族音乐、着民族盛装”,西部民歌大奖赛的许多歌手参加演出,尽管这更多的是一种“节目样式”的考虑和更为空泛的民族特色的附会,但用句老话说“有总比没有强”。
我想就这两件事的现状,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我们的问题实际上还没有进入到如何使我们的华夏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如何使自己的文化得到新世纪的发展的阶段。我们的民族在过去的百年中“痛”过,我们还必须经过一个“痛定思痛”的过程,有了危机感,才能认真地不愧对几千年的民族文化,才能在西方强势文化的覆盖下,找回本该抱持的东方智慧。
三、中国音乐文化的现状(www.daowen.com)
中国音乐文化中的天籁之音和体现出的旷达智慧尽管在今天不被许多人意会,但是它作为一种华夏文明仍然存在着,这是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体现中国音乐文化精神的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琴乐)由于自身负载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内蕴,且这一文化又正面临着整体的文化断层的危险,母体且危何况子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中国音乐文化精神重现康健之辉,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发展民族音乐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当前的音乐生活呈现出的畸形局面是有着多重历史原因的。其中强势文化近一个世纪的影响至关重要,几千年大一统的封建社会在现代科技革命冲击下所产生的现代化转型,使得中国在整体现代化发展落后的情况下,失落了自己的中心文化,也失落了自己音乐文化中的修持和自信。在接受西方张扬个性的人本主义音乐文化当中、在全盘否定中国的“封建文化”当中,把充满东方智慧的中国音乐文化一同否定掉了,中国文化中历来具有东方自己的人本主义,它以更加开放、更具有包容性的对大自然的体悟来悟解人的个体生命,音乐也不例外。这样从根部的大否定的结果使我们失去了自己民族音乐发展的根基,因而在我们对中国自己的民族音乐的视野中,就只剩下“音”而没有“乐”了。
在我们的民族音乐会中,很难让人体会到华夏民族对这个世界充满智慧的认知;无法让西方民族真正了解我们东方华夏文明对自然、生命的独特的感悟方式。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从西方的古典音乐中就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世界的感受:巴赫在理智驾驭下对世界和谐所充满的理解和温厚;贝多芬以火山一样强大的意志力面对这个充满动荡的世界;肖邦则通过指尖表达着他对这个世界的浪漫和遐思……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原有着极为自然放达的特质:那些飘逸的情怀、深邃的意境、超凡脱俗的感悟、纵情于山水的旷达,那些在诗化的人生里放逸性情、粗犷豪迈抑或淡雅洒脱、深幽舒焕的人格魅力……
也许正是我们遗忘了自己的音乐文化之魂,才出现了今天的文化缺失。无怪乎近年许多民族乐团争相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音乐会,好像能登上国际音乐舞台就表明我们的民族音乐提高了地位。其实我认为我们拿到金色大厅表演的诸多音乐节目并不能代表中国的音乐文化,它们大多属于一些民俗音乐,而且是脱离现实生活多时的民俗音乐,早已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与那些生机勃勃的民歌相比较)最多让外国人看看稀罕,少见多怪一下,就像我们看斯里兰卡的舞蹈,把一群超标准体重的女性露着肚脐抖动浑身的肌肉当做一种好奇,一种特异于日常美感的新奇感受而已。
人们似乎有一种误解,以为用中国民族乐器演奏的音乐就是中国音乐,而中国音乐就代表着中国音乐文化,也许是多年来我们把音乐赋予了太多的政治宣传功能,使音乐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好像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就是日常生活的娱乐,政治工具论的疯狂演绎经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基本恢复于正常,音乐的娱乐化却在愈演愈烈。娱乐本是音乐的一个正常功能,无可非议,但成为唯一就失去了一个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生态平衡。
近几年许多人持一种“文化进化论”的观点,认为流行音乐正在成为主流音乐。音乐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不能脱离它自有的人本特质,都不能离开它对人们精神和灵魂的关注,它更是一个时代精神发展和状态的注释,是一种流动的生命文化信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音乐生活中,流行音乐虽然占据着绝大的空间,但并不意味着它能代表我们的精神境界和灵魂的需求,它也许能反映人们在当下社会转型当中的迷惑和彷徨、精神无所把持的状态,但是音乐文化的发展历史必然会与像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质———他的精神文化特质相统一。
我们这代人的一个悲剧是对音乐文化缺失的麻木和无知。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音乐,而我们在只有“音”没有“乐”的时空中诞生和生活,当西方的音乐文化把他们的音乐思维和音响习惯灌注到我们的耳朵里之后,我们的精神依持也进入了西方的文化控制下。当我们的年轻人感受和学习西方古典音乐比对感受和学习自己民族的传统音乐更加容易的这一现象已成为事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好好地想一想了。
在信息社会地球村的整体格局下,狭隘地强调自己的民族音乐文化固然愚蠢,但如果地球村的音乐文化都被统一为一种状态岂不也是一种人类的悲哀,岂不会从根本上失去它鲜活的生命源流。何况西方文化的强势发展到今天已经呈现出颓势,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生命鲜活性。虽然商业操作以及文化市场的多种运作把当今的文娱生活弄得沸沸扬扬,但音乐文化在实质的发展上却出现严重的缺血现象。我们现在注意到各种新音乐形式的出现,但我们发现这些新音乐形式大多是形式上的变化、音响上的变化,在关乎人们精神发展和灵魂感悟的旋律创造方面是十分贫乏和疲弱的,甚至是十分不自信的。
如果说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华夏民族所创造的音乐文化当今陷入了极度的困境,解救的办法首先来自它是否在当今社会具有存在价值,实际上我们许多旅外的作曲家们心里是明白的,谭盾、陈其钢、黄安伦、瞿小松等等已经屡次在他们的作品中运用寻根的方式在慢慢地触摸着,他们之所以还羞羞答答,恐怕原因还是社会造成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在西方社会中寻根,以西方人的感受方式、认知方式寻根,他们的作品要得到西方社会的首肯,因此他们不可能采用纯粹东方的音乐思维方式创作。也正因此,他们的音乐作品并未真正给西方带来了东方音乐,也未真正为东方带来了音乐发展的契机。
21世纪是不是一个契机,可以拭目以待。除了仰仗中国自身的经济富强之外,西方文明自身的困境也开始为人们打开了东方的视界。北大的著名学者王岳川提出了一个具有全球文化战略眼光的观点:发现东方,不是指西方人发现东方,是指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只有当东方人自己站回自己的文化坐标上,这个世界才会真正获得东方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和方式,才会受到东方文化的滋养,才会发现原来在西方向大自然拼命索取和掠夺的时候,东方已经早已学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当西方以工具理性不断地开发工业资源,无视环境污染和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而一步步推进高科技的现代化进程的时候,东方“天人合一”的宇宙哲学观已经规范了人们更为科学、自然的行为方式。东方的音乐曾经以极大的智慧放弃数学启示下的科学记谱,而采用文字谱和减字谱,其实也是在表明着自己的音乐观:音乐与生命的关系如此密切、如此灵动,音乐既然是关乎着人类精神发展的无上智慧,任何僵死的限定都是一种扼杀,文字谱和减字谱只给予音高的暗示却不限定节奏的形态难道不说明着这一点吗?要知道那时我们的数学在全世界已经是非常先进了,而且当时的操琴者大都是知识分子,这样的记谱法只能说明是我们的东方智慧对音乐的一种特殊认知。
中国音乐文化在当今的状态极为突出之点是文化生态上的不平衡,前面分析过的两种缺失是不平衡的具体现象,其不平衡的真正原因是历史造成的民族文化的自卑感,在认知西方文明先进性的同时失落了东方自有的音乐思维方式和感悟方式。在欧洲文化中心已经在全球形成强势的今天,真正的多元化必须使东方独特的音乐思维和语言形态以自身的价值重新站立在世界面前,必须向西方传输东方独特的音乐文化。只有在东西方音乐文化平等相处的情况下,只有在东方音乐的思维方式能够被世界所认知,人类的音乐文化才能真正获得发展。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认为应该说21世纪是全世界开始认知东方的世纪,东方的文化开始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世纪。
四、大众传媒中的中国音乐文化
我以为现在到了为大众传媒的媒体文化特性做新的解释的时候了。
当广播和电视最初以它那无比强大的传输力覆盖大地的时候,它无意识地打破了许多阶级和阶层的界限,大众是它的主要传输对象。音乐因此改变了以往阶层化受众的特点,成了为大众资源共享的艺术。
电台曾经因此为社会培养了一代拥有丰富音乐文化修养的大众音乐爱好者,许多平民出身的音乐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受益于电台的音乐广播。晚一些出现的电视在音乐的传输上虽然不如广播来得自如,但它那视听结合的手段受到了“眼见为实”的中国广大观众的欢迎。虽然在传输音乐上视听的方式不如单纯的听来得方便,但是却来得容易和生动。
中国的电视受众其实具有一定的愚众经历。电视初创时期,也是文化大革命初的艺术专制时期,谈不上正常的音乐文化传播,这是政治原因的愚众。而当艺术空气松弛之时,流行音乐赫然出现,它是以精神松绑的方式在中国社会上铺展开来的,是对长期精神上束缚的一种反叛,对于失落了自己传统文化已久的人们,最初都不知如何解放自己,向何处解放,流行音乐的出现为人们启动了精神解放的闸门,一发而不可收。如果说这时还是人们的真情所在,接踵而来的文化市场,就以文化商品的运作方式开始了新的愚民行为。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中国的文化市场是一种非自然的文化市场。之所以谓之非自然,是因为我们是在失落了自己民族的精神文化的依持下进入文化市场的,而且步西方MTV音乐电视出现之后,中国在电视上开始了以电视为导引的音乐传播的热传期。音乐电视从一开始出现就是围绕着对歌星的炒作,到现在逐渐发展成各种不同的电视文娱节目,在音乐电视的引领下,电视音乐的运作核心就是如何吸引人们的眼球和耳朵,如何娱乐大众而翻尽花样。这其中也尝试过多种形式的音乐传播,以传播其他品类的音乐,比如以录播的方式运用镜头的切换和光线的变化录制的军乐曲;以插播各种镜头编辑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以MTV方式拍摄编辑的民歌、各种艺术歌曲;运用灯光、舞美的现场效果录播的一些民乐曲以及大型的音乐会,等等。但是最终以收视率为核心的电视音乐传播在文化市场的掣肘下最终只能选择以年轻人为主要受众对象的、以歌星为主要传播对象的传播形势。
问题是中国的文化发展机制从原来的政治宣传长官意志到现在的文化市场,二者都没有真正地顺应华夏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需要。中国当前在媒体上体现出来的音乐文化状况,基本上属于“西高中低”,即真正具有文化品位的音乐节目是西方的古典音乐,中国的音乐基本上是一种“有音无乐”的状况。另外,对于具有一定音乐文化追求的一批“现代派作曲家”的探索不给予大众的关注和评论,使他们的声音在社会的边缘不被重视,其艰苦探寻的价值不被理解也不被批评。应该说这支弱小的力量一直在不断地努力和挣扎,其中也踏出了星星点点的成绩,大众传媒的冷落使得他们无法真正在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发展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化中,难道那些表面的、浮躁的、快餐式的音乐呻吟和音乐喊叫,浅薄的人生感叹、情感抒怀就能满足大众的需要吗?“大众”这个词汇中难道不包含着中国人的精神之魂吗?“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中国圣贤对大众的基本评估,在几千年华夏民族对“善”的追寻中,多少人性的精神之光曾经滋养着东方文明的发展,难道因为我们有着惨痛的文化遗失我们就要这样的继续自我蒙蔽吗?
从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建立到2004年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的建立,我们终于看到了华夏文化的能量,终于在久已的迷失中看到了希望。
科教频道近几年推出的几套大型专题,诸如《留住手艺》、《春秋史话》、《科学大家》、《人文大家》和几个“重量级”栏目,诸如《大家》、《人物》、《百家讲坛》、《国宝档案》、《探索与发现》,等等,以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料,厚重的历史、文化思考,浓郁的人文气息,和中国优秀人物风采多姿的人格魅力,极大地提升了电视的文化品格。其中一个重要的特色是其专题和栏目的选项直接撞击着中国文化的高端,利用电视的传播手段汇集华夏文明创造的高端学者和人才,以现代的高端视角整合相关的文化界域。几年下来,科教频道汇集了一批优秀的电视编辑、制作人才,也吸引和团聚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和撰稿人才,虽然从收视率上难以与娱乐性的节目相比,但是重要的一点是它并不缺少观看者,而且较为稳定地存在于具有一定文化教养的人群之中,其影响较娱乐性节目要深长和持久得多。
音乐频道2004年试行开播了一年,这是在流行音乐之外,给其他的音乐类别展示空间的一种发展策略,这是将音乐视为一种文化并意识到完全将文化作为一种商品、完全依靠市场调节会导致音乐文化发展失衡的一种觉悟。虽然现在看来问题很多,但是我相信就像在发展了二十多年之后中央电视台终于打出了科教频道这个文化旗帜一样,音乐频道的文化属性也会探索出自己合适的表达方式和发展机制。从一年的开播情况看,它在逐渐建立自己的受众群,或说受众阶层。但是就目前的整体状况看,我们面前的问题仍然是媒体人和制定频道发展策略的人是否对音乐文化的精神内涵有真正的理解,是否具有音乐生态的整体发展概念,是否能够对音乐文化具有更多的人文追求,是否寻找到高层次、高文化,更符合音乐艺术规律的传输手段和方法。
科教频道传输高文化节目的成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也对大众传播媒介最具有强劲传播力的电视的媒体文化特性做出了进一步解释。即传播媒体并不因为其具有进行大众传播的便利和权力,就只能在通俗和流行的文化层面上进行传输活动。它不仅具有传输高文化的能力,关键在于它能够运用电视手段将高文化解码(编辑)成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向大众进行有效的传输。正是基于这个经验,我们对音乐台下一步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认为音乐频道目前所建立的栏目整体设计框架体现着媒体良好的愿望,力图将我国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汇集一堂,特别是为久已因收视率的问题而被电视忽略的文化含量高的音乐打开了窗口。虽然在编播的方式上还略嫌粗糙和呆板,但毕竟已经开始。这一开始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音乐生态的两极缺失有了补救的可能,就像植树一样,必须先有一块地,才能种植各种各样的树以保持生态平衡。
还应该看到的是,音乐频道实际上正面临着两个问题的考验:其一是能否在观念和实际操作上实施中国当代音乐文化整体发展的生态平衡;其二是能否寻找到适当的适合音乐这种具有独特艺术语言的电视传播手段。前者要求具有前瞻性的发展眼光,后者需要敏锐的视听结合的艺术感受力和创造力。二者的共同点是如何运用现代传媒在复兴华夏民族的音乐文化精神的前提下实现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发展。这里核心的核心是媒体人自身对音乐文化的理解和修养,是作为媒体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即是否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对华夏文化的现状具有危机感。
科教频道和音乐频道的开播实践,已经显示出大众传媒在文化开拓上的能力。可以看出,不同专业性频道的开播实际上所发展和适应的是阶层文化的需要。我认为,阶层文化的平衡发展是一个民族文化生态的保障,收视率应该按照阶层文化在社会上的占有率来考虑。科教频道的收视率在2004年是0.45%,但是要看到它的受众是对社会有影响的人群,是可以产生波形外辐射的影响力的。
21世纪的中国的确显得春风满面,我想中国的音乐文化理应从中获得新的发展契机。
(曾田力,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参见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第23页。
(2)参见《文艺对话集》,第304页。
(3)参见《论语》泰伯第八,据何晏《论语集解》本。
(4)参见《孟子》尽心章句上,据商务印书馆景印宋刊本。
(5)参见《史记·乐书》,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6)《广播音乐论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中冯明洋的《当代广播音乐的文化建构》中提供了1923年和1924年由美商和与美商合办的最初的中国广播资料,以及1927年出现的完全由国人办广播的广播资料。这些资料均显示,音乐在广播的最初始阶段即成为内容之一,诸如最初是音乐、消息,后是新闻、音乐、广告、市场情况,等等。
(7)参见《影视文化前沿》(上)中彭吉象的文章《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民族影视艺术》,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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